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给清朝的道光皇帝写了一封信，落款是：“您的好朋友 约翰·泰勒”。这是历史上美国总统第一次写信给中国皇帝。
道光皇帝读到的是经过大臣翻译的文本，自然没见着“您的好朋友”，而是一篇“伏愿太平永固，山河带砺”的国书。原来的文本和语境在翻译之后都截然不同，皇帝欣然批阅。皇帝的回信是天子颁给外藩的诏书口吻，经过翻译，又完全失去了等级上的差异，任哪个总统看都会觉得中国皇帝的确是个亲切的“好朋友”，而不知皇帝视其为化外夷人。
这是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写进新书《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的一个小故事。中美相遇之初，彼此之间知之甚少，而“想象中的对方”逐渐带来了冲突，对双边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为什么要回望一个多世纪前的往事？王元崇认为，今天人们谈论中美关系时常常忽略一点：美国是从1776年以来一直存在的那个美国，同一部宪法、同一个国家；中国则不然，美国成立以后我们经历了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兴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1882年的《排华法案》为例，对中国人而言是清代的故事，在美国却是活着的历史，是现实、是政治，是所有华人移民头上都绷着的一根弦。”王元崇写道，19世纪以来各自的历史，决定了中美两国的心理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乃至于在今天双方的眼中依旧沾染着19世纪的色彩。还有一些误解，甚至“历久弥新”，在网络时代被更加放大。
《中美相遇》脱胎于王元崇的课程讲义和专栏文章。他在特拉华大学开设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从“中国通史”到“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发现很多学生对早期中美交流史的了解与认知都非常有限。“直到今天，我们对彼此国家的历史、社会生活的了解，也很难说深入。” 《中美相遇》从1784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抵达中国开始，讲述了中美两国在晚清时分的相遇。虽然只写到1911年为止，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治外法权、朝鲜半岛、租界、《排华法案》、被贬损的华人形象等等，直到今天仍能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和世界舞台上看到影子。“它不是一个结束在1911年的故事。”王元崇说。
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元崇
澎湃新闻：尽管以中美关系为主题，但《中美相遇》这本书其实花了不少篇幅在写清代中国的外交体系——宗藩朝贡制度，认为“假如没有欧洲殖民主义渗入的话，这套（宗藩）体系很可能会持续运作下去”。为什么要强调清朝自身的外交秩序与观念？能否谈谈您对这套宗藩体制的评价？
王元崇：我们现在的近代史叙事一般是从1840年开始的，侧重于条约体系，这个条约体系也是后来一些历史学家建立“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这一历史叙述的主要途径。中国如何加入世界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他们认为就是通过被这些条约不断规范，成为秩序中的一员，最后成为一个像欧美国家一样的主体。这背后是一种近代化、进步的观念。
鸦片战争以后的这种条约体系是舶来的、被硬性强加的体系，这个体系自然是存在的。但是，我在书中想呈现的是，外来体系到来之前中国和中华世界的外交体系是什么样的。这就涉及到我讲的宗藩体系，或者说宗藩朝贡制度。
这个体系的一大好处是相对稳定。它以中国为中心，靠儒家伦理来维持外交上的交流。从中国朝廷的角度来看，在明代清代，这种朝贡体系就是一种大家族内的秩序，中国皇帝是天子，也是大家庭里的大家长。“宗藩”的“宗”在中国，是天子这一脉，“藩”则是外藩。从字眼上看它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这在元朝表现得比较明显。朝鲜王朝其实也延展了中国内部的宗藩制度，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中国宗藩体系的外沿，是藩室成员，是“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有时在边境上有小冲突，但除了1590年代日本丰臣秀吉侵犯朝鲜半岛时明朝曾出兵之外（即朝鲜的“壬辰卫国战争”），东北亚地区在中国的明清两代、一直到1895年之前都没有爆发大的战争。越南也是这样，在法国势力进入之前，中越边境虽然有些摩擦，在乾隆时期也有过冲突，但很快就恢复到之前的轨道上去了。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个体系是非常稳定的。
另外，中国虽然是这个地缘政治中的唯一的大国，但并没有去殖民周边的国家，没有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这很重要。尽管中国的朝廷在理论上可以控制周围藩国的王室，但是中国朝廷极少干涉他们内政，国王在本国拥有相当高度的自治。有人批评宗藩关系是“中华帝国主义”，我是不赞同的，因为我们得从中国内部的儒家伦理去看待这个体系，才能理解宗藩关系的秩序运作和外在表现。朝鲜、越南的王朝，也认可这套孔孟伦理制度，虽然两者也存在差异。
