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唐碑宋帖一直是古人书斋中不可或缺的收藏。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继之前与上海图书馆合作，成功精印了馆藏龚心钊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后，又与嘉树堂携手，以下真迹一等的标准，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善本碑帖，首批问世的五种《汉孔宙碑》、《吴天发神讖碑》、《唐麓山寺碑》、《瘗鹤铭》、《北魏郑文公下碑》，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足以展现嘉树堂乃至当今民间的碑帖收藏水准。
唐碑宋帖一直是古人书斋中不可或缺的亮点。明人屠隆所著《考槃余事》是了解我国古代文人书斋文化的必读之作，犹如一部关于文房清玩的小型百科全书，将当时士子喜好的文房用具分门别类、逐一介绍，在其章节安排上就可以看到作者对不同类别文玩器物的等级品第观念，其中版刻书籍作为文人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品被排在第一卷，而紧跟书籍之后列为第二卷的，不是笔、墨、纸、砚或者书画、金、玉等，而是今天被称为黑老虎的碑帖拓本。屠隆如此解释：“聚玩家评宋之书帖为最上珍品，以铜玉耐久而书帖易败耳。兼之兵火销铄，或散落俗家，用以覆瓿黏窗，劫会业逢，不知其几，故得之者当宝过金玉，斯为善藏。”不论书籍还是碑帖都以纸张为载体，而纸张的脆弱易毁，使其能保存下来非常不易，尤其是早期善本更为难求，因此成为了重要的文房清玩。
收藏碑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近代，晚清以后，仍活跃着相当一批碑帖收藏大家，端方、罗振玉、方若、张效彬、朱翼庵、蒋祖诒、吴湖帆、孙伯渊、戚叔玉、陈锡钧等，代表了当时碑帖收藏的风气和水准，而此时，善本碑帖的价格可敌宋元法书绘画，远超过一般明清名家书画。这些名家藏品很多现在都已进入各公家机构，如前几年故宫举办的“欧斋墨缘”朱翼庵捐赠碑帖展，朱氏所藏几乎占据了故宫善本碑帖的半壁江山，吸引了很多关注。
而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间碑帖收藏群体锐减，收藏家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人收藏趣味随着时代转移而变化，如曾经作为知识唯一载体的书籍，科举制度消失，知识结构变化，印刷技术变革，时至今天，一般读书人家中有线装古籍者已不多。碑帖也难免类似遭遇，作为书法范本的功能早已被价格低廉的印刷字帖取代，拓本从以往寻常文人书斋的必备角色，渐渐沦为小众收藏品，在连知识都不受重视的年代，甚至被用来制作鞭炮、纳鞋底。其次，不像其他品类的艺术品如书画或者文房杂件，即使不了解背景内涵也能悦人眼目，碑帖的收藏门槛相对高，不仅需要懂得书法，还需要历史、文学、文字学、版本学等综合修养，随之而来，一部分文史学者成为了碑帖拓本的收藏者，限于财力，他们虽然懂版本，但不追求版本的早晚和稀有，往往把着眼点放在碑帖拓片的文史价值上，以启功与施蛰存先生为代表，包括再早的鲁迅；或者走向专门的类别，如容庚的历代刻帖拓本和周道振先生的明代吴门书家刻帖等。而那些流传有序的善本碑帖，对于多数人来说仍然可望不可及。虽然碑帖存世量不小，近几年关心和收藏碑帖的爱好者也有增多之势，但如同金字塔，存世绝大多数是较为晚近的，真正处于塔尖够得上文物等级标准的早期拓本，大部分已深藏公家，罕见天日，民间可以流通的数量其实十分有限，一旦出现，价格高昂，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碑帖收藏的传统出现了断层。
