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为道为艺，在开人心智，慕道希圣也”。“欲得二王之妙迹，原不可尽求之点画之间也。拘泥点画者，即是为时代压笔，已入俗境，万难药救矣。”由中国美院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历代书论札记》是一本法书精论，分为手稿和释文两部分，内容涉及书道、书体、书家、二王、唐宋、鉴赏、学书七个部分。其中多引古人语录，又不囿于一家话语。引语之后又作按语品评。
《褚摹兰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梁武帝评右军书云，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案：梁武善评书，世共称之。然此论书圣，米南宫讥之。或谓此语未必出武帝也；本出袁昂《古今书评》，评萧思话也，后人差讹成此。又或曰：萧思话不能当此语；又言龙虎之喻，亦可属平常语，本不必苛求于古之论书人也。是语于情理亦可通，然于古人龙虎之义断不可轻轻放过，只作空言观之也。
又历代宝之永为训之语，毕竟大可疑。以梁武论书，恒称钟太傅，何推重或此邪？然羲之书圣之千古地位，固不能以此疑议而转移者也。
王献之遂有“小圣”之名。长史谓其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故人谓之小圣。
案：右军书圣，献之小圣，各得其所哉？此千古纷纭不能定于一论者也。观之书史，二王笔力伯仲之说非不见也；然若论之礼法，乃谓不伦。献之大令遂居小圣矣。然右军信道，本非事事必合乎后世经纶儒家之礼法也。圣者通明，元亦不可拘于三教九流；然诸教与书道之关联，须细致言之。虽然，甚难言深究其真也。论者于此，当待高明。浅尝辄止故作高深之辈，皆不可与言书也。
又有亚圣之名。书史曰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善八分隶书章草，家风不坠，弈叶清华，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虽筋骨不及，而妍华过之。此所谓亚圣，乃比之张伯英之草圣，非亚羲之全圣也。
王羲之《平安》帖 摹本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羲之《何如》、《奉橘》帖 摹本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又有不满大小二王书圣之至尊者，如晋人韦昶，字文休，史云善古文，大篆及草书；每鉴羲之父子书，云二王未是知书者也。又妙作笔，子敬得其笔，称为绝世。太元中，教武改治宫室及庙门，并欲使献之隶书题榜。献之固辞，乃使刘襄以八分书题之，后又使昶以大篆改之。
案：大令辞不题榜，史多言之，然真相并不明确。惟可较明者，文休之所善，皆为古体，以古视今，乃可谓二王为不知书也。是古今之变，虽圣如大小二王不能或免也。史称羲之变古形，又有大令劝父变法之说，可知文休于献之必当大不满矣。然献之不书，始有文休之大篆改题，于此易知笔墨当随时代，或新风之不可当也。思之可发怀古之一叹，然亦不能以一叹而废深思。盖右军之为书圣，正在于史上书法之大变局中也；或如孔之为圣，岂不以正在大乱民中邪？即如此处之大令小圣，其所作隶书，后世谓之真书，然以真书之新体题榜，未必得体，故有刘韦之八分大篆登场也。或谓晋时之宫室榜书本庄重事，何又有先请献之隶书，再用他人之八分书，后乃大改以文休之篆书，国之礼法真如儿戏矣，书圣之处乱世亦明矣。是亦非关乎书也？
王献之《书小史》云：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逼也。
