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书成为各大媒体讨论的热点——《巨婴国》。在这本书中，心理学家武志红提出：大多数中国成年人，心理水平是婴儿。巨婴的全能自恋心理，而此心理即集体主义和愚孝的深层心理机制，这样的心理机制下，催生了中国好人、控制狂、被迫害妄想等一系列当下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这样的成年人，是巨婴，这样的国家，是巨婴国。
笔者一边看书，一边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台湾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不是很早就提出过：中国人的压缩型人格。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个性后，又去抹杀下一代，将这种平均化的个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做到“跟大家一样”。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孙隆基 著/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武志红的观点只不过是更偏激，将这种压缩型人格简化为“巨婴”心理。武志红在书中也映证了笔者的猜测，他说自己最佩服的就是台湾学者孙隆基以及他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同样是分析国民性，不得不说，武志红的观点虽然犀利，但也有逻辑难以自洽的地方。他的常用方法是贴标签，比如“巨婴”、“妈宝男”，在这些侮辱性的标签下，难以进行客观理性地讨论。而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以下简称《文化》），则要冷静、理性不少。
接下来，笔者将抛砖引玉，分享孙先生书中一些比较有启发性的观点。
对于中国人不爱抗争、超能忍的性格，《文化》一书中有过深刻的剖析，如下：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因此，中国人很重礼，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双方面都不要斤斤计较自己的利益，互相让步，利益算得太清楚，就必然会引起争执。中国文化将“抗争”非法化，公然“逐利”也是没有合法性的。
西方文化下产生的人格，则认为人必须去为自己的谋取合法利益，而且必须为了获得且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作斗争。唯有如此，强固的“自我”疆界才能建立起来。自然，自己如此做，也尊重别人如此做的权利。一切必须讲究法权关系——什么是自己份内的，什么是别人分内的，都划分得清清楚楚。
中国人这种“和为贵”的态度，给人一种容易相处的感觉，但是也造成“自我弱化”，漠视自己的权益，结果往往是欺压者更嚣张，容忍者被欺负得更惨。
在家庭伦理上，《文化》一书也进行了中西对比，对国人的传统家庭关系提出了批评：
在代际关系上，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为了让自己的独立人格出现，还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以便让“自我”浮现。他们教养子女的方式，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成为独立的、完整的“个人”而设计的。这样每一代都能让自己的潜能完全盛开，有自己这一代的新风貌。
至于中国人对代际矛盾的处理，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是“孝”。结果，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都无法开辟新天地。
人对权威的第一反应，是从家庭中发生的，因为家庭是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人在长大以后，对社会权威所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延续。
而我们的家庭教育强调“孝顺”“听话”“乖”，以爱之名控制孩子，使孩子逐渐丧失独立思考以及选择能力。
比如林妙可，大家都说她一手好牌被打烂了，资质不错的她初三才学会过马路，17岁了和母亲共享所有的秘密，包括手机密码、微信等。一个被母亲过度保护的孩子，很难长大。
回到《文化》这本书，它对国民性格的剖析主要是基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作者对所接触到不同国家的人的细致观察。有些虽然只是作者的观察，但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精准，例如他分析一个不自信的人和自信的人相处场景：
一个被弱化了的“个人”，在面对“心理形势”比自己占上风的人时，总会觉得有一股比自己强大的外力将自己带动。因此，就身不由己地向对方打躬、赔笑，而且，还往往有去迎合对方的倾向。
作者的国际视野也是一大优势。作者孙隆基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总结来说他定居过的地方：重庆——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上海。所以在他书中可以看到广阔的国际视野：对大陆人、台湾人、美国人、香港人以及日本人（在美国教过日本留学生）等国民性的对比。
这本书写作于八十年代，距今有三十多年，但是对于当下中国，仍有着切肤的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