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朋友圈

苏轼的朋友圈

若论朋友圈之广大,有宋一代非苏轼莫属。恰如他的夫子自道,“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持佛家众生平等理念的苏轼,交友不论尊卑贵贱,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行业。此其人生之一大亮色。

细观苏轼的朋友圈,大体分下列四类人。

一为官场朋友。其中之一是同进退、共患难的政治盟友。如富弼、张方平、吕公著、范镇、滕元发、李常、孙觉、王巩、钱勰、孔文仲、刘恕等。内中既有宰辅级显宦重臣,又有朝廷或地方的中高级官员。苏轼与之志同道合,一起抵制、反对熙宁新政。张方平、范镇等为营救入狱的苏轼,都被处罚铜20斤;受牵连的王巩被发配到西北苦寒之地。他们可谓披肝沥胆的生死之交。当然还有他的亲弟弟苏辙,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尤在二度遭谪、流放岭南时,苏轼的家属子孙全仗弟弟接济、照拂。他俩是不离不弃的好兄弟、好朋友。之二是政见相左而又私交甚笃的朋友。著名的便是王安石和章惇。他俩曾迫害、打击苏轼,将之投入御史台大牢,再流放黄州、惠州、儋州,使苏轼饱受折磨。但元丰七年夏,刚从贬谪中解放出来的东坡乘船东下金陵,仍不忘去看望罢相隐居的王安石。两人谈诗、论佛学多日;说及朝局,苏希望王用宋神宗对他的殊恩,力挽“大兵大狱”之祸,却被王安石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婉拒。苏轼又以朋友口吻劝告王安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推心置腹,无所避讳,也称得上是朋友了。

二为文坛朋友。其中有恩师、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还有为苏轼刊印诗集的驸马王诜,以及画家文与可、米芾等。苏轼与他们诗、书、画相往还,互为诗友、书友、画友,使苏轼的艺术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元丰二年二月,得知画竹名家、好友文与可去世的消息,在湖州任上的苏轼痛不欲生,一直哭了三天。七月七日,当他晾晒搜集到的名字画,看到文与可送的那幅“筼筜偃竹图”时,又忍不住流下泪来。一介白丁的陈慥,四年中七次探望受贬的苏轼,又以诗相交,留下“河东狮吼”的文学典故。慕名前来学诗学书画的读书人,更不可胜数。

三为宗教友人。儒佛道兼修的苏轼,结交了不少高僧、道友。如诗僧参寥、惠勤,镇江的佛印和尚,杭州的大通禅师、维琳方丈,自称130岁的老道士乔仝和老道友吴复古等。每到一地,苏轼都要走访名山古刹,与僧道参研佛学、道学。在杭州,他踏遍城郊360个寺院,并在山林竹荫下卧榻而眠。其中,吴复古伴他从南雄一路走到惠州,充当苏氏兄弟的信使,并陪伴苏轼到海南居住数月。大通禅师以持法严谨、道行高洁著称,常人见他须先斋戒,女人不准进禅堂。苏轼故意拉了个歌妓去敬拜,大通禅师不悦,他就立刻以诗谢罪,作小调让那女子吟唱:“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一番独白,令大通禅师转愠为笑。其破老友的清规戒律若此!杭州的维琳方丈在苏轼病重不起时赶赴常州,探视、陪伴,两人犹论今世来生,直至撒手人寰。但苏轼仍持“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僧道朋友,调济、充实了苏轼的精神生活。

乡绅、士子、农夫、村妇、妓女等,则是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对这些社会底层之人,苏轼总是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而他们也把他当作可信赖的朋友。宜兴的邵民瞻,曾陪苏轼游览阳羡胜景,又替苏轼代为买田、置屋。谪居黄州、“身耕妻蚕”的苏轼夫妇,与四邻的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大嗓门村妇,都成了互相帮助的朋友。苏轼为他们寻找水源,助他们改变溺女婴的陋习,他们则帮苏家盖茅屋、种麦子,“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离开黄州,士绅、乡亲、怀抱女婴的村妇等19人把苏轼送到船上,依依惜别。后在惠州,邻居翟秀才、林老太等对苏轼照顾有加,酿酒的林老太常赊酒给苏轼,苏轼调走后还给林老太家馈送礼品。苏轼还与妓女为友。在杭州,他就结交了颇有才艺的妓女琴操,后经他规劝,自赎其身,出家为尼;有官妓周韶,赋得“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之句,是苏轼从中周旋、说情,使之脱妓籍、获自由。

苏轼的朋友圈之大,与其自身地位有关。一方面,他曾为高官,人脉广,另一方面,在欧阳修死后,作为文坛宗主的苏轼对天下读书人很具吸引力,加之学识渊博,声名鹊起,士农工商和僧道妓等各色人物,都以结交他为荣幸。其朋友遍天下,也就不为怪了。但我想,苏轼广交友的最可贵处,确在他抛却势利心,才有一批百姓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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