案：是说赞大令节气，后世屡称之，虽东坡不免。虽首言子敬无过人事业，然考同一书史，已引王僧虔语曰：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又《书谱》云：谢安素喜尺牍，而轻子敬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观此可知谢安之轻大令，亦必有成说也。如此，又何来以为万世宝耶？《书谱》又曰：谢安曾问献之，卿书何如右军？又有物论，殊不尔是。重羲之而轻大令之意亦明矣。或谓古人于大令书历有二派，泾渭不可通；然如欲褒赞大令，实不必假谢安之求太极殿榜署也。又谓谢安，世之高士也，魏晋人物，多放逸非常，岂可揆之以凡人情理哉？或其不喜子敬者，尺牍书也，非大家也。亦可备一解。而此事如何，考之正史，亦复难定。
又《书小史》等录辑群书，本不必精审抉择，观者自须具眼也。
荀舆字长允，工隶书，章草；尝写《狸骨方》一纸，右军见以为绝伦；后拟效数十通，云此乃天然，功弗可及也。
案：史评如此，正见右军亦善学者也。是孔子所谓不耻下问敏而好学之义，不可不知。又古人论右军书，如较之钟太傅，常有天然不及之言；而观右军自语，又有勤工不若伯英之憾。总言之，是古人天然工夫难全于一身之意，虽书圣如王右军亦不可免于是。益知书道之至难也。明赵宧光不喜《圣教序》，为之三复。首论其整顿之失，即智永《千文》，怀仁博采真迹，已自磨砻熟烂，况其下者乎！
案：此言熟烂，谓失其生气也。又曰集古诸帖，岂惟修改误人，即其顾盼起伏，略不可得矣。名家作书，行款上下尚不可移易，况集取强合者乎？是论足见赵氏之原教旨主义思想也。
又曰：集古之取圆整，有不得不然者，失势故也。凡观集帖，又须缘情，欲定其罪，罪在乱次，不在取圆。
案：赵氏此言之势，古人所常言者；盖即书之活动生机，天然韵味；若非真迹，真势不可得矣。仅存其形，形者，乏生意者之谓；如日本人之称玩偶为人形也？再曰罪在乱次，失自然次第之谓，而取圆之义不明。或与整义等同，谓集书者但须成字，而字亦不必求完美，必自修改原作之败笔，亦自此失矣。而所谓败笔，正或是原帖真意流露处，集书人无可措手也。
或非关用笔之方圆，与刻工之优劣也。
又 赵论方圆曰，智永《千文》学右军，其妙在圆，而晋人实无此圆。真卿《画赞》学右军，其妙在方，而晋人实无此方。是言甚有见，自可别论，未可忽之。
又曰：褚遂良伤于圆，以其志在妍媚，古雅罔闻；《唐三藏叙》比量集王帖，如伎女之并宫娃，蒹葭之倚玉树，非其伦矣。略无唐家气骨，敢望晋乎？此又似扬怀仁也。然亦须留意者，赵氏之此比亦有关书体：赵氏以为集王书为行楷，如二王诸帖中之稍真者十之八九，僧怀仁等所集《圣教》《兴福寺》之类，唐人所称入院体者是也。赵氏将《孔宙碑》列入此体，皆属草书，是足见赵氏之《寒山帚谈》于书体见解，亦是书体难言之明证。今之研究者，于此处仍大须留心，不然势必昏昧，反不如古人矣。
要之：赵宧光谓遵《圣教》者，不见右军；割取大弊，集古误人，全是后人作用。非不淳正，晋风扫地矣。于是不喜观《圣教》《兴福寺》等帖，所谓不见真迹不知妙境。然赵氏生处明朝，二王遗迹真似麟角凤毛矣，其又何由见之邪？见其议论如此，势不能不发此问也。又曰：凡唐以上墨迹，十分伪作；又曰好事家宝藏墨迹，以至《万岁通天》，所进唐摹晋帖之类，即不必亲炙旧迹，忆能悉辨其伪矣。然不多观怀仁之集书，吾不知其能得观多少羲之妙迹碑刻；其所谓以多证少，多又自何而来也？自信如此，殊不可解。
项穆《书法雅言》：若逸少《圣教序记》，非有二十年精进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笔，宜乎学者寥寥也。此可与知者道之。
案：项氏学者寥寥一语，发人深思。宋人书道委顿，古风不存；而所谓尊崇右军，特重《兰亭》，石拓遍地，聚讼纷纭，竞逐口舌，而于此《圣教》用心力者，几不可见；非独庸者，即宋之四家，岂不亦然？米元章号称精鉴，又曰宝晋，其大言真迹二字，实足误人矣。于此《圣教序》可见，学者寥寥，知之本不足怪；然历来如许学者，于其艰深处略无领会，正见后人于所谓晋人之韵，唐人之法，仅能作口耳之论，徒慕虚名，真知非复可言矣。盖真迹二字，本亦虚名；古人但观神采，岂仅论于之所谓真迹耶？怀仁寂寞千载，思之气沮。就吾所见，只一人申明《圣教》太难若此，无从下笔，故学米元章也。此为今人，非古人也。乃知古人不必尽贤于今人，今人不必处处让于古人也。于怀仁集王书，亦可作如是观。
