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乡村世界》，包伟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242页，79.00元
“造物有意娱诗人，供与诗材次第新”，这是八百三十七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陆游在山阴写下的诗句（《剑南诗稿》卷十五《冬夜吟》）。这“诗材”就是他眼前的乡村景物。这时距离陆游因弹劾罢官回乡已经有三年了，眼前的乡村相比都市，看似“山穷水绝”，实为一个蕴含无限写作灵感的新世界。他发话说，今后他就要与之为伴，再不做他的“长安梦”了。这时的陆游，还想不到后来他会两度复出为官，更想不到他的“诗材”的结晶，会变成今天的“史材”。
近日有幸拜读了包伟民先生的新著《陆游的乡村世界》。该书以陆游留下的文字材料——主要是诗作——为材料，研究南宋时期浙东山阴会稽平原的乡村社会。该书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探索陆游个人乡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来源、衣食住行等；二是探索陆游这样的士人在乡村中的作用，也就是社会角色；三是勾勒乡村经济生产、生活习惯、民俗的大致面貌。这三个层面的内容，交错地体现在全书各章节中。本书共六个章节，都以四个字加陆游的一句诗为标题。若冒昧用稍稍通俗的说法加以概括，则第一章概述了山会平原在南宋的人口、农业经济和乡村环境，这一部分插入了不少作者探访陆游故地所拍摄的照片和历史地图，体现了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第二章讨论了乡村的组织管理方式，包括南宋政府如何实现对乡村的控制，乡村内部婚姻宗族、邻里关系是什么样的；第三章详述了南宋山会平原农业经济的情况，从最基本的水稻种植，到麦、蚕、豆等；第四章是分析陆游家庭经济来源；第五章介绍了山会平原的市场情况，没有延续学界将乡村市场归于基层市场的旧说，而是以“市船”为线索，根据实际情况将乡村市场分为中心、中间、基层三个层级；第六章则探索了陆游在乡村世界的社会角色。
以诗歌为史学研究的材料，是该书最大的特点，而此事殊不易为。文、史关系历来紧密，不过这种关系从诗词本事这样的小说家言，到近代以后基于实证的历史考据，变化是巨大的。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文学作品创作时不以纪实为目的，存在着夸饰、用典、模仿、套语。这在诗歌中尤为典型，因此用诗句为史料时，必须先判断诗句是否写实，在多大程度上写实。如杜甫《哀江头》“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句，陈寅恪认为长安城皇宫在北，市在南，因此该句是说诗人回望宫阙，不忘君国之意；钱锺书则援引宋人的解释，认为此处望即向之意，是用不辨方向来写内心的慌乱，并且引用《西京赋》句证明来由，用“出门唤北却来东”“欲向南归却望北”等证明这句杜诗的影响。虽然长安城的布局确实如陈寅恪所说，但是就这一句杜诗来说，解释力似乎稍弱于将“望”解释为“向”（这一段公案近日恰好又在王水照先生《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一文中读到。出自《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20）。作者早在之前的《宋代城市研究》（2014）中，就谈到以诗为史料进行研究时应当慎重：“……学者们之所能利用的历史信息，很大部分出自传世的文学作品……许多记载都具有明显的文学夸张性与不确定性。如北宋毛维瞻称越州‘户口之众寡，无虑十百万’，南宋王洋称弋阳县城人口‘弋阳千万家，比屋接修栋’。刘过描述鄂州人口，也称‘城郭千万家’。文人士大夫所用的这些‘十百万’、‘千万家’之类语词，用意所在，当然并非具体的数据，只是为了表达一种人数众多的意境而已。如果今人竟将它们引为信史，岂非为古人所不解。又如当时人描述都城人口，一般都夸口至‘百万家’，北宋中期孙觌盛赞苏州人口之众多，则称‘盖自长庆讫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覆露生养，至四十五万家’。陆游描述成都城市人口，先是说‘九衢百万家’，复称‘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实际上这些城市的人口究竟可能达到多大规模，非得利用各种可能的信息，极其小心考订不可。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因此在多数情形下，真相不得不被无奈地付诸阙如了。”本书中，作者也在引言中说：“诗由心发，诗词本非纪实文体，由诗句所描绘的乡村与现实世界之间必然有不可忽视的距离。”不过，作者引用了林岩的论文（《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认为陆游以写日记的方式写诗，因而有一定的写实特点，所以用陆游的诗歌当成研究的材料，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这一点，我也十分认同。
