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David Lattimore”——戴维·拉铁摩尔（又译“拉特莫”）1931年出生于北平，当时他的父母（欧文和埃莉诺）刚结束在中国东北的游历。这段旅行安排在1929-1930年间，持续约九个月。结束了考察，在北平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间隙，拉铁摩尔写作了《中国东北：冲突的摇篮》（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1932）等著作，在学术上收获颇丰，戴维的降生也是家庭之喜，又一个生命从此与中国相连。
戴维·拉铁摩尔
教父迪鲁瓦活佛
戴维出生前后一段时间，父亲欧文·拉铁摩尔正处于相对空闲的休整期。 1930-1933年间他多在北平专心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欧文开始任职于太平洋关系学会，除中途曾回美一段时间以及数次外出，直到1937年12月他们一家才真正告别北平。不过缘分未尽，1941年夏天，拉铁摩尔又回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美国顾问，这次他没有带妻儿。因此，戴维实际在中国的时间只有几年。
值得一提的是，欧文赴重庆任职，还帮戴维“找到”了失联许久的教父。“使我又惊又喜的是，我在那里碰到了迪鲁瓦·呼图克图。他曾是外蒙古重要的活佛之一……我30年代在北京首次遇见他。我们在京期间，他常来看我们，我们请他做我儿子戴维的教父，戴维常常叫他‘我的佛爷’”。（《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13页）
迪鲁瓦·呼图克图（1884-1965）出生于外蒙古，曾是日本人进行所谓“内蒙独立计划”的重要工作对象。拉铁摩尔与他相识之时，迪鲁瓦正处于“出逃”之中。在初期交流中，拉铁摩尔对于喇嘛教（特别是蒙古喇嘛教）的很多认识应都受学于他。迪鲁瓦活佛虽比拉铁摩尔年长，但后半辈子可以说都听从了这位朋友的建议，在1949年初赴美。迪鲁瓦后任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再加上欧文有意培养的鄂嫩·乌尔贡格、杭锦·贡布扎布，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短暂存在一段蒙古学研究的“春天”。
迪鲁瓦来到美国后，时常与教子戴维相见，这对戴维而言是独特的人生经历。迪鲁瓦在拉铁摩尔帮助下留下了口述自传，这份珍贵口述史材料由拉铁摩尔口译（迪鲁瓦和欧文一般以蒙语交流），戴维用英语记录的。再加上迪鲁瓦自撰的《外蒙古政治回顾》、《纳日班禅寺》两文，后来欧文·拉铁摩尔和矶野富士子翻译、注释出版了《迪鲁瓦·呼图克图，宗教和革命中一位蒙古活佛的回忆与自传》（The Diluvkhutagt：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1982），对此书的介绍可参看二木博史著《蒙古的历史与文化：蒙古学论集》。（呼斯勒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欧文后来在《蒙古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一书中深情致敬这位朋友、同事、老师、亲友，“我个人最感激的是我的蒙古同事：迪鲁瓦·呼图克图，我二十五年来的导师和朋友，他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蒙古学研究项目的独特贡献只出版了一小部分”。（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reface.）
戴维·拉铁摩尔的中国研究一隅
戴维·拉铁摩尔幼时离开了中国，在美国接受教育，先后在康奈尔和耶鲁大学学习，1965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布朗大学任教。在此之间，他的人生接受了很大的挑战，原因是父亲欧文遭到了麦卡锡的指控。父亲遭受的攻讦与面对的态度让戴维记忆深刻，欧文·拉铁摩尔当时认为应当坚决反抗这种制造恐慌的行为。但对在此后长期受波及的19岁少年来说，他更多的是不知所措和茫然。“It was hard on my mother and my father”，这可能是戴维对这一事件最无奈也最真实的感受，这句话里或许还要加上他自己，“当你父亲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时，生活变成了一场奇怪的审判。”（语出戴维，采访者为Kirstin Butler）
欧文·拉铁摩尔一家，左一为戴维·拉铁摩尔
即便如此，戴维依然研究中国，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尤对唐诗、诗词翻译有研究，是著名翻译家、文学研究专家，著有《和谐世界：中国诗歌》（The Harmony of the World: Chinese Poems. Providence，R.I.：Copper Beech Press，1980）等作品。戴维·拉铁摩尔曾任布朗大学东亚和比较语言学部教授，现在是东亚研究学部荣休教授（父亲欧文当年也是该部的名誉教授），布朗大学的终身客座研究员。
杨联陞评芮沃寿、杜希德于1973年编著出版的《唐朝面面观》（又译《唐代研究诸视角》）时曾介绍道，该书“收入了在西方首次举行的唐代研究会议上发表的11篇论文。作者都是这一著名时期的专家……大卫·拉特莫（David Lattimore）的是《用典和唐诗》”。（《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49-450页）《用典和唐诗》（Allusion and T’ang Poetry，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itors，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又译《引喻与唐诗》，是一篇能体现戴维研究功力的作品，这篇文章关注“用典”，但不从“写作手法”“修辞手法”层面加以解读，而以李颀《琴歌》和白居易《长恨歌》为例，研究了“典故（引喻）”在文本中的连续性出现、融化现象与有机再构，认为“典故（引喻）”除修饰作用外还具有汇聚表达主线和题旨等作用。
