商会史作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起步，迄今不过30余年，学术成果却极为宏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就是其中涌现出来的以商会史研究享誉学界的史学名家。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曾说，商会研究是其安身立命的课题，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对于他的学术脉络与研究实绩，魏文享撰文评述道，朱英以“商人与世变”之大历史视角，探讨商人社团、商人心理、商人政策、市民社会、社会群体等问题，锦篇绣帙，遂成大观。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常被“贬之曰末务”，商人则被“贱之曰市侩”，长期背负着锱铢必较、唯利是图的污名。及至近代，商人仍屡遭讥讽，被指责为“在商言商”，对民族和国家存亡漠不关心。商人之真实政治面貌，被严重遮蔽而难以为今人所公允认知，商人政治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也难以为今人所知晓而得到应有之对待。那么，近代商人客观真实的政治面相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朱英教授在新作《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一书中要探讨的重要主题。他从商人主体视角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路径，依据史料，揆诸史实，为我们拨开层层历史迷雾。
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学术中国文丛·历史学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12月
观念嬗变：从经济联合到政治爱国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政制鼎革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剧变，新式商人团体商会于清末应运而生，商会的组织程度得到空前发展，商人群体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并开始借由掌控的舆论工具，不断宣示商界的各种“论说”，以展现自己的思想认识与见解诉求。朱英在本书第一章即对商界“联合”“爱国”“政治”“实业”之诸种论说进行条分缕析，首先从观念考古的角度进一步廓清清末民初商人思想之重要变化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艰难发展，商人阶层力量不断增强，但“商情涣散，而又动辄倾轧”，同时面对外国资本日趋严重的渗透压迫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商人如何自处、商业如何发展、诉求如何传递、利益如何保障以期达到救己救亡救国，就成为摆在商人们面前不得不应对的紧迫课题。
近代商人新的自我认知与近代群体意识的萌发，推动商人首先在组织观念上产生新的变化：实现个体或地方“联合”，由涣散不群走向合力合群，成为商人们的自然新主张和变革新希望。除了清末扶持商业的经济政策、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者规模的壮大等因素刺激外，朱英指出，商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商人在合群与联合思想指导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商会的成立，由此揭开了中国商人发展史的新篇章，商人开始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力量。而商会本质上作为一种经济团体，其首要和主体职能是维护商人整体利益，发展民族工商业，如虞和平在《商会史话》中概括的“联商人、保商利、振商业”，这也反映在商人对实业地位与作用、商法之重要、商业信用与道德、开商学兴商智等发展实业问题的全新认识上，体现出近代商人经济思想的变化与提升。诚然，作为商人，始终以经济与利益为本，这是由商人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催生了商人“联合”“合群”的理念，也促使商人政治观念的逐渐发展和爱国思想的不断萌发，意识到危难之秋下自己必须担起的重要政治使命。并且，清末之际，随着商业发展与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商人被社会呼吁要承担起更多救亡图存的重担。朱英指出，商界人士认识到爱国与联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爱国必须联合，否则力量有限而难以有所作为。进一步地，商界还将政治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结合在一起，公开宣称“吾国人民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表达对变革专制政体的强烈愿望，并寄望“国与民合，则国家即人民，人民即国家，互相依倚，互相联属”，显现了商人具有近代意识的国家观念与国民观念，折射出当时商界全新的政治理念和爱国思想。
朱英从清末民初为数众多的商界“论说”切入，深度挖掘商人群体思想的渊源及其变化，揭示出商人为适应时代要求所进行的思想调试，从侧面反映了近代商界前所未有的思想新趋向，如过去所没有的合群思想与时代使命感，初步产生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等，而思想的转化又与商人的政治参与及其他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并最终呈现出商人在社会政治参与过程中思想与行为的复杂关系和多重样貌。因此，朱英首先十分富有洞见地观察到了近代商人社会政治参与及其具体实践背后的思想动力。
清朝的商人
在商言商：近代商人的群体共相
在商言商是传统商人社会当中流行的口头语。作为商人信奉的一条重要原则，它也是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思想与行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关键词。朱英认为，它在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出现、流传和产生重大影响，可以看作是新兴商人群体产生，并从传统的四民之末跃居为新兴民间社会主导力量的集中反映。
然而新生的商会或近代商人群体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政治责任感比较淡薄。孙中山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此曾感慨：“吾国商人鲜留心政治，孳孳营业以求发财，以为国政与商无涉，不知国政之良窳与发财有极大关系。”
