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尊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首闪亮“登场”，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是上世纪20年代流失于日本的雕刻文物，去年9月出现在日本的拍卖会预告中，后经有关方面交涉以及华人慷慨捐赠，终于在历经近百年岁月后回归祖国。
其实，去年还有一件天龙山石窟造像出现在拍卖市场，即去年六月香港苏富比拍卖会。这次冠名“博古五千”的专场文物拍卖，明清御窑瓷器、高古玉器及佛教造像是其亮点，尤其是一尊未标明年代的砂岩石菩萨立像落槌惊人，估价15-25万港币，结果以231.25万港币成交，成为此次拍卖最受瞩目的高价拍品。
香港苏富比拍卖品（Lot 436 砂岩石雕菩萨立像）
这件拍品原是天龙山石窟造像之一，是由日本山中商会经手倒卖的。笔者当时看到这一造像图片后，立刻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于是找出山中商会历年展销图录，果然，很快从一本1934年的图录中翻找到这一拍品（见下图）。
山中商会《中国朝鲜古美术展观》（1934年5月）展品之一
具体而言，这件石窟造像被山中商会运往日本公开展销，时间是1934年5月25日至29日，地点在东京新桥附近的东京美术俱乐部。这次展销会名曰“中国朝鲜古美术展观”，并事先印制了同名图录，前三天为特别招待日，主要邀请各界名流、富商及专家学者观摩，后两天为公开展销日。展品以中国文物为主，另有部分朝鲜陶瓷器等。中国文物又以三代古铜器、古玉器、石刻造像、汉唐至明清陶瓷器为主，总数多达1700余件。其中，有包括云冈、龙门、天龙山诸石窟在内的石刻造像63件，具体地讲，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佛首15件，天龙山造像17件，尚未明确出处者31件。可以说，天龙山石窟造像是这次展销会中的一大亮点。而且，展销图录上还特地刊载了两页名为《天龙山石窟》的介绍文字，并配有两张大幅照片，一张为天龙山全景图，另一张是东西两峰中的西峰远望图。这是除卷首两页前言之外，该图录配发的唯一文字介绍和背景图片，可见，山中商会对这次天龙山造像展销是何等重视，又何等“引以为豪”！
图录上重点刊登的部分展品图片页，天龙山造像占了7页，内有展品9件。苏富比拍卖的这一造像在山中商会展销图录上，编号为381，标记为“唐、砂岩石立佛像、天龙山、高三尺六寸”。该造像表情丰富，躯体衣饰线条流畅，只是由于缺失左臂与右手，在当时并非特别显眼。其他8件中，有5件是基本完好的整体造像，3件是缺失头部的造像。其中两件大型造像特别引人注目，一件是欠失头部的观音坐像（高二尺八寸五分，见以下377号图），一件是仅左手臂缺失、其他均完好的坐姿佛像（高四尺五寸，后被认定为头部非原型，以下375号图），均制作于唐代，不失为唐代佛教造像之代表作。前者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其东洋馆一层中的常设展品。去过该馆参观的人，一定会有深刻印象。
山中商会《中国朝鲜古美术展观》（1934年5月）展品中的天龙山造像
20世纪初，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所谓西域探险，沙畹、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喜龙仁等人的在华考察，都不同程度地刺激了世界诸多国家人士对中国遗迹、遗物的觊觎之心，也引发了对中国文物的收集热，加上国内奸商和不法分子的肆意盗取，致使大量中国文物遭到破坏，不少直接流失到海外。天龙山石窟可谓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典型例子，而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的跨国企业山中商会。
山中商会是由大阪一家古玩店发展起来的文物交易公司。其头目山中定次郎（1866-1936）本是古玩店山中家的学徒和入赘女婿，中日甲午开战之年，受山中家委托，定次郎远赴美国，于纽约开店发展。后在其经营下，古玩店逐渐发展壮大，并改组为山中商会，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一家举世闻名的美术古董跨国企业，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伦敦、巴黎等欧美城市及我国北京均开设有分店或办事处，至二战时期日美开战，其海外资产已积累到相当大的规模。
晚年的山中定次郎