《瘗鹤铭》
《瘗鹤铭》
所幸的是，仍然有人在关注并涉足善本碑帖收藏，学者之中，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帖学举要》、《崇善楼笔记》、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杨震方《碑帖叙录》等使碑帖赏鉴之学不至于成为绝学，近年以上海图书馆碑帖专家仲威先生为代表，通过一系列的著作、文章和讲座，大力推动了碑帖收藏的普及。而在民间收藏领域，也有既具备财力也拥有眼光的藏家投身善本碑帖收藏，如美国安思远从海外拍卖得到的十余件顶级碑帖1996年曾一起亮相于故宫，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为利氏北山堂捐赠的碑帖举办了“北山汲古”主题展览等，均成为一时焦点。而以笔者有限的交游范围中，也有几位专注于这个“偏门”领域并已有卓越成绩的，如小残卷斋主人孟宪钧先生、日本碑帖研究专家伊藤滋先生都是景仰已久的前辈，而沪上嘉树堂主人陈郁先生则是近年格外活跃并引人注目的碑帖收藏家。
我与陈先生相识颇晚，记得数年前在上海的一些古籍拍卖会上，便常见到一位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士，很少与他人结伴，不论是重头拍品，还是不起眼的，但凡与书画有关的文献、碑帖、印本都在其关注之列，举牌频频，且往往志在必得，只好暗自期望自己瞄上的拍品不要与他撞车。后来知道他就是嘉树堂主人，再后来就常常从一些碑帖收藏圈的师友口中听闻其收藏故事，在微信上关注了公号，看到陈先生不断将自己收藏的珍贵善拓小规模精印出来分赠同道，又从《书法丛刊》等杂志上不断见到他撰写的考证文章，其专业程度不由令人心生佩服。
作为旁观者，无疑对陈先生的学识背景和收藏理念最感兴趣。记得去年11月1日的《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发表了一篇访谈《仲威谈碑帖收藏风气的古今断裂》，文中最后就有仲老师对陈郁先生的推许，将其作为当今碑帖收藏界能接续传统，又能拓展新领域的代表，总结为“收藏不忘研究、研究不忘著述”，窃以为十分精辟。研究和著述的能力，无疑与陈先生曾多年从事经济研究的学术背景有关，而其收藏碑帖的热情与投入，离不开之前对其他品类如书画扇笺的成功经验积累。足够的收藏热情，冷静的市场判断力，必要的实力保证，还有不断学习和钻研的学术能力积累，集合于一身，才能使陈先生从收藏家中脱颖而出。
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身为来自民间的收藏者，正因不在体制之内，了解体制外研究的不易，他愿将自己的收藏公开，以发行出版的方式，让更多同道和广大爱好者能接触了解这些瑰宝秘笈，从而也有机会参与研究。“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虽然是一句喊了很久的口号，但公为私用已成积习，离真正践行，路阻且长。所幸一批当代收藏家已开始具备这样的意识并付诸行动，书画领域的香港近墨堂，印谱领域的松荫轩林章松先生，以及嘉树堂陈郁先生，都走在了前列。
