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传）《伏生受经图》，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诗人诗里的小人物
垂名史册的大诗人也会有在历史上不那么出彩的“普通”朋友。十分幸运的，他们的名字因大诗人的诗歌而为千载后的我们得知。然而，他们在当时的具体身分，又做了哪些事，后人也并不关心，有时即使关心，也只能是从这留存下来的寥寥数首诗歌中寻觅一些蛛丝马迹罢了。但是，中国诗歌是一种讲究意思含蓄、语言典雅的艺术，这些蛛丝马迹往往也不是那么直白，还需要人们进行一番寻幽讨秘方知大概，有时还会产生误会。
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集中，有《慕容承携素馔经过》《酬慕容十一》二首，让我们知道了王维的朋友名册中，尚有慕容承这么一位。从这两首诗中，我们知道，这位慕容承行十一，是王维晚年劫后余生之中所交的好友。今人注王维《酬慕容十一》一诗，似还认为这位慕容承在晚年曾去过塞北。《酬慕容十一》诗云：
行行西陌返，驻幰问车公。挟毂双官骑，应门五尺僮。老年如塞北，强起离墙东。为报壶丘子，来人道姓蒙。
诗歌应是王维出游回程途中，顺道探访慕容承时所作。陈铁民先生《王维集校注》注第三联“老年如塞北，强起离墙东”时，释“如”为“往”，释“塞北”为“泛指我国北部地区”，又引《后汉书·逢萌传》“避世墙东王君公”的典故，并云：“二句谓慕容氏值老年时复强起出仕。”（中华书局，1997年）其他一些今人对王维此诗的注释，也大多参考了陈先生的说法，认为慕容承曾于晚年到塞北当过官。
《王维集校注》
那么，慕容承是否真的去过塞北呢？也许并没有。或者说，从这首诗中看不出来。今人对这句话的解释，其实是一种误读。明人钟惺《诗归》对“老年如塞北”一句有评语云：“比衰鬓似秋天皆远胜之。”则释“如”为“似”，认为此句是一个新奇的比喻：将人的老年比作萧条、衰飒的塞北之地。如此解释，似乎比释“如”为“往”，在表达方式上更为精妙。而从意思上来说，此联若解释作写慕容承也有些不妥：此处“强起”应解释为“勉强而起”，称对方的出仕为“勉强而起”，也未免有些太不恭敬了。其实，这句话应解释为诗人的自况。该诗的后四句实际是对慕容承“应门五尺僮”说的：我年老体弱，犹如衰飒的塞北之地，如今勉强离开隐居的墙东，来探望朋友。还请你通传一声，告诉慕容承是他的老朋友来了。（最后二句又将慕容承和自己比作道家人物壶丘子林与庄子，揭示二人志同道合的友情。）
把这句话解释为自况，另有一证，即“强起离墙东”这句话所用《后汉书·逢萌传》中的典故：王君公遭乱不去，“侩牛自隐”，人称“避世墙东王君公”。诗人用典，以古人比况今人，除了古今二人在行事上有共通点之外，尚须在姓名或身分有暗合之处，方可称巧妙。此处王君公侩牛自隐与王维晚年隐居的情况类似，而且其姓氏也正与王维暗合，以此自况，不亦宜乎？
顺带说一下此诗的最后一句，“来人道姓蒙”，历来注家都认为是用了庄子的典故，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都知道，庄子姓庄，何来“来人道姓蒙”之语？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后人也多有称庄子为“蒙庄”“蒙庄子”的，或因之诗人称其“姓蒙”。清人赵殿臣《王右丞集笺注》则认为，“姓字疑是住字之讹”，他的家乡在蒙，如此，则自然是“住蒙”而不是“姓蒙”了。这其实也只是效宋人之故智罢了，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三“东坡用西施事”载：
东坡诗曰：“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姓西。”赵次公注：“按《寰宇记》：‘东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旧姓西’，坡不契勘耳。”仆谓坡公不应如是之疏卤，恐言“旧住西”，传写之误，遂以“住”字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问新旧？此说甚不通。“应记侬家旧住西”，正此一字，语意益精明矣。
《王右丞集笺注》
以西施不姓西而居在西，故疑姓为住字之讹，与赵殿臣语如出一辙。然而，诗歌原不是严谨的人物传记，不需要把一个人的姓名、身分说得那么准确，因着“蒙庄子”的称号，说一句“姓蒙”也无不可。后世注家硬要说其误“住”为“姓”，反而是太过胶柱鼓瑟了。