20世纪初以来，山中定次郎曾频繁地往来于中国、日本与欧美诸国，搜购并倒卖了无数中国文物。他早期于北京做的最大一笔生意，是买下恭王府的海量收藏。清王朝覆亡后，清室及王公大臣仍不甘心，图谋复辟，恭亲王溥伟表现尤为积极，并决定“毁家报国”，把家藏宝物变卖出去，以充当活动资金。1912年，当山中定次郎在恭王府浏览了如意库、铜器库等诸多宝藏库后，被琳琅满目的宝物所惊呆。因数额之大非同一般，除书画之外，他当即决定将所有藏品全部买下，后于纽约、伦敦等地多次举办拍卖会，从中赚取了巨额资金。关于山中商会获取恭王府藏品的经过，《山中定次郎传》（该书编纂会内部发行，1939年）中也有所涉及。
于恭亲王府正殿前（右三两手插兜者为山中定次郎）
山中商会最重要的海外据点非北京分店（当时称“出张所”）莫属，该商会在世界各地经营的中国文物几乎都是由该分店提供的。与其他欧美分店不同，北京分店扮演的是大型采购店的角色，即它只负责在华收购，不在华经销。山中定次郎每年至少两次安排欧美各分店骨干到北京来采购，而且会根据各分店营销特点，不同对待。如美国畅销青铜器和石刻造像，英国人喜收藏陶瓷器等，就让各分店根据这些特点，重点选购所需。据当时在北京开设古董店的日本同行业人士回忆，山中定次郎每次现身北京，位于蔴线胡同的北京分店前，就会出现壮观场面。一大早，就有携带大小包或用人力车满载各种古董聚集而来的人排成长队，等待收购。定次郎指挥中方店员，让排队者依次将古董摆放在大长桌子上，然后由欧美各分店来的人员挑选，最后在专设的账房现金结算。其作业方式犹如大型收购站，实行一条龙服务。当时在日本同行业间，甚至盛传定次郎所谓“一网打尽”商法，即基本采取来者不拒方式，有多少要多少，而且是现金支付。这样，不仅是家藏古董的人，而且连北京内外大小古董商也都成了山中商会的供货客户，争先恐后为其征集文物。20世纪20、30年代，山中商会于日本举办的大型文物展销会或于欧美诸国主办的拍卖会，其中的中国文物大部分都来自北京分店。
山中商会北京分店
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国际性营销网，山中商会将大量中国文物倒卖到海外，以至于现在欧美和日本一些著名文博机构及其收藏，其基础的奠定几乎都与山中商会有关。
山中商会很早就涉足中国古代石刻雕像的搜购和贩卖，也是后来其主打经营项目之一。而天龙山石窟造像又是山中商会经营石刻雕像中的重点。
天龙山石窟最早进入日本人的视野是1918年。当年在华北地区实地考察的建筑学者关野贞借助《太原县志》等文献，于6月30日到达天龙山圣寿寺，在寺僧引导下，寻访到早已被外界遗忘的石窟遗迹，令其喜出望外。据《关野贞日记》可知，由于被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山寺住了一宿，第二天接着攀登寻访，并对东西两峰主要石窟做了初步考察和拍摄，回到日本后，立即将这一见闻公诸同好，同时撰写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发表在著名美术杂志《国华》上，如同十余年前（1902年）伊东忠太所谓发现云冈石窟一样，在当时的日本也引起不小的轰动。故至今日本仍有“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传说。其实，笔者早已强调，根本不存在什么“发现”之说，只是他们通过撰文等形式把这一石窟重新拉回到人们的关注视野而已。
继关野贞之后，1920年，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等先后前去考察。1922年初，在宗教大学校长望月信亨的赞助下，佛教学者田中俊逸与北京东华照相器材商店主外村太治郎，以及《顺天时报》照相部技师平田饶三人经过精心准备，携带梯子等工具，从北京出发，来到天龙山，对石窟及其造像做了为期一周的详细调查、拍摄和记录，归来后，出版了珂罗版印制和照片粘贴两种不同形式的大型图集《天龙山石窟》（内藤湖南题签），收录精美图片80枚，再现了石窟惨遭大规模破坏前的真实面貌。其实，春晚亮相的流失佛首之所以能实现回归，也多亏了这一历史图集。在该佛首即将于日本拍卖之际，我国专家学者据此图集照片鉴定研究，确认为天龙山第8窟北壁主尊佛像的被盗佛首，继而通过交涉，最终实现其回归。
田中俊逸等调查摄制图集《天龙山石窟》（1922年）
基于田中俊逸等人的此次考察，《佛教学杂志》第3卷第4期（1922年5月）还专门编辑出版了“天龙山石窟”特辑，其中，田中本人的《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在学界受到高度评价。另外，小野玄妙等学者也根据这些图片展开研究，发表了《天龙山石窟造像考》等论文。至此，可以说，天龙山石窟还基本处于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之阶段。但是，劫难不久随之而来。1924年6月，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亲自带人来到天龙山石窟，名曰考察，实则看上了长眠于此的无价之宝——佛教造像。