近日欣闻，上海人民出版社继之前与上海图书馆合作，成功精印了馆藏龚心钊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后，又将与嘉树堂携手，以下真迹一等的标准，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善本碑帖，首批问世的五种《汉孔宙碑》、《吴天发神讖碑》、《唐麓山寺碑》、《瘗鹤铭》、《北魏郑文公下碑》，每一本都可圈可点，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足以展现嘉树堂乃至当今民间最高的收藏水准。
书影
其中《汉孔宙碑》明初拓本，是曾收录于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的著名善本，张氏作为民国琉璃厂庆云堂执掌人，经手的海内善本无人可比，而称此本为平生所见《孔宙》第一。同时也是金石碑帖研究收藏大家东武王氏三代旧物，因末页有“陆治”、“包山”二印，或以为明人陆治曾藏，被认作宋拓，然陆氏传世书画中未见同例，恐为好事者所添。其纸墨黝黑沉厚，与一般旧拓精神迥异。名家题签、题跋累累，如清同光间王懿荣之子王崇烈、篆书名家胡澍、晚清罗振玉、郑孝胥等大家手泽汇于一册。此册经民国《东方杂志》刊载的《诸城王氏金石丛书提要》著录后就消声遁迹，久不闻所在，一直到2014年嘉德四季拍卖中忽现，方知一直密藏于民国海上题襟馆成员丁念先（1906-1969）念圣楼，后随丁氏漂泊宝岛大半个世纪。当时保管未善，虫蚀累累，一度险遭冷落，被一位圈内行家友人竞得后重加整治，复还旧观，今辗转入藏嘉树堂，此可谓藏家之幸，也是古物之幸。
《汉孔宙碑》
《吴天发神讖碑》是我国古代碑刻中的奇品，立碑缘由已奇，三国时吴国孙皓实行酷政，民怨人愤，孙皓不思变革，反而利用迷信编造天降灵符祥瑞之类的谎言愚弄百姓，改元天玺并立此碑，立碑后四年吴国即亡。此碑书法最称奇异，托名皇象、苏建，皆无实据，以隶法写篆字，方笔厚重，如折古刀，收笔出尖似倒韭，成为独树一帜的天发体，对后世影响很大。此碑经历也称传奇，宋代即断为三截，至清嘉庆十年因尊经阁刷印《玉海》不戒于火，与书版同遭回禄之灾。因此原石拓本稀少，而翻刻颇多。嘉树堂此本嘉庆以来流传有序，晚清民国时曾归秦淦。由无锡人秦文锦（祖永之孙）、秦淦父子在上海创办的艺苑真赏社，堪称碑帖业界传奇，不仅收藏、影印碑帖，还参与作伪。近日始由马成名先生揭露，秦家售与日人的五本所谓安国宋拓石鼓文及两本泰山刻石，均是以当时“高科技”伪造，其中累累安桂坡题跋，实皆秦家人捉笔，内行作假，欺骗性就更高。而秦氏经手的善本碑帖确实数量不少，不乏珍稀孤本，最著者莫过《张黑女墓志》。近年秦家后人陆续散出旧藏，其中《天发神讖碑》旧拓就不止一本，除嘉树堂此册，笔者还曾在藏家友人处见到一本，同为秦淦所藏，纸墨考据难分伯仲，而且“吴郡工陈”四字两本均缺失，宋人刻跋两本都仅存胡宗师一跋，无石豫及明嘉靖耿定向跋，仅剪裱行次有别。按今故宫藏传宋拓罗振玉本久闻于世外，明拓本尚有上图赵烈文本、故宫张介侯本、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刘世珩本等。而存于民间的《天发神讖碑》善本，曾寓目的有启功先生题跋的何元锡本、邵茗生本（存半）、安思远藏曹仲经本以及秦淦旧藏的这两本精拓。墨色或浓或淡，各见精神。
《吴天发神讖碑》