又项穆论米曰：元章云时代压之不能高古，自画固甚。又云真者在前，气焰摄人，畏彼益深，至谓书不入晋，徒成下品；若见真迹，惶恐杀人。既推二王，独擅书宗，又阴后人不敢学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此言甚是。学者于此，自当用心，养其志也。不然何以希古学古？欲得二王之妙迹，原不可尽求之点画之间也。拘泥点画者，即是为时代压笔，已入俗境，万难药救矣。怀仁若如此，断无可能集羲之书成《圣教序》矣。古为正法，不必尽在羲之亲笔手泽也。后人习书，请先具正法眼藏，乃知怀仁之为晋唐人也。
又，元章于右军，非无功夫，只风流公子，染患痈疣，失怀仁羲之雄强变化，自谓入室魏晋，实旁若无人，学入傍流矣。项穆又曰：宋数君子中，惟米元章更易起眼，且易下笔；每一经目，便思仿摹；初学之士，切不可看。此语近实，正见米书之流行，朱文公痛心在此；然亦不必如此。若初学者自《圣教》着手，日夕用心晤对，渐得其味，眼光具矣，虽不能至，自不必惑于元章，不能解脱也。又以明学书鉴书上，本是一事也。
马浮自跋其临《圣教序》曰：有唐一代，义学特盛，殆此序有以开之。
案：此义学谓释氏教义，非古之经义也。然必谓此序开有唐一代义学不知何指何据；而有学者又曰佛教在南朝，重义学，讲义理；在北朝重禅学，讲坐禅，自是不同。因思若僧怀仁镇日枯坐，而集王此序，不可得矣。
案：此语自非戏论。史称唐朝多僧释善书者，名者若怀素等，而唐文儒宗师韩昌黎有《送高闲上人之序》，义在微讽沙门外世之人，何必执著书迹邪？其大义如此。后之浅薄无见者，乃以此文为书法之颂辞矣；可笑可叹。若再言之，道家者流，儒教中人，又如何视之？又当如何视之？实是莫大问题，非可以无益之事遣有涯之生可解之也。而怀仁平生事迹阙如，自是大遗憾；而其为沙门，不知由书知人之此人，果为其真人邪？或为其幻影邪？每念至此，辄思刘彦和之文心抑何心邪？
马氏又曰：唐太宗好右军书，当时真迹犹多；自兴嗣集《千文》后，独有此序；然《千文》所本，只字无存，不有《兰亭》与此序并传，则右军风味顿矣。传刻之功自是不朽。马氏此语可谓中肯，足应明人如赵寒山之谬论矣。
案：兴嗣集《千文》，本谈说为书法之学，然遂亡佚无存，仅存文本，实大憾事，追想无由矣。又有传说，兴嗣本为道家，如此一僧一道，皆于右军书迹用心多矣；而思羲之本人书为玄妙技，似本不必分判何道何僧也哉？然此关书道大体，不可轻易言之也。
又曰：传刻之功，除释怀仁，亦可言者，佳工镌手如朱静藏，遂良之万文韶，亦皆以此一序至今不朽，亦可称书史幸事，可与兴嗣怀僧生平之无记并观。西人谓人生灰暗艺术常青，感人语也。
王献之《鸭头丸帖卷》 绢本
王献之爱书《洛神赋》，古人知之；虽爱书此赋者众，非独大令也。盖曹子建文名冠冕一世，无可匹者；而其辞丽而意密，故实足发书人意思，得入笔先之佳意境也。后之习书者，似不留意，亦是一憾事。
又，子建自论文曰：文之好丑，我自得之；后世谁知定吾文者耶？果然文豪气象，孤芳自赏始为真赏也。而大令自视颇高，或谓过高；至谢安以世人评语告大令以子不如父，则应曰外人那得知。风流气度，跃然纸上矣。后人揽此，不可但作率尔对曰观也。习此子建赋，犹须于才情文意上用心，自能发明性情，出之笔墨也。不然，只为钞胥，于子建大令风流神气岂不有愧哉。
赵子昂爱写《洛神赋》，人更知之。至今行世者号有七种，优劣自有评骘。然其书此赋之意，亦须用心。孟頫以皇室贵裔事异族，其情可想。子建之心，子昂得之深矣哉？舍此洛神，他书目如《归去来兮》，苏子前后《赤壁赋》，潘安仁《归田赋》皆可谓有意寄焉。真可谓三赋斯言矣。习书者可不知邪？
然子昂此多本《洛神赋》，不必定其自运也。或为临摹，反复为之，遂留存多本行世。盖羲之亦书此赋，古有著录，如《淳熙秘阁续帖》之类。子昂得藏而手追，大有可能也。观今存在世之南唐澄心堂纸拓本《羲之洛神赋》，多有类子昂书；或谓即子昂自作，然细细考之，自有子昂不能到处；虽是伪托，亦不可全然废之。若习赵书，更可以此本为参，或可略矫赵轻媚之弊。端在善学者用心也。
近人马浮谓其所见右军《洛神赋》曰：盖出后人依托，然虎贲中郎，亦取貌似，若骨力神韵，在自得之，非可求也。马氏此语极是。习古法帖，师古人也；而古人不必其一人，当思求其心意相通处，然后方可得见自家心意。是为自得，而后笔始得见也。如习此《洛神》，不可津津于子昂大令羲之形状；于曹子建文心情意定须用心；不刻意于笔墨之间，方可得笔外大意，是为书外功夫。子建文，右军笔意相通，皆足动人神思，助人悟道者也。若观子建之作，亦可思右军之笔，其理一也。古人谓三端六艺，其为文者一也；又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学者当思其书文在何处，质在何方，如此而无心得，书道不进，吾不信也。