他同时还关注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引喻不仅在中国文学中而且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令人瞩目的作用”，又如“朦胧（含蓄）”之于中国诗与模糊美学。（《引喻与唐诗》，收《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1-155页）田菱（Wendy Swartz，美国罗格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对于戴维此文也给予较高评价，并表示戴维的这种对文学现象进行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在英语世界非常缺乏……即使在中文世界系统研究也非常少”，（《重审六朝文学的“经典”和“周边”——美国汉学家田菱访谈录》，《国际汉学》2019年第2期）而戴维此文已经是数十年前的作品了。
戴维不是诗人，除研究文学外，他的兴趣和专长在于翻译。1977年，美国诗人学会举办了一次以“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 ( Chinese Poetry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 为主题的讨论会。参会的有七位美国诗坛著名诗人，如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中文名王红公）、斯耐德（Gary Snyder）。另邀请了数位学者、译者，有叶维廉( William Yip)、齐皎瀚( Jonathan chaves)、傅汉思 ( Hans Hermannt frankel)、戴维·拉铁摩尔与钟玲。
与会专家讨论了英文格律翻译汉诗的可行性、汉诗的丰富多样性、传统汉诗题材视角的受限性（即受创作者个人社会背景影响，这点也是前引戴维文探讨的一点）等问题。雷克思罗斯在这次会议前十多年就主张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对20世纪整个西方诗坛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与会众人也皆表示深受中国诗歌影响。戴维·拉铁摩尔发言指出，作为西方诗人、汉诗研究翻译者，“我们肩膀上的确担负着历史的重负，可能还要比一直以来我们认为的还要多。而阅读和研究像中国诗歌这样迥然不同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过去和传统的产物。”（吴永安译：《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载《诗探索2013第2辑理论卷》，2013年，第10页）他举例说，例如英美诗文风严肃传统可追溯至古希腊，但这给平实写作带来困难，“而我们在中国诗歌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你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写”，也就是汉诗面对大部分话题少有尴尬可言，这是戴维理解的“一切皆可成诗”。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中国诗译介与欣赏已经积累到了一个足供涵泳的阶段。20世纪初，汉诗英译开始发展，中国诗歌文化被吸纳入美国诗歌中，但戴维认为“一件相当让人惊异的事情就是，直到差不多20世纪第二个十年，译得真的是相当得不成功”。而美国诗歌大量吸收欧美以外文化养分阶段是在二战后，这段时期正是戴维等美国青年的成熟阶段，他们开放、好奇且勇于吸收。到七十年代过去三分之二，戴维已可以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翻译中国诗歌的人数现在肯定超过了16世纪翻译圣经的人数”。作为学者，他更注意文化因子的交融，而不是单纯的写诗、翻译技法，“虽然很难指望中文翻译会像廷代尔和他的追随者影响英国宗教改革那样深刻地影响我们的世界，但毫无疑问，中文诗歌的发现是我们现代文学感受力的产生原因之一，也是结果之一。”
戴维也常从历史角度总结问题，例如“西方对中国诗歌的热情为何来的很晚”，他认为西方曾紧跟中国哲学的潮流三个世纪，欣赏了阿拉伯和波斯诗歌两世纪，这是晚的表象。而其根源有两点，一是传统中基督教的衰落以及原罪信仰的衰落；二是传统中的异教或古典方面的相应衰落，带来古代文体水平标准的下降。
通过诗歌或文学媒介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加上父祖的熏陶，戴维·拉铁摩尔的一些看法是相对深入的。他十分看重中国诗歌所体现的个性与日常表达，考求背后的思维与哲学，认为“归根结底，中国人不认为诗歌是说教——改善我们的本性——而是表达我们的本性；认可这一点是孔孟对人性潜在善良的信仰”。 相对而言戴维对中国更少隔膜，也更知道贴近理解非易事，处于中西之间。因此他在评柳无忌、罗郁正编《葵晔集》的末尾不忘提醒，“在日益缩小的当代世界中，我们对中国人的理解并不完美，但也不能过于将他们视为精致的中国风玩偶”。
戴维·拉铁摩尔的两篇书评
戴维同父亲欧文、祖父大卫一样对中国充满兴趣，还可以从他参与写作的两篇书评中窥探一二。
第一篇是欧文·拉铁摩尔和戴维合写的书评“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11，No. 2，（Dec.，1957），pp.265-278）评论的对象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当时只出了前两卷。此文刊于1957年，当时欧文仍处于麦卡锡的阴影中，各方面都很受限制，“美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读者文摘》从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四年，只刊登了他的三篇文章。而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年，拉铁摩尔连一篇文章都未得发表”，（《拉铁摩尔在麦卡锡年代》，《读书》2019年第3期）实际上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欧文一直都未远离学术，这篇书评或是无形之网下的“漏网之鱼”，其特殊性还在于似是父子间仅有的一次学术合作。