一首诗的不同形态
《全唐诗》卷三三载题作初唐诗人刘孝孙诗《赋得春莺送友人》：
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翅掩飞燕舞，啼恼婕妤悲。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
下有小注：“一本下四句倒在上。又作贺朝诗。分作二首。”同书卷一一七贺朝名下又有《赋得春莺送友人二首》：
翅掩飞莺舞，啼恼婕妤悲。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
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
将该诗又分为两个绝句，第一首为后四句，且首句“飞燕”作“飞莺”；第二首为前四句。正是卷三三小注中所说的：“又作贺朝诗，分作二首。”而“一本下四句倒在上”的形态，则不见于《全唐诗》而载于《文苑英华》卷二八五：
翅掩飞莺舞，啼恼婕妤悲。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
题贺朝清所作，为《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分题组诗五首之一首，其余同赋之人有刘斌、许敬宗、杨濬、刘孝孙等。一首诗分作三个不同的形态，作者、体裁、诗句顺序都不尽相同。
若以记载文献的早晚来看，《文苑英华》中所记自然更早，且对该诗的来龙去脉也稍有记载，似乎应是该诗比较原生的形态。而《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组诗五首中已经有刘孝孙《得游人久不归》一首，似不当又赋一首。贺朝则又为睿宗时人，与贺知章、包融等人齐名，与同赋的许敬宗、刘斌等为隋、唐之际的人物有着时代的差异，则作者乃贺朝清亦较为合理。如此，该诗似当以《文苑英华》所载为确。因此，今人重新理董唐诗，也多以《文苑英华》所载的形态为准，如周勋初、傅璇琮等人整理的《全唐五代诗》卷一三贺朝清名下，即据《文苑英华》的文本收录该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全唐五代诗》
不过，《文苑英华》所记载的这种形态也并非没有疑问。《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五首组诗的其他几首，虽是初唐时期的诗歌，平仄、粘对规律虽不能完全合于后世律诗的体式，但已具雏形。尤其是中间二联，都是对仗的。只有这一首，却变成了一、四二句对仗，二、三两句反不对仗，颇为古怪。倒是《全唐诗》卷一三记载的这首，“颠倒”了《文苑英华》所载，符合了中间两联对仗的规律。
有了这个疑问 ，再审视《全唐诗》卷一三中的那首诗的形态，越看越像，越觉是该诗的正确顺序：此诗是一首摘取古人诗句的“赋得体”，虽然隋唐之际的“赋得体”，不及后世的应制、试帖“赋得体”诗那样存在严格的格式，但其实也已有写法上的窠臼与陈套：一般来说，四韵及以上的“赋得体”诗，前两韵皆须对所赋诗句进行一番描述和概括，其余诗则是对所赋诗句的引申。此诗“流莺拂绣羽”正概括“莺”，“二月上林期，待雪消金禁”为“春”；“衔花向玉墀”为“送友人”。此四句置上，似更符合一般“赋得体”的写法。而“飞莺”作“飞燕”，亦与下句“婕妤”对仗更为精妙。（按，此处傅增湘《文苑英华校记》校影宋抄本，正作“燕”字。）如此，《文苑英华》所记该诗的文本形态，反而是倒错的了。
《文苑英华》一书为宋初官修大型诗文总集，书成于众手，编纂时亦难免有不少错讹之处。南宋彭叔夏即撰《文苑英华辨证》一书，专门指出该书中用字、篇章离合、作者等问题，凡十卷二十一类。可知该书收录的诗文，虽有许多为现存的最早出处，颇具文献价值，但亦有不少疏误，不可全以为据。就该诗来说，从诗歌的写法与体式看，《文苑英华》所记载的形态就颇有问题，《全唐诗》的编者，或以理校、或有别本所据，所记载的文本形态反是更为可靠合理的。
因此，这首《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中的“赋得春莺送友人”诗，作者应从《文苑英华》作贺朝清，而文本的正确顺序，当据《全唐诗》卷一三“刘孝孙”名下的版本为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