对于商人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朱英指出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是从政治环境看，清末政府鼓励成立商会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因此商会被严格限制在商业范畴内行事，要求商会“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二是从历史渊源看，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封建专制之下，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缺乏必要的参政议政能力与热情，尤其是在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下，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基本没有政治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三是从现实利益看，绝大多数商人的独立性仍然较为欠缺，即便是作为近代中国商人实力增强和地位提高主要标志之一的商会，很大程度上是清末政府经济政策的产物，对官府存在天然的依赖性，难以避免地受制于政府，不愿与官府在政治上发生冲突，更自然而然地主动宣扬在商言商以求认可庇护，“中国虽成立商会，而事事皆仰成于官，断无久能之理”。
朱英通过宏观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表明，受在商言商的束缚，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在商言商也确实经常成为商人拒绝参加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保守、反复甚至转变的最常用似乎也是最充分的理由，显现出大多数商人在商言商的保守性与逐利性，对此梁启超曾做出“中国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的评价。1910年的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前，有的商会领导认为国会请愿之事超出了商务范围，商会不应参与。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准备武力讨袁，汉口总商会发布通电一方面口头上标榜在商言商，另一方面则用在商言商的幌子反对讨伐袁世凯，抵制革命，以免战事再起而影响市面恢复和商业发展。朱英还以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为例，指出更有甚者在商言商还成为某些商界要员行乖张举措、推卸政治责任的托词，以致引发工商界内部和社会舆论的普遍不满和谴责。
虽然，清末民初商人的政治观念有所增强，但在商言商仍然是制约商人政治意识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始终阻碍着商人的政治参与实践。朱英刊文强调，近代中国的商人无论是求稳还是求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都是出于经济目的，较少为了追求政治目标。商人害怕社会动荡，寻求稳定，无非是担心商业经营不能正常进行，导致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即使是求变，甚至包括支持和参与政治方面的变革，商人也常常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困境，使商业获得发展。冯筱才在《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中也曾指出，商人逐利乃自然之事，除非有成熟且安全的政治参与环境，否则要商人冒着业产荡尽的风险来投身政治，无论是出于真诚理想，还是投机心理，从者必然寥寥。因此，从“共相”的角度看，对20世纪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史而言，可能在商言商仍是一种更稳妥一点的归纳。
在商不言商：变局之中的利益权衡
在谈及中国近代商人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时，有关论者一般都会提及在商言商，并且大多是给予否定性评价。但是，朱英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在商言商，而是穿透了其背后的丰富含义。他指出，在某些特定场合和事件中，在商言商又巧妙地转变为商人逾越商事而进行干预，以及表达诉求和实现权利的依据。
朱英仍然依循实证路线进行分析，说明民国初期商会以组织形态方式，用“在商言商”之名参与政治活动，最直接的即是参与与商业相关的商政。例如，在争取国会议员选举权和议席过程中，商会提出商界于国家负担已多，但享受权利甚少，如果商人没有参与议政，则无法向政府陈述商情，进而要求参与商政，但不过问商政以外的国政。此外，在商法的制订、商税的改良、反抗政府对商会的限制等方面，商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制衡政府的不良商政，维护商人切身利益。虽然实质上依然是在商言商，但也可以看出在商人争取参政权的过程中在商言商的积极作用，商人在向“在商言政”转变。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商人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以及民族危机的持续加深，商界内部开始对在商言商进行检讨和反省，在商言商的藩篱被进一步突破，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公共政治生活。《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称“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1923年上海县商会通告指出“我商人处此危急之秋，倘仍在商言商，置国事于不问，恐巢覆卵破无立足地矣”，商界内部明确宣称要摒弃在商言商这一信条，并将此提升到生死存亡的更高程度。
这样的反省也促使商人在政治参与与权利争取上更加深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大小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商人也深受其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海总商会率先提出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不仅得到全国商界的响应，而且赢得社会各界支持，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并逐渐发展为各界共同努力的一场政治运动。1923年，上海总商会意识到“现在中国纷乱已极，无一可赖之机关，将来一切重任，全视各省商会之举动若何”的国家混乱现状和自身重大责任，甚至直接领导了反对直系军阀曹锟企图非法当选总统的民主政治运动，公开与政府和国会决裂。朱英强调，这是商会直接僭越在商言商的政治举动。
不仅如此，同年，上海总商会还史无前例地成立其会员组织——民治委员会，声称在中央政府中断期间，由其行使国家外交权利、管理国家财政和监督各省行政，并且最终目标是组织实现一个为民办事、为民所管的政府。朱英认为，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参政议政，而是要直接行使政府权力，不仅是“在商言政”，甚至是“在商行政”了。商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语言”，试图通过干预政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其政治独立性、自主性有了显著提升。