山中定次郎一行在天龙山
如同现在有影响的房地产商大佬，如果看上哪块地，哪块地肯定会升值一样，这位世界级美术商的到来，无疑向世间尤其是大小古董商发出一个信号，即这些早被人遗忘的石刻雕像都是可以赚大钱的宝物。尽管他当时并未直接采取收买行动，石窟造像也基本完好，但后来事实表明，就在其“光顾”天龙山石窟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里，石窟遭到空前浩劫，大多造像被盗，无数佛首被残忍地从躯体上凿去。
最早得知天龙山石窟遭劫的日本学者应该是常盘大定。为了编写和出版中国佛教史迹等文献，他本想于1925年暑假再次去天龙山考察，但因故未能成行，只好委托庆应大学中国留学生赵青誉与太原府美丽兴照相馆店主一起前去拍摄，但当他们进入天龙山石窟后，却发现石窟造像大多遭到破坏，其惨状简直令人目不忍睹。常盘大定得到他们拍摄的图片后也深感震惊，这在其与关野贞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卷）、《中国文化史迹》（12卷）等著述中均有涉及。
1926年10月，山中定次郎第二次造访天龙山，并大肆搜购石窟造像，短期内购得石佛首数十尊。与此同时，山中商会于同年11月25日至27日，在大阪美术俱乐部举办“‘支那’古陶金石展观会”，与其他美术品一起，公然将四十余件天龙山佛首等文物对外展销，甚至在当时印发的展观图录中称：“其中如学界盛传的天龙山石佛雕像收集品，为本展观会出品中最值得夸耀者。就连斯界权威学者对其内容之丰富、珍品之多亦深感惊异，作为研究资料，堪称独一无二。敝商会此次展观，以美术报国之诚心，悉心筹划，宛然有彼国天龙山石窟搬移至此之观。”可见，此种变相掠夺行为反被当做炫耀材料，而且从当时使用的“美术报国”等字眼看，其动机也昭然若揭，并非单纯出于通常所谓商人牟利之目的。
对于此次展销的天龙山石窟佛首等造像，山中商会还出版了图片集《天龙山石佛集》（1928年），并附有关野贞序文和山中定次郎撰写的序言以及《天龙山纪行》等文字资料。
山中商会编辑出版的《天龙山石佛集》（1928年）
这些佛首多被东京富豪兼收藏家根津嘉一郎购去，如今位于东京青山的根津美术馆之所以藏有诸多天龙山造像佛首，正缘于此。根津后来又将其中的一部分佛首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欧美文博机构。
山中商会肆无忌惮的搜购及转卖行为，导致的连锁反应是不难想像的。看到连肢体残缺的佛首都能高价售出，山中商会各分店及作为其主要供货源的中小古董商则更是无孔不入，大肆求购。如此也就进一步加剧了无知小民的盗凿行为，有佛首就盗佛首，佛首盗光了，就对躯体下毒手。这些被盗走的石窟造像，又源源不断地被山中商会收买去。试想，如此恶性循环，安能使石窟及其造像不遭灭顶之灾？
山中商会“世界古美术展观会”（1932年）会场上的天龙山石窟造像
继倒卖四十余尊佛首之后，1932年11月，山中商会于东京上野公园举办“世界古美术展观会”，展品中又有来自天龙山石窟的造像四尊，其中身首较完好者三尊，欠首者一尊。从图录看，这三尊身首较完好的造像均为发现较晚，且洞窟有崩塌之险的第二十一窟之物。三尊虽都有佛首，但后来美国学者等认为均非原作，属后补或拼凑之作。可以说，这是在其他洞窟造像均已被盗走的情况下，不法之徒最后冒生死之险盗取佛身，后由奸商加以拼凑而成的。
接着是本文开始提到的1934年5月“中国朝鲜古美术展观”会，竟有十七件天龙山石窟造像被展销。香港苏富比拍卖的菩萨立像，即其中之一。
1939年3月，山中商会于上野公园举办的“东洋古美术展观会”上，又出现数尊天龙山石窟造像，虽然图录上未明确标示其来源，但从图片即可断定无疑。其中的一对金刚力士，本为天龙山第8窟洞口左右而立的造像。从左壁“开皇四年”（584年）碑铭可知，刻制于隋代。这对形象逼真，且保存完好的力士造像，后被藤井善助购去，现藏藤井有鄰馆，而且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1995年，大阪市立美术馆曾举办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雕刻展，当时编印了多达176页的展览图录《中国石佛——庄严的祈祷》，其封面采用的就是这对隋代金刚力士造像中的一尊。
以上只是笔者从山中商会于日本国内举办的展销活动中，了解到的天龙山石窟造像惨遭转卖的情况。至于山中商会在欧美诸国倒卖的天龙山石窟造像，也不在少数。估计今后还会有山中商会经手倒卖的天龙山石窟造像出现在拍卖会上。
上图天龙山石窟第18窟后壁五尊造像（1922年摄影）；下图是遭破坏后的同窟造像（1925年8月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