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宿白致中华书局编辑姚绍华的信
《上海书评》连续刊发有关考古学家宿白（1922-2018）的纪念文章，让我想到去年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得的一封宿白写给中华书局编辑姚绍华的信（图一）。信的内容涉及他和向达（1900-1966）就重印冯承钧（1887-1946；冯是宿白的老师）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事提出的若干建议，在学术史和出版史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我决定紧急参与，把这封信刊布出来。
图二：宿白信上所粘收发文联合登记卡
宿白此信是用红笔写在一张北京大学历史系专用的活页纸上，天头粘有一枚“收发文联合登记卡”（图二）。信中只写月日，未署年代。但是从登记卡及其覆盖的信纸上的一枚戳记所记的收文时间为1954年12月16日来推算，可知该信应该是写于1954年12月11日到13日之间。全信内容如下——
绍华同志：
重印《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事已和向达先生谈过，我们觉得一—四编最好还用原纸型，因为可以不必再校对。《史地丛考》《续考》可以重排。分册问题，没有意见。书后附人名地名索引事，我们已和过去曾在燕京引得处工作的贵增祥同志谈过，他可以在业余时间作这项工作。
冯家我尚未正式接触，预备明后天找他们谈谈，等有些头绪再和您联系。
敬礼
宿白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日已和冯家联系，准备在本星期日他们开个家庭会议，大约下星期内就可将《马哥孛罗游记》等书稿费领出。匆匆不尽。
白又及
十三日
《西域南海史地译丛》就是《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的简称，民国时期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编（1934年3月）、续编（1934年3月）、三编（1936年7月）和四编（1940年7月）。《史地丛考》和《续考》分指冯承钧编译的《史地丛考》（1931年1月）和《史地丛考续编》（1933年1月），也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冯承钧去世到宿白写信期间，这些书都没有再版过，旧版也因印数不多已不易购得，颇不便于新一代西域南海史地研究者参考和使用。大概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再加上1956年6月将迎来冯承钧去世十周年（图三、图四），中华书局有意将这些书再版发行，于是找向达和宿白征求意见。除了和向达一起就再版提出若干建议之外，宿白还立刻联系了冯承钧的家属，并回报说冯家将开家庭会议商议此事。宿白在信中特别提到的领出《马哥孛罗游记》等书稿费事，指的应该是中华书局当时再版的冯承钧译沙海昂（Antoine Joseph Henri Charignon，1872-1930）注《马可波罗行纪》（上中下三册，1954年10月）等书的稿费。
图三：冯承钧墓，位于北京福田公墓
图四：冯承钧墓（与图三一样，俱为友人顾怡于2010年2月拍摄）
冯家商议的结果应该是顺利的，因为随后从1956年5月开始，中华书局果然陆续推出了数编的《译丛》。但是，中华出版的这几编《译丛》，却非向达和宿白建议的用原纸型重印的前四编，而是全新打造出来的五编（1956年5月）、六编（1956年10月）、七编（1957年12月）、八编（1958年1月）和九编（1958年8月）。不知为何，对这五编的编辑经过及其与前四编的关系，不论是出版社还是编辑整理者都没有以序言或后记的形式做出任何说明。
《译丛》的前四编直到1962年11月才得以重版，出版社也由中华书局改为商务印书馆。与向达和宿白“最好还用原纸型，因为可以不必再校对”的建议相反，前四编由冯承钧的女婿陆峻岭重新做了校订，版面也进行了重排，自然也就没有再保留原纸型。陆峻岭在他给前四编写的《前言》（作于1962年10月）中补充交代了它们与此前中华书局新出的五编之间的关系：“前几年整理先生旧作，为了便于研究西域南海史地者参考使用，将他翻译的一些遗稿和出版过的专书，以及散在旧杂志上的短篇论文，汇辑一起，又继续编了五编，即自一九五六年由中华书局连续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至九编。当时因工作疏漏，未向读者交代，现在也借本书重版的机会一并说明。”有了这九编，宿白信中提到的《史地丛考》和《史地丛考续编》二书就没有单独出版的必要了，因为《丛考》所收十一篇译文和一篇冯承钧自撰文，《续编》所收四篇译文，除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的《龟兹语考》（改题《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收入中华书局1957年2月出版的《吐火罗语考》）之外，已经全部收进《译丛》的七编和九编。
1995年5月，商务印书馆再将这九编分成第一卷（一到五编）和第二卷（六到九编）第二次影印出版，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常使用的《译丛》的版本。1999年11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译丛》的第三卷，收入了几种不长不短的小册子。从陆峻岭给第三卷写的后记（作于1997年2月），可知商务有出到十卷的计划，最后甚至要把大部头的《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等书也收进去，只是第四卷及以后诸卷未再续出。这种编卷的划分，与向达和宿白当年对之表示“没有意见”的分册方针到底同异如何，目前还不清楚。
像《译丛》这样的学术巨制，如果没有一个以科学方法编辑的人名和地名的详细索引，是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宿白和向达当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邀请曾在原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过的贵增祥来编《译丛》的索引。贵增祥虽然答应他们会在业余时间完成这件工作，但是直到中华书局编印后五编，商务印书馆重新校印前四编的时候，还是没能将索引编完附上。编写《译丛》索引这件重要的工作，尚有待于后人的继续努力。
接收宿白来信的姚绍华（也作姚少华）是中华书局第四编辑室的主任，登记卡“主办部门”一栏里透过复写纸填写的“四编”指的就是这个编辑室。在“主办部门意见”一栏里，还填有“四编已与宿同志当面联系54/12/21”一句。除了《译丛》之外，宿白还参与了冯承钧编《西域地名》一书的重刊（中华书局，1955年11月）。该书前面的《重刊〈西域地名〉说明》，就是由宿白和陆峻岭合写的（作于1955年4月10日）。
说到冯承钧的译作和论著，我想借机提一下他翻译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3月）。这部书也是由陆峻岭负责整理的，只是当时他看到的译稿已不完整。关于这件事，他在该书前言（作于1986年初）中是这么说的：
冯承钧先生早于1941年就将此文译出，并交予尚（上）智编译馆（未刊）。我们在1954年整理冯先生遗著时，未能找到原稿。至1957年始经中华书局辗转寻得，惟其中原书第164页第14行至第200页第5行之译文已不幸遗失，因此未能即时发表。冯先生在1946年6月故去，今年是他故去四十周年，特将此遗稿整理出版，作为纪念。
在整理过程中，蒙何高济同志大力协助，将原稿遗失部分重新补译。译完后，又蒙何兆武、耿升（昇）两同志审阅，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其实冯承钧原稿的遗失部分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蒙古与教廷》译稿钞本两册（索书号138648），内容完整，遗失部分也在其中。这个钞本至少反映了冯承钧译稿在某一阶段的全貌，值得整理和研究。我曾专门去古籍馆抄写遗失部分，打算先把它刊布出来，可惜后来由于杂事缠身未能完成这个计划。希望将来有人能去专门做一下这项工作，等中华书局重印《蒙古与教廷》时，可以把遗失部分作为附录放进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