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
正月初八日的半轮夜月在风雪中显得有些迷蒙。凛冽的寒风将雪花吹得漫天飞卷，系在车马上的铃铛随着呼啸的寒风晃来晃去，发出丁零丁零的响声。一座小城在雪夜中时隐时现。
这座边塞城镇是雍正十三年（1735）由清朝驻屯军修建的。由于这里有几眼温泉，柳树成荫，因而有了“乌里雅苏台”的名称，蒙古语意思是柳树多的地方。
清代乌里雅苏台和谐共处的满人、汉人和蒙古官员
乌里雅苏台（uliastai）即今天蒙古国扎布哈郎特（Jibhalanta），雍正帝曾在这里设乌里雅苏台将军。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乌里雅苏台的城外驻扎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军旅。简易的帐包分散在城垣东南的洼地处，厚厚的积雪把帐包里的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在一个不大的帐包里往往要挤上三四十人，而这些帐包加起来足有上百个。风雪在人们头顶上呼啸着，他们靠彼此的体温来取暖，相依偎着度过这可怕的寒冷之夜。
这支饥寒交迫的军旅，正是奉朝廷之命，从盛京调往新疆伊犁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在中心帐包里，一根长长的“子孙绳”在风雪中受到族人的特别呵护。在信奉萨满教的锡伯族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根绳索是纪念全族人生命里程的神器，他们又称之为“喜利妈妈”。即使是在远征的途中，也必须珍藏在“子孙袋”中，以此来保佑族人的身家性命。同时，帐包里的人们相互讲述着三国英雄关公的故事，在寒冷中激励士气。接受关公作为萨满教的神祇，完全符合锡伯族人西迁时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需要。
中国邮政发行的关于锡伯族的邮票
据档案记载，朝廷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的锡伯官兵中，挑选年富力强、善于骑射的兵丁一千名，防御、骁骑校各十员，官兵之家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共计四千二百九十五人迁往伊犁。但实际到伊犁的锡伯族人不止此数。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的奏文称：“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入册之人口外，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二百四十七名，女一百五十八名。实系起程时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由此算来，当年迁徙伊犁的锡伯族男女老少，约为五千零五十名。
这支人马从盛京出发前，朝廷特别由盛京户部支给被派出防御、骁骑校各一年的俸银外，又发给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二两，马六匹。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每户发给整装银三十两，帐房、铁锅之折价银六两，马两匹，牛三头，车一辆。每人携带两个月口粮。这群官兵和家眷被分成两批，先后起程。其第一批派去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四百九十九员，官兵之家眷共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并交协领阿穆呼郎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初十日起程。第二批派去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五百零一名，官兵之家眷共一千六百口，一并交协领噶尔赛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起程。
位于沈阳北市场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
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自己多年生活的家园——盛京，他们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旧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袭人。这支军旅携带家眷、精疲力尽，牲畜也因长途乘骑，疲瘦无力，加之粮草又成了大问题，队伍已无法前进。于是，就在乌里雅苏台扎了营，等来年春草返青，再赶往伊犁。
锡伯族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将锡伯族“献给”了康熙帝，被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分驻在齐齐哈尔、伯都纳和吉林乌拉三城，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
然而，朝廷又疑心锡伯人众，恐日后生出事端，便采取了“分散各境， 万不可使居一国” 的分而治之政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四十年（1701）间，下令将三城锡伯族兵丁及家眷迁到北京、盛京及其所属之开原、锦州、辽阳、熊岳、金州和凤城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人的第一次大迁徙。
话又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和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先后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以后，为了加强新疆之防务，设立了伊犁将军，并调拨满洲、索伦、绿营、察哈尔和额鲁特等兵往新疆驻防。然而，战后的伊犁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沙皇俄国又不断向东扩张。面对这种形势，清政府一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面从南疆移民屯田，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命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驻伊犁惠远城，总理天山南北两路军政事务。然而，军机大臣们仍感兵力不足，防务不甚坚固，尤其地处伊犁东北的“塔尔巴哈台地方，非但与伊犁毗连，且通阿尔泰、科布多等地。虽于伊犁驻兵，而塔尔巴哈台不驻，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呼应。惟于塔尔巴哈台驻兵，周围环设卡伦，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伊犁军威，将更加强盛”。于是朝廷决定在塔尔巴哈台筑城，由伊犁派兵换防，交伊犁将军明瑞承办此事。明瑞深感伊犁现有官兵不敷调遣，乃具折奏闻，请调拨盛京锡伯兵增援伊犁：
塔尔巴哈台驻兵后,当年七月,此一千五百名兵又该换班,若即于伊犁携眷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内派出换防,则凉州、庄浪之满洲兵,皆携眷来驻。初从戎行,其步射、枪法尚可,而马背技艺,一时不能谙练,即使苦练,亦需数年之暇,且至丙戌年,三千兵方能到齐。至察哈尔兵,本选无能、情愿来居者移之,迁至伊犁后,方始操练,亦不能即成强兵……至布特哈索伦兵,来年方能到齐。若后年春即遣驻塔尔巴哈台,则其家眷尚未定居,亦有不便之处。请仍派换防兵,再换一班。此次换班时,仍于京城满洲前锋、护军、健锐营前锋及黑龙江兵内拣选兼派,似于事有利。再,奴才等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近几年出兵时,未曾遣派伊等。奴才以为于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见《伊黎(犁)参赞爱隆阿等奏锡伯官兵家口数目折》,原件见军机处乾隆三年九月满文《月折档》。）
明瑞的奏折很快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复，并责成军机处策划锡伯族人的这次远征。
也许这是乾隆帝为满洲文化流传留下的最精妙的一笔。正是这五千余名锡伯族远征军，他们从中国大陆的最东端出发，跨越蒙古草原，翻越阿尔泰山脉，经过一年又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中国大陆西端的伊犁地区。由于这批人及其后裔远离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的汉民族，因而始终没有忘却满语，成为满语唯一的继承者。
乌里雅苏台驿站遗址
每年的旧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人西迁的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孩子们将锅底黑烟灰涂在自己的脸上，也涂在相见人的脸上，以此来纪念先祖们的业绩。
今天在故宫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藏有大量的满文档案，分属有内阁全宗满文档案、军机处全宗满文档案、宫中全宗满文档案、内务府全宗满文档案及宗人府全宗满文档案等十余个卷宗，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外交等各方面的重要史实，仅有目可查的与汉文档案不相重复的就达一百五十万件左右。这无疑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告慰于乾隆帝的是，两个世纪以前的那支锡伯族远征军的后裔，他们的儿女有的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研究人员，正在整理着这份庞大而珍贵的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全体成员合影（摄于1990年左右）前列：左1，吴元丰（主任，研究员，锡伯族），左3，关孝廉（副主任，研究员，锡伯族）；中列：左4，郭春芳（馆员，锡伯族），左5，赵玉梅（副研究员，锡伯族）；后列：左1，关精明（副研究员，锡伯族）左3，安双成（研究员，锡伯族）。
（本文节选自吴十洲著，《乾隆十二时辰》，中华书局，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