将诗歌作品作为史料的难处，不仅在于诗歌本身的文学性，还在于诗歌描写的是主观的体验，受限于诗人的生活，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面面俱到的内容。陆游一生诗作甚为丰富，大部分又写于晚年退居山阴之后，今本八十五卷的《剑南诗稿》中，作于山阴的诗作就超过六十五卷。面对如此海量的诗作，也许大部分人会想当然地觉得可以利用的材料理应很多，但事实上这些材料对于全面客观了解南宋乡村的任务，能提供的内容是十分有限的：“根据陆游的诗文了解他心目中的‘乡村世界’，不免是折射的与片面的……他所记述的只不过是当时乡村基层社会的片面一角，不可能是全貌。”（本书第10至11页）因此，该书在研究陆游的乡村时，经常利用宋代的其他文献为参照，再将已有的经济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和陆游的诗作相互印证，再加上作者的实地走访，从诗歌里的几块“残缺的拼图”出发，画出了基本的轮廓。
今年早些时候，作者曾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过与本书同名的单篇论文，本书可以看作这篇论文的扩展。原论文分为居处、生计、市场、角色四节，本书则另外增加了概述山会平原历史地理情况的第一章《区域开发：湖山处处有诗材》，和研究南宋山会平原乡村一般农业生产状况的第三章《农业经济：稻未分秧麦已秋》。除了内容的扩充（如论述乡村市场的重要交通工具“市船”时，专著使用的材料相比论文增多了一倍），写作视角上也略有变换。单篇论文紧扣陆游个人的乡居生活，是紧紧围绕陆游心目中的乡村社会这一主题写成；而本书作为专著，还要为宋代农村的研究提供支点，对于陆游诗作中的乡村的研究不再仅仅服务于陆游个人的研究，而是作为南宋乡村研究的个案呈现的，因此会引述一些当时的地方志等史料，以及现有的农业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阐释史料时，本书相比论文，会向多个角度进行发散。例如，原论文第二节“生计”下屋舍、田产、麦作、饮食四小节，本是从陆游诗作中归纳了他的物质生活与经济状况，到了专著里，作者从不同角度重新阐发了这些文字：在第一章中，在介绍了山会平原的湖山概况之后，再讨论陆游居住庄园的位置与规模，是将陆游的庄园作为南宋东南水乡平原乡村富户庄园的典型案例来使用；第三章中，陆游笔下的稻麦蚕桑生产情况，成为了研究宋代农业技术的史料；第四章中，原论文里对陆游的日常饮食情况的整理，再加上陆游自述经济来源的资料一起，目的是要呈现出南宋“中人之产”的士大夫家庭的经济情况。
除了单篇论文以外，本书还和作者过去的城市史研究有着潜在的关联。过去，作者的《宋代城市研究》从具体、细致的史实入手，探索了宋代城市发展各方面的状况。今天这一本《陆游的乡村世界》则是在研究宋代的乡村，这恐怕不仅是出于作者研究兴趣的转移，也是出于宋代社会的研究走向全面的需要。两宋士大夫迁居城市的现象，在学界有了不少的研究，由于城市兴起，不少士人会为了生活的便利选择城居，而陆游是特意回到乡村居住的士大夫的代表，常在诗文中自称“不入城半年矣”（《剑南诗稿》卷五五《不入城半年矣作短歌遣兴》）“三年不入城”（《剑南诗稿》卷七八《秋日次前辈新年韵》），与城居的潮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对于陆游的乡居产生研究兴趣，或许也有之前城市史研究的影响吧。虽然没有独立成章，本书也确实思考了陆游如何应对乡居相对于城市在生活上的不便利的问题。例如，乡村士人如何获得外部信息？这里，作者提到陆游在作于嘉泰元年的《兀兀》中写到当年三月的临安府大火“闻临安火后，兴葺渐毕”，该火灾损失惨重，因此声闻于近畿地区（本书第146至147页）。这让人联想到作者在《宋代城市研究》中，曾将火灾列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第二大瓶颈，还将南宋临安府历次火灾整理成表，进行分析。再例如，乡居士大夫子孙如何克服科举教育的条件上的弱势？早在《宋代城市研究》中就引述了梁庚尧的研究，论宋代士大夫的城居倾向与科举有关，当时针对科举的教育已经出现了专业化的倾向，因此纵使是士大夫之家，也会为了子孙的教育而选择在教育条件更好的城市居住（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新史学》，1990年第2期）。