在宗藩体制内，北京对来华朝贡和互市的外国，均有具体的指定区域和进京路线，比如琉球要先到福建，越南要先到广西，而后沿着指定路线进京贸易。被广泛误解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是指“西洋”诸国要到广州，通过“十三行”等中间代理商，同中国方面贸易，但不能认为整个大清国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在对外开放。事实上，清朝在东面同朝鲜紧密联系，在南边同西洋诸国、越南、暹罗、琉球等国联系，在西北和东北同俄罗斯联系，商贸往来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清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开放国家，没有闭关，没有锁国。
如果没有枪炮带来的条约体系，我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套系统是在1895年以后走向了彻底的衰亡。不过很多人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条约体系就取代了宗藩制度，这是一种偏颇的理解，事实上二者并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中国和朝鲜之间，朝廷之间的交流仍然在稳定进行，一直到1894年，年年不断。
19世纪中国和中华世界，也是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力扩张的对象。自19世纪中后期，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并改为冲绳，越南被法国殖民而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朝鲜最终被日本殖民，暹罗被英国势力强力渗透而差不多成了半殖民地，整个体系在19世纪因为欧美殖民主义的侵入变得非常混乱，而且身在东亚世界的日本也加入了欧美序列。这种状态在宗藩朝贡体系发挥作用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因此凸显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我还想说的是，对于这套宗藩体系，我们不应用19世纪欧美舶来的眼光、特别是不应用当前国际法的眼光去观察它。比如，中国天子具有的权威，它不是欧美国际法规范出来的，这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儒家文化中形成的共识，是一个多元的、多边认可的中华世界的国际法秩序。这种权威也不能够用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角度去看，例如中国天子要册封琉球、越南和朝鲜的国王，这是这些国王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如果用19世纪以后的标准来看，有些现象很难理解，而且容易陷入殖民主义话语体系，这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十分常见。我们应该回到历史场景之中，去看待当时代的历史。
琉球王国1879年被日本正式吞并并改为冲绳；现在当地每年都模仿举行清朝册封琉球国王的仪式（王元崇供图）
澎湃新闻：在19世纪中西大秩序的数次交锋中，您着重写了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恩恩怨怨。朝鲜半岛何以成为这种交锋的前线？
王元崇：朝鲜半岛在中国和日本中间，基于这种地缘政治上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朝鲜是没有选择的。1840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人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中国和日本都开始慢慢和欧美接触的时候，西方国家发现朝鲜这个夹在中间的国家，好像还没有太多接触。美国考虑的是远洋贸易，一旦船只搁浅，可能需要朝鲜政府救援。而法国是因为天主教传到朝鲜半岛，朝鲜王朝要遏制和镇压传教势力，法国选择了出兵攻打。
然而在宗藩朝贡体制下，理论上朝鲜国王不具备与西方国家外交的权力，所谓“人臣无外交”，这种“外交”不是我们今天说的“diplomacy”，而是指“结交外人”，即这个大家庭之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将和欧美国家的交涉返回到宗藩体系的中心——北京，请英法美等国家与北京交涉。如此一来，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和朝鲜的国际地位便受到了关注。对西方国家而言，朝鲜究竟是否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立即成为一个问题，这些国家也就此开始了跟北京之间的相关交涉。所以，从1860年代开始到1890年代，接近30年的时间，朝鲜便成了中国、日本和欧美各国角逐的舞台，而中国又具有宗藩体系内的权威。
北京阐述的一套宗藩伦理秩序，欧美国家是不懂的，但是在日本前，也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去挑战这种宗藩制度的合法性。日本之所以要否定宗藩秩序，与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有关。日本可以说是一个这套秩序内部的反叛者，它因为地理因素而长期游离在中国宗藩秩序的边缘，尽管长崎等地方一直都同中国保持长时期的贸易往来，但日本并非中国的朝贡之国。到19世纪后半期，日本利用新舶来的欧洲国际法规则，去有计划地挑战原有的中朝宗藩关系和整套宗藩体系，这就是日本的一种特殊的时代和地缘政治角色，在东北亚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因此，也恰恰是日本，而不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最终解构了中国的宗藩朝贡体系，并且加入了欧美一系的殖民主义行列，到1910年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然后迅速开始了往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扩张。