又，子建之才，谢灵运评曰：天下之才，子建独占八斗，余得一斗，尚余一斗分于天下之人；可谓高矣。马浮评唐太宗作《晋书王羲之传论》曰：沈约作《宋书》，作《谢灵运传论》，论诗者莫能废。王之于书，犹谢之于诗也。
案：马此说，盖重王书之变新法，成新体也；不然天下仍钟张之谓耶？然谢为羲之后人，亦善作书；诗书并绝，每文竟辄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也。黄山谷谓王书如孟子谈性，庄生论道，自然无不如意；非着眼于新旧法也。而马叟之比，终觉有未安妥处。姑志之存疑，非直唐突前贤也。
马浮又曰：唐太宗虽工书，独尊逸少；然于书家源流阙而未备。右军先后诸人，亦略不及之。当时诸臣莫能辞赞，非史法也。
案：马氏是语，于唐皇文臣皆有讽焉。然太宗神武，论书以战阵之法求之，虽深得书之大意，终不似世俗之所谓文也。又，历来史书，于书道之事多不重视，继而以艺能待之，非有羲之书圣，更不堪言矣。然文臣之失，不能辩也。是《晋书》之失，宜乎后人讥之。而大唐之后，吾或未见改进。然世无右军，亦岂有帝王能书兼大略英武如太宗者哉？思之可发一叹。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拓本 首都博物馆藏
大令小字《洛神十三行》，世称妙绝。马浮谓变作大字，乃悟其体势之由来；非寢馈汉碑深且久者，直无下笔处。唐人所以不如北朝诸刻者，坐不善分书耳。此中消息，包慎伯犹未参透。又跋包书《女子白真真诗卷》云：东坡尝自评此大字不若小字，以乎观之诚然之大字多变大令十三行为大字，谬以《瘗鹤》诧人；此秘无人发之。安吴张皇汉魏，未免近夸；此卷差得《洛神》余韵耳。
案：观马翁是语，知其善学大令；而其变作大字之法，得之于东坡也。而苏子尝论大小字曰：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盖大小皆难，在得一法兼通者也。后世俗子不知苏子能作大字，且于大小之间实多用心，诚是可悲。
又，黄山谷《题东坡大字》：东坡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丝毫流俗。
案：黄氏此评，应是言其真书；以东坡行草晚岁犹得力于李北海为多，前人多论之；而东坡真书得之颜公，世共知之。马氏以为得之大令，可谓独见。细考东坡之书，实觉此书有理，而假讬《瘗鹤》珍秘不发，正所谓文人狡狯也哉？然须善学，以其大难。宋人或尤于此用心，亦人文之一变。而马浮之义，在须学汉之八分书且用功，非只展大促小之技也。不知东坡亦于汉分用力否？或亦可以常谓“不学可”应之。然虽得其意，亦须纸墨上作实地工夫，始得小大自如，展促自然。此正苏子自言之贵难。
《黄庭经》，传王羲之书
清人《临池心解》云：《黄庭》《曹娥》皆称右军书，实无确据。晋、宋间人书佳者，流传后世，便称右军，颇似善射者皆曰羿，美女子皆曰嫱施耳。古刻又不可得，故思翁曰『谬种流传，概行扫除』之语，最有功初学。若已入门庭，则当曰与其过而弃之，毋宁过而存之。
案：朱氏是语，古人多言之；然若论真迹，世间佳作恒患其少，不惟王谢风流者也。故古人言：书曰真，拓曰下真迹一等，时径以摹本为真矣。何以故？以其有神存焉，以其传其神也；果慕真法者，必当于此养成慧眼，而不必待之于已入门庭之后。因艺事之要，非必首务于道而后期乎有成乎？弟子不知，师者当明，不可模棱含糊也。宋米芾论曰：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海岳此言，欺人甚矣。千百年来误尽天下英雄，使学书者昧于神明自通之理，而书道遂衰不可挽，思之可发一叹。
又苏轼论书曰：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过也。东坡是语得之；然须于学书中细审察，亲体悟之，得具正法眼藏，方为知书。盖汲汲于真伪迹宜为藏家商贾之务，非有志于书者所应为也。今日于此三致意焉。
《历代书论札记》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