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70后学者黄灯，还是因为她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去年春节流行于网络之后，一位故人与她的对谈《让学术落地，让文化生根》偶然进入我的视野。其实，黄灯新著《大地上的亲人》（台海出版社，“理想国”策划，2017年3月）中收录的随笔《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早在2006年即首发于《天涯》；书中所附“访谈明细”，最早的也开始于2006年。可见，黄灯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呈现由来已久，而不应该仅仅被置于近两年的“返乡书写”热潮中考量——2015年春节，与黄灯同样求学于南方大都市的青年学者王磊光写就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当时经由新媒体扩散传播，引发热议。
乡愁是一种古老的朴素情感；乡村建设运动在民国年间一度有过成功案例，“三农”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开始广受关注，新世纪以来文坛又开始流行“底层写作”。在王磊光与黄灯引发“返乡书写”的热潮与争议之前数年，梁鸿的“梁庄”系列已经开始风靡非虚构写作领域。
“梁庄”系列的上卷侧重“返乡”，下卷着力呈现“梁庄”父老和子弟进城之后的命运，《大地上的亲人》则分为“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三章——黄灯对自己所出生和成长的两个湖南汨罗的乡村以及丈夫老家所在的湖北孝感的一个村庄，都有相当笔墨的书写，这三个村庄也呈现出不同气质——有趣的是，乡村子弟对在外婆家度过的或长或短的童年时光的记忆，往往刻骨铭心；四篇“打工记”，则散落在全书三章中，“城乡”交替。《大地上的亲人》不是简单的报章专栏结集，而是按照一本“书”原本就该有的架构来组织和完善，这一点应该鼓励。
倾听和呈现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大地上的亲人》中《我的婆婆和继父》与《堂弟、表弟的隐匿青春：打工记之三》等几篇，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正是通过黄灯的追溯与书写，辛劳一生的婆婆、丢掉公职后脾气古怪的继父、年纪轻轻就因故自杀的三姐等“沉默的大多数”的形象，才更加清晰和完整了一些；作者奔丧时的心情令人动容，“我完全像一个客人和旁观者，哥哥、嫂子哪怕在如此忙乱的日子，依旧不让我插手任何具体的杂事，哪怕是端茶倒水的事情也不让我干，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客人，仿佛我能出现在丧事现场，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情感支持。我只得见缝插针地搞搞卫生，收拾一下凌乱不堪的桌椅板凳，或是帮侄儿照顾一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葬礼的喧嚣和潦草，不过是中国无数偏僻的乡村，用一种惯性的程序向一个生命告别。悄无声息地来，刻骨铭心的苦，再悄无声息地归于尘土和大地，这就是婆婆的一生。对一个普通的农家而言，失去亲人的悲伤已经让位于处理婆婆的丧事。仅仅一天，我便知道，我感性的悲伤在亲人的忙乱面前是多么不合时宜。”
城乡之间的记忆并不是只有悲苦，也有些许亮色，黄灯的二舅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正被社会学、人类学之外其他学科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所重视。采用这种朴素的调查方法，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但倾听和呈现因行动和实践的匮乏而珍贵。早在1990年代中期读初中时，我那师范毕业的政治课老师就号召我们寒假期间多走访在外打工的亲戚，生性腼腆的我开口去问却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些年看到梁鸿、黄灯等青年学者所引发的“返乡书写”的热潮，对他们的道义姿态和行动能力不能不钦佩。阅读《大地上的亲人》时时有并不陌生之感，但书中提到的湖南汨罗两个村庄的赌博之风盛行和乡村子弟在南方城市被吸毒裹挟，这两方面的严重程度还是超出我的鄂东北故乡的。
黄灯1995年大学专科毕业后曾进入国营纺织厂工作，1998年下岗后次年才考入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最后在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段下岗的切身经历，也是理解《大地上的亲人》的一个“密码”。在追问“如何直面亲人”和“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的过程中，黄灯与她的博士丈夫面对对于故乡的可能遗忘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背叛”一词，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返乡书写”要警惕“乡愁”的陷阱》的网文中，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潘家恩也提醒我们，“真正投身一线的‘返乡实践者书写’难以挤入大众视野。”梁鸿、王磊光、黄灯这个序列的知识分子书写者无一例外都是中文系出身，她们在文学化表达上天然地拥有表达策略（可读性）优势；除了文学性更强，中文系学者在面对底层问题时的表述热情与情怀也往往格外突出。
《大地上的亲人 :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灯 著/ 理想国|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版
黄灯在新著和接受采访中也不时用到“原生家庭”、“核心家庭”这类社会学术语（“梁庄”系列热销时，也有记者就城市化问题请教梁鸿），自序末尾特意援引了费孝通先生出版于1946年的《内地的农村》一书；黄灯丈夫在书中所附后记《回望我家三代农民》中也引用了一些经济学研究成果，但从其注释看，这一专业领域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如果“吹毛求疵”一点或有更高更严的要求，通过“返乡书写”引发全社会上下热切关注的“三农”、城乡困境等诸多问题，需要文学之外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支援和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