本书第六章讨论陆游的身份角色时，就提到了这种倾向：“为了儿孙们的举业，陆游不得不投入相当的精力与财力。绍熙五年（1194）冬，他记述儿子入城求师，‘小儿破帽出求师，老父寒炉夜画诗’。诗句没有说明是哪个儿子，估计是小儿子子遹。博学如陆游，儿孙们准备科考，也不得不别求他人指教，这或许有陆游自己年岁已高、精力不济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南宋时期应付科考的教馆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有不少应对考试的技艺，而且城市是传播关于科考动向消息的中心，这也是前文提到的当时士人倾向城居的一大原因。”（本书157至158页）此外，本书中对于乡村市场的研究，也和作者对于宋代城市市场的研究形成了互补。两者对看，在《宋代城市研究》中作者强调宋代城市市场受到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在本书中则强调乡村市场的管理较为宽松，并且举出陆游笔下的酒价浮动为例，尽管这不是本书中作者关于乡村市场的最主要的观点，但可以看出一些与前作的关联。
陆游这样的士大夫在乡村世界的社会角色，是本书至关重要的内容。如果去除这个部分，则本书所谈论的就并非“陆游的乡村世界”，而是“陆游笔下的乡村”了。在称谓上，作者使用了“寓公”一词，来称呼陆游这样来到乡村置产居住的士大夫。关于“寓公”，作者是这样解释的：“闲休官宦散居于乡里，宋人多称之为寓公。他们本身即构成了当时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值得关注。”（本书第11页《引言》）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用“四方书问”“八世为儒”“社会角色”三节，讨论了陆游作为乡居的士大夫如何行使他们对于国家政治的责任、如何实现文化的传承、还有如何在乡村作出实际贡献三个问题。本书“四方书问”一节，借助对于《剑南诗稿》中酬唱情况的梳理，显示出陆游经常从朋友的登门拜访、书信往来，获取时局信息，综合这些诗作，本书认为，只有在事态较为危急时，陆游才会利用他的信息网络，试图有所作为，例如淳熙八年秋绍兴地区发生严重水灾，陆游在这一年写诗《寄朱元晦提举》，希望朱熹可以在赈灾工作中发挥作用，建议朝廷在税收问题上暂缓征收，除此以外大多数时候他都刻意与政坛保持距离。历来评价陆游，都倾向于强调他积极进取，或者说“热中”的一面，这样的叙述，可能和陆游晚年一度受韩侂胄之邀而复出，以朱熹为首的当时名流都对此事颇有微词有关。再加上近百年来陆游诗作的选本大多突出他的爱国诗篇，忽视了他晚年极为大量的吟咏乡居日常生活情味乃至“流连光景”的作品，平静的晚年生活被“斗士”的形象覆盖了。因此本节在阅读了陆游整体作品基础上作出的这一判断是很新颖的，挑战了主流大众对于陆游的认识。接下来“八世为儒”一节，主要讨论了陆游诗作中羡慕农家生活，又放不下儿孙举业的复杂矛盾心境。“社会角色”一节，则是归纳了陆游在乡村凸显士人身份的社会活动，一是诗作中表现的他在农村施教、施药、向邻里乡亲赠诗的活动，二是他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地方宗教上的影响。在这里，本书认为，陆游可以决定陆家功德院住持的任免，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在地方的职役人员，陆游的态度是尊敬客气的，他并不是乡村社会各种权力关系的核心。因此，作者将陆游定位为“长者”与“豪强”中的“长者”，作为总体的评价。
陆游
作者是历史学家，本书的定位也是史学研究专著，但是由于陆游本身终究是一位诗坛大家，因此接下来就本书对于诗句的解读，略谈本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陆游的诗作通常是被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的，而本书从史学的眼光出发，对于注诗者容易略过的一些名词提供了解释。例如陆游诗中常写到“白稻”，如“白稻雨中熟，黄鸦桑下鸣”（《剑南诗稿》卷五八《卜居三山已四十年矣暇日有感聊赋五字》）“白稻登场喜食新，太仓月廪厌陈陈”（《剑南诗稿》卷六二《村饮》），两诗都作于初秋，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中没有为“白稻”出注，而作者吸收了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根据《嘉泰会稽志》中记载的山会平原地区稻米种植情况，断定这里的“白稻”应该就是早白稻，或乌黏、早白之类的种植周期短、成熟早的品种，现代农学称为早籼稻。再如卷三九《喜雨》中有“六十日白最先熟”句，陆游自注“六十日白，稻名，常以六月下旬熟”，作者根据早占城“一名六十日”，断定这里的“六十日白”应该就是这一品种（本书第72页）。了解这一知识后，再反观陆游写有“白稻”的诗句，可以发现，这些诗句也是陆游晚年在诗作中使用新语、俗语入诗的例子，尤其“白稻雨中熟，黄鸦桑下鸣”一句，是用罕见的田家名词来组织对仗，更显得清新有味。史学的研究为陆游诗的文学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