拉长时段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介入朝鲜半岛，不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的，中美在朝鲜半岛上的恩恩怨怨可以追溯到1860年代。至于20世纪中期以后的那次战争，整个国际秩序已经完全不一样，中国和朝鲜早已变换天地，美国当然也不是早期的美国了。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写道，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侵略叙事中，主角往往是英法俄，而美国则“躲在角落”。美国早期的对华策略以贸易为中心，外交上则主张“中立”，“不动武也不谋求殖民地”。与当时其他的西方列强相比，美国特立独行的原因何在？如何理解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王元崇：美国当年的海外势力还不强大，不像英国那样拥有实力强大的东印度公司、强大的皇家海军，并在东南亚或者中国海域活动。1898年之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也就是亚太地区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基地，也没有全面进入这一地区的战略计划。美国从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以后，重心一直放在美洲，不让欧洲干涉自己的后花园，所以没有形成对华和对亚太地区的系统性政策。对中国，美国是联合英法俄等国推行联合殖民主义和联合帝国主义的政策。例如，美国1899年抛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承认彼此在华利益范围，门户对彼此开放，就是其联合政策的表现。有的学者说，美国当年的对华政策就是没有政策，是很有道理的。直到1898年占领了菲律宾以后，美国的势力才开始深入这一地区。事实上，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那样，从1898年以后，美国再也没有从海外战争的马背上下来过：1898年占领菲律宾，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侵华，然后是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反恐战争，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大量中美关系著述，基本上是从20世纪初开始写起的缘故。
在对华方面，美国从1784-1900年期间主要都是以对外贸易为主。中国市场对美国非常重要，对华政策中贸易占了比较大的比重。美国画报新闻中有大量美国向中国兜售商品的漫画，比如有一幅我在书里采用的时事讽刺漫画就写着：菲律宾毕竟只是前往中国的跳板。
1900年美国杂志《评判》发表的讽刺漫画《说起来，菲律宾毕竟只是前往中国的跳板》
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从建国以来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像欧洲国家那样推行海外殖民主义。1898年之前美国试图坚守这个原则，在海外不搞殖民地，因为美国自己就是从殖民地独立的一个国家。菲律宾曾经是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但是没有正式称之为“colony”。当年美国国内为菲律宾进行了很多辩论，因为建立殖民地和美国的建国原则相悖。最后他们从所谓“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中找到合理性——要以文明来教化他们，从宗教、商业的角度，合理化海外殖民地的事业。
1898年是美国对外扩张史上划时代的一年，美国在这一年控制了菲律宾、关岛、古巴、波多黎各。今天的波多黎各仍然是美国的“自治邦”，又叫非建制属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是指一个地区由美国政府控制，但美国国会未对该领土通过组织建制法律。我在美国有一个同学是从波多黎各来的，我们曾为波多黎各到底是美国的殖民地还是保护国展开激烈的讨论。波多黎各是所谓的美国领土，但是还没有并入联邦，地位非常尴尬。多年以来波多黎各的地位也是美国史研究中探讨的议题。我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来自美属维京岛，美属维京岛不是殖民地，是美国领土，属于海外飞地，但距离本土很远，她说自己感觉是从一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来的人一样。这些都是1898年以后，美国转变了政策，以“昭昭天命”合理化后的征服。后来在亚太地区，美国也卷入到与日俱增的中国事务之中。在这之前，美国采取的是联合殖民的方法，自己不怎么出面。清朝灭亡之前美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不多，与英法等国差别很明显。
澎湃新闻：“昭昭天命”的观念对于当代美国是否还有影响？
王元崇：“昭昭天命”是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自19世纪以来对美国影响一直很大。到1950年代，是美国国内冷战舆论最强烈的时候，也是美国宗教发展到一个小高潮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周日很多人去教堂。在1955年的时候，相关统计数据显示97%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信教的，而且恰恰是在同一时期“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格言。当时在内布拉斯加的小乡村的某个教堂里，大家还坚持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这种心态都是从“昭昭天命”一路延续下来的。到今天为止，美国也经常谈“文明”，其宗教上的狂热程度就我所见应该已经比1950年代大为下降了，然而这种心态并没有衰减，因为美国是一以贯之的国家。