该文开篇就说“李约瑟对一个从未被任何中国或西方作者考察过的领域的深入探索，不仅在论题上，而且在哲学概念上，都是新颖的，在学术界引起了愤怒的呼喊和惊叹的叫声”。（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65）评论人总结李约瑟的这两卷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展示了他所能收集的知识，二是他的作品坦率地带有倾向性”。接着就稍显尖锐地指出这种倾向性“是否会使他作为科学史家的工作无效，是一个我们愿意保留判断的问题……将迄今为止出版的两卷篇幅（总共1000多页）都用在一系列不慌不忙的预备文章上，而科学史的叙事本身在其中没有任何作用”。（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65）
在亮明态度后，评论人针对前两卷内容加以评述。《导论》中李约瑟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探讨和处理在他们看来是薄弱部分之一。例如李约瑟写到，“中国文字是三千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立）的唯一文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1990年，第27页）他在此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来解释，被评论人讽刺“我们简直不能相信周朝的几百个抄写员能够如此影响每个中国村庄的生活语言，以至于‘迫使语言变成单音节模式’。……李约瑟只是引用了这一观点，但引文是这一节缺乏专门知识的典型”。（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68）杨联陞在评论《导论》时也曾指出李约瑟资料来源水平的参差以及某些地方给人的业余印象。（《汉学书评》，第282-283页）
转到第二卷， “道家是李约瑟的英雄”，对于李约瑟的倾向性，两位拉铁摩尔指出“我们对他的想法略有所知。例如，毫无疑问，他更喜欢道家而不是儒家”，（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74）但他们还是注意到“李约瑟对儒学并不总是那么刻薄……另一方面，他现在非常喜欢新儒学”。（同上）而对于李约瑟提出的难题，评论人积极期待答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约瑟成为了社会思想家；事实上，他的标题暗示《科学与文明》是科学的社会史。在这两卷书的每一部分中，他都在社会背景下论述科学，我们期望他将继续这样做”。（同上）他们也对李约瑟社会思想的另一条线索——“封建官僚主义”加以探讨。文末两位拉铁摩尔总结道：“李约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这部作品以其奇特的多样性，融合了道家、理学和现代有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以爱的精神构思的。”（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p.278）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卜居剑桥，与李约瑟来往密切，他在《黄河青山》中用不少篇幅记叙了与李约瑟的交谊。黄仁宇帮李约瑟整理写作背景资料时发现欧文·拉铁摩尔的一封来信，信中主张“中国的地理分布利于千篇一律”，而黄认为“这种立论有许多可议之处”。（《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书店，2007年，第369页）
其实，黄仁宇与拉铁摩尔家族还有过其他学术交流。1981年出版的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Yale University Press，中译《万历十五年》）书后选印了六则短评，其中有两则是从文学角度切入的。
1981年版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书影，图据网络
署名“David Lattimore”的短评节选自戴维·拉铁摩尔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文章，原文是“黄仁宇这本不同寻常、发人深省的书描绘了猪年的中国，他称猪年为‘没有意义的一年’，但他的意思恰恰是要告诉我们微不足道的事物的重要性。他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乐趣，将寻常细节旋转到显露其意义光芒的角度”。（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une 21，1981）
除介绍黄著以外，戴维也表达了历史见解，指出“从1586年到1588年，中国遭受了其历史上两种最严重的流行病之一，人口下降可能超过20%。如此大规模的生命损失几乎算不上‘没有意义’，这一点黄先生没有充分认识到”。戴维未指出其引据资料，似是在说万历鼠疫。据既有研究，万历年间灾害集中，以华北地区为例，万历十四年到十六年（1586-1588）为出现连续两年疫情记录的年份，且每年超过10次，华北确有大疫发生且应是鼠疫。（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秀莲等：《华北地区宋元明清及相关因素分析》，《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第二则文学性书评作者是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他说：“《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书评译文参见《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4年，第374-384页）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黄仁宇很讶异为何从事文学创作的厄普代克会对他的书感兴趣。后来厄普代克写信解释说“他从《纽约时报书评》中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此主动替《纽约客》写书评”。（《黄河青山》第567页。中华书局编辑部《万历十五年》出版说明（2006）则说厄普代克是从《时代周刊》上获悉该书，此处从《黄河青山》）前文提到戴维的书评在1981年6月刊出，厄普代克的书评载于《纽约客》1981年10月号，有可能他就是从戴维·拉铁摩尔的书评里关注到《万历十五年》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