同样是关于农业和饮食，陆游诗作中多次提到“芋羹”，如“朝甑米空烹芋粥”（《剑南诗稿》卷二三《杂题》）“薄饭惟羹芋”（卷四七《省事》）“芋羹豆饭家家乐”（卷八一《肩舆历湖桑堰东西过陈湾至陈让堰小市抵暮乃归》）等等，还自称在园中种芋，如“北界绿芋区”（卷四三《斋中杂兴十首以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为韵》）“种芋已成区”（卷七四《八十四吟》）等 。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认为从“芋羹豆饭家家乐”一句来看，似乎芋被当地农户普遍食用，但《嘉泰会稽志》中并未记载芋的种植，因此作者判断以芋充饭的是当地穷民下户，又根据“齿摇但煮岷山芋，眼涩惟观胄监书”（卷三七《泽居》）“颇欲呼小艇，东村行芋区”（卷四〇《秋怀十首》）判断芋种植在山地与湿地。“东村行芋区”是一种写实的笔法，当地应该确实有所种植。观“齿摇但煮岷山芋”一句，讲到芋熟后质地绵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适口，因此陆游在他作中称自己喜食芋，也是可信的。但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审读该句，“岷山芋”可以视为一种用典现象。钱仲联注《统分稻晚归》诗中“村醪莫辞醉，羹芋学岷峨”（《剑南诗稿》卷一）句，谓：“《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正义》：蹲鸱，芋也。……《华阳国志》云：汶山郡安上县有大芋如蹲鸱也。按：汶山即岷山。”在诗中使用岷山芋的典故的，以杜甫为代表，有“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赠别贺兰铦》）“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句。陆游诗中的“岷山芋”，很可能是化用杜甫的诗句。除了“岷山芋”以外，“芋羹豆饭”也是形容饮食粗粝的套语，《汉书·翟方进传》载童谣“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陆游《十月八日九日连夕雷雨》中说“牵萝且复补茆屋，饭豆何妨羹芋魁”，前一句化用杜甫“牵萝补茅屋”句，后一句就是出自这一童谣。豆饭藿羹、豆饭菜羹也是和豆饭芋羹内涵近似的套语，而且这种套语形成得很早。《战国策·韩策一》中说到韩国的农业与饮食民俗，“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陆贾《新语·本行》中也有“夫子陈、蔡之厄，豆饭菜羹不足以接馁”的文字。可能是因为这些植物可以自由生长在野外，穷人不需要拥有自己的田地和复杂的生产工具就可以取得，从而就成了粗粝饮食的代称。陆游另有诗“但令有米送官仓，豆饭藜羹甘似蜜”，用意和前述典故相近。陆游诗句中谈到自己食芋、种芋的诗句很多，或许确实在家中种植了芋作为花园的布置和日常饮食的补充，但是文学上夸张、套语的影响也是无法排除的，二者不矛盾，是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诗作、诗人、时代与环境，也许就是要在文学方法和史学方法之间相互穿梭。
最后，本书在行文上还是有一些令人略为遗憾之处。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别业庄园”的一段文字（38页?）和第三章第三节“躬耕百亩”的两段文字（98至99页?）在内容上较为雷同，可能是由论文扩展为专著时在章节调整上的偶然疏失。158页讲到陆游虽然试图克服乡村种种不便，让子孙坚守举业，但直到孙辈在科考上都不怎么成功，“这可以成为科举社会人们的垂直流动性（社会地位）比之前代明显增大的一个案例”，但是以理揆之，此处要说的似乎应该是社会流动性下降，恐是笔误。还有少量引文上的错误，如119页引《剑南诗稿》卷七〇《正月十六日送子虡至梅市归舟示子遹》，“卖药惟当学伯体”应为“卖药惟当学伯休”，146页“兴葺渐举”应为“兴葺渐毕”，期待今后的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