我在书的开篇就提出，我们谈中美关系时，很多人会忽略一个事实，就是美国的延续性。现在我们中国人谈论中美关系，大多数都是在谈现当下或者当代的中美关系，之前的民国时期、清朝时期的很少谈论，甚至不太考虑，觉得是很久远的事了。但是，美国是从1776年以来一直存在的那个美国，同一部宪法、同一个国家，只是领土扩张了很多等等；而中国则不然，与美国相遇时是清乾隆年间，我们经历了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兴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什么我们要在2021年的今天回顾当年美国的“昭昭天命”，因为它跟当今美国的宗教生活、海外政策，仍有藕断丝连之处。你看美国的很多政治家的演讲，动辄追溯到1776年，而谈到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也经常提到门户开放政策等等，这背后的200多年，我们其实都要看到。
乔治·克劳富特（George A. Crofutt）1873年作品《美利坚前进》（American Progress），其蓝本是约翰·贾斯特（John Gast）的同名油画，形象呈现了“昭昭天命”
澎湃新闻：《排华法案》和留美幼童项目的失败，可能分别说明了美国和清朝在面对“开放”时暴露出的制度性问题，能否请您简单谈谈。
王元崇：美国废除奴隶制以后南方很多地方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华工大量涌入，取代奴隶劳工的缺口。后期通过《排华法案》跟美国内战也有很大关系，内战之后很多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他们乘着刚刚修成的太平洋铁路，从美国南方、东北来到了加州。华人移民在当地已经耕耘多年，各地移民在职业的竞争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太平洋铁路公司引入华工，有一个考虑是为了平衡白人劳工的罢工，所以华工本身就是作为棋子来使用的。白人劳工要跟公司对抗，提高薪酬，华工不愿意犯上作乱，不愿参与罢工，这和他们所受的儒家传统观念影响有关。华工因此遭到仇视，从利益冲突上升扩大至种族问题，最终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华工的惨案，并推动了《排华法案》出台，这些我在书中都提到了。
美国的移民政策一直以来都牵动着全球的神经。这里又要提到美国的这种自1776年以来的延续性，所以我们需要知道19世纪发生了什么，以及对今天有何影响。虽然很多中国人都听说过《排华法案》，但是可能不甚了了。当然，知识的盲区大家都有。我之所以在这本书里老生常谈地把《排华法案》再谈一遍，是因为我觉得它跟当代的美国内外的社会生活仍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很多事情动辄会提醒人们回到1882年的这个法案上来。《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至今为止唯一一部排斥特定种族的法案，废除以后它仍然存在于相关法典里，美国中小学教学也都会提到。现实生活中牵涉到华裔移民问题的时候，相关的历史记忆就会被不断地挖掘出来。在中国，对我们来说《排华法案》是清代的历史，然而在美国，它和现实生活有关系，还是活着的历史，是现实、是政治，是所有的华人移民头上都绷着的一根弦。
美国华工
留美幼童也与移民问题有关，今天我们也动辄面临类似的问题——留学生问题、F1签证的问题等等。清朝当年对外国的事情了解得很少，一直到清代灭亡，对美国的了解都不是很多。他们不懂美国的这套制度，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做过系统的调查，对美国行政架构了解也不多。1872年的留美幼童派出计划，中国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当时的国人对世界了解得太少，为了减少麻烦，在1881年一股脑把所有孩子都撤回国。其实当时美国虽然排华情绪高涨，但是孩子们读书的东北部，没有排华惨案，也没有强烈的仇华情绪，即便有《排华法案》的通过，孩子们还是可以在那里读到大学毕业的。可是历史不能假设，留美幼童是很可惜的一个百年大计，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也成材了，但对于清朝本身来讲，没有收获当初开明决定和雄心壮志的果实。这是中国本身的一个问题。我写这本书也有这个考虑，认为我们应该知己知彼，我们要知道美国在发生什么，教育则更要开放交流。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
澎湃新闻：蒲安臣可能是中美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先作为美国的第一任驻华公使来华，又以美国人的身份代表中国出使美国。造就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势与个人因素有哪些？
王元崇：蒲安臣的性格比较温和，因为当时美国在中国没有英法那样的扩张欲望，也没有军事武装。蒲安臣作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给总理衙门的印象很好。蒲安臣是美国人，总理衙门认为他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当然派他出使美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清朝无人可派，朝廷里没有人懂英文，也不懂外交秩序，官员仍然是考科举出身，读的是四书五经。其他国家公使太咄咄逼人，只有美国在中国显得比较温和，蒲安臣本人也比较和蔼一些。蒲安臣使团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但也正因如此，才有《蒲安臣条约》的签订，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平等条约，后来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派出留美幼童也得益于这个条约。