唐代李北海《麓山寺碑》北宋未剜本，则堪称嘉树堂收藏唐碑中的翘楚，同样是著录累累，煊赫海内的名本。碑石质不佳，宋代就开始剜挖字口，南宋剜后拓本精神相去甚远，除“搜”“闱”二字剜失，更缺“别乘乐公名光”等字。而现存世北宋本仅知有五，其中何澄藏灵岩山馆毕氏本今在苏州博物馆，八十年代曾影印，笔画肥壮，时代最早，惜有缺字不全。其次嘉树堂藏赵世骏（字声伯）本、翁万戈藏翁同龢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董月溪本及台北故宫清宫旧藏本，均为“搜”“闱”未剜本，除台北本外皆存“别乘乐公名光”（董本缺别、光二字），而何本、翁本与董本公布均晚，故长期以来，赵世骏本一直是《麓山寺碑》善本的标杆，曾长踞天下第一的地位。民国有正书局珂罗影印后，原件1931年流入日本三井听冰阁，后归二玄社高岛义彦先生，其间又因水灾受淹几废。据侯刚《<麓山寺碑>拓本的辗转奇缘》介绍，是经启功先生联络，延请张彦生之子装裱家张明善先生妙手修复方得重生。如今此本终从海外归来，阔别近九十年，又能向国人展现风姿，而当年受托并感叹“此一册也，辗转离合，奇缘有如此者”的启功先生，如知此结局，应大觉欣慰吧。
《麓山寺碑》
《麓山寺碑》
北魏名品《郑文公下碑》与《孔宙碑》一样，同为丁氏念圣楼旧物。《郑碑》对清代碑学书法的影响自不必赘言，被誉为魏碑圆笔之宗，叶昌炽那句“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的至高评价，指引多少碑学大家由此得窥门径。此姚茫父珍藏佳本，乃未洗石剔藓前所拓，笔画饱满丰润，皮纸粗工，反而呈现出石面起伏不平的质感，如有薄雾笼罩之美感，与洗石后精拓本意趣迥殊，当为乾嘉之际桂馥、阮元等重新访得后的早期拓本。
《郑文公下碑》
《郑文公下碑》
此次出版的《瘗鹤铭》则是2019年北京中国书店海王村秋拍“存精寓赏——孟宪章先生旧藏专场”中的焦点，此碑本身是史上最富传奇的摩崖石刻，自宋代开始进入世人视野后，丹徒焦山上这场关于养鹤葬鹤、撰铭书刻的文人雅事，赋予了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关于它的作者始终围绕着巨大的谜团，从东晋王羲之、南朝陶弘景到晚唐皮日休等，时间跨度之大，反映人们对书法、文学的时代风格认识差别之远。在版本鉴别方面，传统皆以中上石“遂”“吾” “相”等字是否泐残或剜失，作为判别水前本的标志，嘉树堂此本存字均符合条件，而且“遂”字走之长捺尚可见拼接错位的痕迹，反映此处石面虽已有裂但尚未缺失，是研究碑石演变过程的重要实证，在传世拓本中，具有不可多得的版本价值。
《瘗鹤铭》
行文至此，不由回想起2011年五月，笔者曾为考察《阁帖》版本专程前往北京，初次拜访妙鉴斋并求助碑帖收藏前辈孟宪章先生，当时此《瘗鹤铭》恰在案头，遂有幸得以上手展观，彼时对其也只知皮毛，唯感纸墨旧气十足，晚清金石名家张祖翼多篇长跋考证，难得一见，册末的启功先生题跋早已有结集出版，一朝面对真迹，字字娟楚秀丽，更觉赏心悦目，印象深刻。犹记孟老身体不佳，耳背严重，说话得很大声，以至常需笔谈，然而聊起黑老虎的话题就精神奕奕，如数家珍，在后学晚辈前全无保留，此本《瘗鹤铭》正是他尤为看重的藏品。孟老早年即专注碑帖，与张彦生、启功等交往密切，很多收藏均经启老鉴赏题跋。具有权威性的《中国法帖全集》《中国碑刻全集》收录基本皆公藏，私人藏品除安思远几件外，均来自妙鉴斋，其中宋拓《兰亭续帖》海内唯二，几同孤本，且可补上博本之缺，启老生前念念不忘，望能由国家保存，直至2016年终于圆满入藏故宫，而隔年孟老便溘然辞世。今日睹物思人，孟老音容犹在，不胜感慨唏嘘。而从磊龛到妙鉴斋，再到嘉树堂，能与这本《瘗鹤铭》结缘的，无疑都是每个时代最出色的收藏家。古物无言，却能如同薪火不断传递，不断见证着文脉传承的历史，这也就是为什么善本碑帖历经千年百年，仍然充满魅力的原因。
《瘗鹤铭》册末的启功先生题跋
（本文标题有修改，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