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朋友圈之广大，有宋一代非苏轼莫属。恰如他的夫子自道，“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持佛家众生平等理念的苏轼，交友不论尊卑贵贱，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行业。此其人生之一大亮色。
细观苏轼的朋友圈，大体分下列四类人。
一为官场朋友。其中之一是同进退、共患难的政治盟友。如富弼、张方平、吕公著、范镇、滕元发、李常、孙觉、王巩、钱勰、孔文仲、刘恕等。内中既有宰辅级显宦重臣，又有朝廷或地方的中高级官员。苏轼与之志同道合，一起抵制、反对熙宁新政。张方平、范镇等为营救入狱的苏轼，都被处罚铜20斤；受牵连的王巩被发配到西北苦寒之地。他们可谓披肝沥胆的生死之交。当然还有他的亲弟弟苏辙，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尤在二度遭谪、流放岭南时，苏轼的家属子孙全仗弟弟接济、照拂。他俩是不离不弃的好兄弟、好朋友。之二是政见相左而又私交甚笃的朋友。著名的便是王安石和章惇。他俩曾迫害、打击苏轼，将之投入御史台大牢，再流放黄州、惠州、儋州，使苏轼饱受折磨。但元丰七年夏，刚从贬谪中解放出来的东坡乘船东下金陵，仍不忘去看望罢相隐居的王安石。两人谈诗、论佛学多日；说及朝局，苏希望王用宋神宗对他的殊恩，力挽“大兵大狱”之祸，却被王安石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婉拒。苏轼又以朋友口吻劝告王安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推心置腹，无所避讳，也称得上是朋友了。
二为文坛朋友。其中有恩师、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还有为苏轼刊印诗集的驸马王诜，以及画家文与可、米芾等。苏轼与他们诗、书、画相往还，互为诗友、书友、画友，使苏轼的艺术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元丰二年二月，得知画竹名家、好友文与可去世的消息，在湖州任上的苏轼痛不欲生，一直哭了三天。七月七日，当他晾晒搜集到的名字画，看到文与可送的那幅“筼筜偃竹图”时，又忍不住流下泪来。一介白丁的陈慥，四年中七次探望受贬的苏轼，又以诗相交，留下“河东狮吼”的文学典故。慕名前来学诗学书画的读书人，更不可胜数。
三为宗教友人。儒佛道兼修的苏轼，结交了不少高僧、道友。如诗僧参寥、惠勤，镇江的佛印和尚，杭州的大通禅师、维琳方丈，自称130岁的老道士乔仝和老道友吴复古等。每到一地，苏轼都要走访名山古刹，与僧道参研佛学、道学。在杭州，他踏遍城郊360个寺院，并在山林竹荫下卧榻而眠。其中，吴复古伴他从南雄一路走到惠州，充当苏氏兄弟的信使，并陪伴苏轼到海南居住数月。大通禅师以持法严谨、道行高洁著称，常人见他须先斋戒，女人不准进禅堂。苏轼故意拉了个歌妓去敬拜，大通禅师不悦，他就立刻以诗谢罪，作小调让那女子吟唱：“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一番独白，令大通禅师转愠为笑。其破老友的清规戒律若此！杭州的维琳方丈在苏轼病重不起时赶赴常州，探视、陪伴，两人犹论今世来生，直至撒手人寰。但苏轼仍持“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僧道朋友，调济、充实了苏轼的精神生活。
乡绅、士子、农夫、村妇、妓女等，则是苏轼的第四类朋友。对这些社会底层之人，苏轼总是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而他们也把他当作可信赖的朋友。宜兴的邵民瞻，曾陪苏轼游览阳羡胜景，又替苏轼代为买田、置屋。谪居黄州、“身耕妻蚕”的苏轼夫妇，与四邻的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大嗓门村妇，都成了互相帮助的朋友。苏轼为他们寻找水源，助他们改变溺女婴的陋习，他们则帮苏家盖茅屋、种麦子，“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离开黄州，士绅、乡亲、怀抱女婴的村妇等19人把苏轼送到船上，依依惜别。后在惠州，邻居翟秀才、林老太等对苏轼照顾有加，酿酒的林老太常赊酒给苏轼，苏轼调走后还给林老太家馈送礼品。苏轼还与妓女为友。在杭州，他就结交了颇有才艺的妓女琴操，后经他规劝，自赎其身，出家为尼；有官妓周韶，赋得“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之句，是苏轼从中周旋、说情，使之脱妓籍、获自由。
苏轼的朋友圈之大，与其自身地位有关。一方面，他曾为高官，人脉广，另一方面，在欧阳修死后，作为文坛宗主的苏轼对天下读书人很具吸引力，加之学识渊博，声名鹊起，士农工商和僧道妓等各色人物，都以结交他为荣幸。其朋友遍天下，也就不为怪了。但我想，苏轼广交友的最可贵处，确在他抛却势利心，才有一批百姓穷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