澎湃新闻：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萨拉·康格书信中的慈禧太后，为公使夫人们递茶送水、喜欢照相、搞“夫人外交”，是这本书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一个部分。康格夫人的《北京信札》的书写和出版都在一个世纪以前，您重新讲述这一段的用意何在？
王元崇：慈禧太后那一章节涉及八国联军侵华和整个中国外交的又一次转变，是晚清政府非常重要的节点。写慈禧太后，首先想突出女性的角色，普通女性很难在中美关系的论述中找到一个位置。皇太后是一名女性，虽然不是普通人，有关她与外国公使夫人的交往，康格夫人等人却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还原了这段往事。1902年前后，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做出了平生最大的转变，我当年第一次读到时很震撼。一个曾经权倾天下的皇太后在时局变迁之后发生的巨大转变，在礼仪方面尤其突出。她与公使夫人们一起喝酒，把酒杯、点心亲手放到别人的手心里，甚至邀请客人坐到炕上，这些动作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皇太后过去可能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她有自己的考虑，她希望能够影响这些女性的丈夫——各国公使。事实上，美国驻华公使康格也确实在给美国国务卿的外交报告上写下了慈禧太后的态度变化。清宫档案对这些讳莫如深，因为它不符合礼制。我想通过这些来呈现慈禧太后的另一个面向。
那些慈禧太后的照片和画像，是来自一百多年前的宫廷作品，它们把历史与当下联结起来。我在书中用了一张照片作为插图，是我女儿站在博物馆里的慈禧太后画像前，这就是历史——1904年从中国北京运到美国的皇太后画像，和2013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亚裔小女孩，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联结。我有的中国朋友，也带领自己一直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去参观这幅油画，讲述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那些历史的遗产，直到今天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消失，哪怕是在大洋的彼岸。
美国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博物馆藏的《大清国慈禧皇太后》油画像。王元崇2019年4月摄。
澎湃新闻：您多次提到，我们面对的是层累地造成的清代历史观，所以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去理解历史，这可能也是读史料的意义。书中全文列出了美国第三任驻华公使镂斐迪的中国报告，您觉得其中最具洞见的观察有哪些？
王元崇：镂斐迪的《中国国情报告》很多年来都对我触动很大。我曾在课堂上让学生逐句地阅读和讨论。尽管是写于19世纪晚期的报告，但学生从中提出了很多历史和当代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考试制度（联系到今天的高考制度）、文字文化（联系到美国的汉语教程）、政治制度（联系到如何认知当今中美的差异），等等，可以延伸讨论的内容特别多。有一年我的课上有一位60多岁的曾经在江西教过英文的老先生来旁听，他在讨论中还结合了自己在江西与重庆等地方的见闻，效果非常好。镂氏的报告在开篇就提出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多元化”，他说“没有一种关于中国的概括性描述是可靠安全或者正确的”，“如果有50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说法是真的话，会有100个例子等在那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镂斐迪在中国待的时间不久，我很惊讶于他的敏锐。镂斐迪还对清朝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他的观察：既有从皇帝开始自上而下的专制，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或者说制约。他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观察，而今天很多美国人谈论中国政治制度时，往往是简单化地一言以蔽之，而不知道实际运作中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关于如何对待中国，报告中说，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不可能仰仗于其他人，更不可能仰仗于殖民主义。这些都让我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决定藉此机会引荐给更多的读者。
澎湃新闻：您认为，作为隔山限海的两个国家，中美对于彼此意味着什么？
王元崇：过去两百多年来，中国对美国而言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是代表财富的所在，是想象中巨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对中国而言，则是近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照国家。资本、市场和科技的交流，今天仍然是中美关系之间很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多加合作，朝关系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王元崇著，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