由此可以看出，商人参与政治实践的热情与主动性不断提高，其渗入的范畴和深度亦是不断扩大、增强，商会积极开展的社会政治活动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实际上商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跳脱了在商言商的窠臼。马敏在《商人精神的嬗变》中也指出，民国以后，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商言商基本不再是一条商人必须信奉的政治原则，而流变为一些商人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或幌子。
总体上，朱英认为，清末民初，在商言商的理念曾经是妨碍近代中国商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之一，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与此同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在商言商有时又成为商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反对政府实施压抑商人政策的正当理由，并且在实际运用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商人“言商”位移为“不言商”。由此，在商言商与在商不言商共同构成了近世中国商人的双重政治性格。但本质上，商人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与行动，主要还是出于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目的，朱英强调这正是“商人政治”的一大特色：商人的在商言商，并非指不涉政事，而商人的不言商，主要是从“商”的角度论政治涉政事，是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基于现实环境变化和切身利益，作出的综合权衡与行为抉择。
开辟五口通商后的广州
双面商人：难以挣脱的政治怪圈
对于中国近代商人的这种政治双相，透过个案研究，惊异于它们能够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更显示出近代中国商人政治性格的复杂性，既有总体的共相，亦难掩个体的殊相。朱英通过解读近代上海“钱业巨子”秦润卿抗战期间的日常生活和日记发现，他既有超越一己私利而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又有对时局的消极、失望与悲观。更典型的，冯筱才在《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中考察近代巨商虞洽卿后指出，当虞洽卿代表商界共同利益向政府提出诉求时，为了保护个人商业利益避免受到政治侵害，他亦可能与普通商人一样在商言商。但是，当政治动荡之时，为了自保或谋求商业利益，他也有可能主动接近某派政治势力或某位政治要角，商人“政治参与”或“政商化”的特性便显性化表现出来。这也提示我们，“共相”与“殊相”经常交织缠绕于历史主体之中，并且是流动的，在分析时便要格外关注这些不同面相之后蕴含的历史背景、行为动机，甚至是态度的反复、转变，否则极容易陷入片面和偏狭。
因此，正如朱英所强调的，近代中国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变革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转换，其作用与影响错综复杂，不能脱离具体情境、具体事例简单地予以一概用肯定或否定统而论之，必须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于此，我们亦可以看出朱英深受章开沅先生“社会历史土壤学”观点的影响，既关注历史大场域，又着眼事件小语境。
关于近代中国商人这种多面政治态度行为的更深层次原因，除了朱英在书中论及的社会变革、商人观念、商人心理等综合因素外，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从传统政治机制和经济结构角度提出的观点或能给予另一面向的思考进路。他认为，近代中国商人虽然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但始终面临着两难处境，这与中国古代商人的政治境况基本是一脉相承的。在古代，大一统的局面和恤商、重商的政策，这本是商人企盼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最佳格局。但是，在中国近两千年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中，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贯穿始终。因此，中国商人一直陷于大一统与恤商政策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直至近代，中国商人的这种处境仍无改观，要么是专制的大一统政权，要么是军阀割据，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商人的政治地位居于四民之末，虽然可以以末致富，甚至富垺王侯，但商人自卑心结难以根除，又陷入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因此，多数商人不得不“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或转入地主层次，或培养子弟读书，转入仕的行列。在这种似乎难以挣脱的政治怪圈的笼罩下，商人把对权力的崇拜与仇视交错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这双重的两难也影响了商人对社会政治的复杂心态和行为实践。
除了对商人政治性格特征的透视剖析，朱英在新作中还对近代商人关于“辛亥”的记忆进行建构与阐释，再现其民国“印象”；对商会独特的“联动”机制进行揭示，窥探近代商人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对清末商会的选举制进行论证，探讨投票选举这一先进制度在近代中国的率先尝试；对30多年商会史研究的缘起、理论、方法、发展进行宏观总结，就未来商会史研究前景进行展望。朱英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力图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全面、真实地整体描摹近代转型时期中国商人群体的观念、心理、组织与行动，祛除传统学术范式尤其是政治话语体系中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定性，力争既不溢美亦不讳过而予以客观描述和评价，无论是在切入视角、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观点论证，还是价值成果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既有学术史的意义，又有方法论上的启迪。
T.G.威廉斯在《世界商业史》中说：“商业史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立存在的方面，它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并为其作注解。”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政治的多重互动，既形塑了近代商人的复杂面相，也留下了激荡历史的生动注解。在此意义上，朱英的新作不仅以历史的冷静笔触书写了近代中国商人的群像、个体及其相互交织，也从商人的特殊视角勾勒出一条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运行线索，为观察近代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