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沙宋墓：宿白先生的学术起点与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经典的诞生
1950年，自古以来作为国家粮仓的中原大地迎来了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个基本建设的高潮。在这个建设高潮中，位于中原腹地的许昌地区禹县（今许昌市下辖禹州市），则在颍河上游临近登封县（今登封市）的白沙镇附近，规划建设一个大型水库。这个名为白沙水库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1951年开始动工，1953年开始蓄水，设计库容2.95亿立方米，水域面积达985平方公里，集防洪灌溉功能于一体，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利设施。
白沙水库的兴建成为河南乃至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但不在政府和学术界规划中的是，白沙水库也成就了一代考古宗师宿白先生的第一个学术高峰，更是奠基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殿堂，成就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发掘报告的经典。因此，白沙水库，同样是河南乃至中国考古学的里程碑。
1951年宿白先生去禹县白沙前在许昌专署
作为中央文物事业局派出的配合白沙水库建设的考古队成员，宿白先生在白沙水库的田野考古发掘，既是其个人田野生涯的早期点睛之笔，也是新中国配合基建田野考古发掘的初始阶段。在这样一种全然不曾面对过的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的复杂环境下，宿白先生以他过人的睿智和丰厚的学术积淀，圆满地完成了在纷乱嘈杂的建设工地进行平静笃定的田野发掘工作——包括细致清理、仔细观摩、认真摹绘和详实记录等等每一个至纤至悉的环节——毕竟，对于当时的水库建设者，无论是水利部高管和苏联专家，还是来自周边几个县自带干粮的民工，在水库工地发现三座有彩色壁画的古墓，都是一件极具神秘色彩和吸引力的事情。而对这三座墓葬所蕴含的考古学、建筑学和艺术史的所有信息进行最大限度的读取和记录，所需要的却是安静的（最好不被外界干扰的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环境和沉静的心。
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贾峨先生，生前曾对八十年代入职该所的年轻北大学生回忆说：
宿白先生在白沙水库工地发掘其间，身着一袭长袍，安静沉稳，风度翩翩，绝对是大家风范。
贾峨先生对宿先生的倾慕不仅仅来源于他风度翩翩的外在形象。此后，因着在文物出版社编辑部工作的经历，贾先生对宿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由衷折服，尤其是捧读《白沙宋墓》之后。于是，白沙水库和白沙宋墓，锤炼了宿白先生田野考古的基本功底，练就了宿白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基本素质，也随之成就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经典：《白沙宋墓》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195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白沙宋墓》，是宿白先生以一己之力编写完成的白沙水库田野考古的发掘报告。这既是宿白先生本人编写的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也是中国考古学此类报告的开山之作。正是通过这部报告的编写，宿白先生确立了发掘报告是田野考古最重要最基础型研究的看法，并将这种观念贯穿到他此后的考古实践中。在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对各省市和诸多后学的劝勉中，都能反映出宿白先生对考古报告重要性的看重。
在《白沙宋墓》报告中，宿白先生首先把自己所具有的墓葬发掘者与考古研究者做出了明确的身份界定，并据此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前者负责将发掘成果力求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地详实介绍描摹出来，后者则旁征博引融会古今，把蕴含其中的信息，从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美术学以及民俗学等等诸多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和解读，从而通过三座具有地方特征的墓葬，解读北宋时期中原北方地区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宿白先生所独创的这种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既避免了报告编写者对发掘材料的认知有意无意地影响读者和研究者的判断，也把他本人集田野发掘者、报告编写者和考古资料研究者于一身所具有的宏阔学术视野和深厚学术素养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著作所达到的高度，迄今无出其右者。以至于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尚未出现继踵者。
白沙宋墓一号墓前室西北隅铺作
白沙宋墓一号墓后室西南壁壁画
《白沙宋墓》的这种不可复制性，使宿白先生立足于中原腹地的考古资料成就了他作为考古学家的第一个学术高峰，也开辟了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崭新领域和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
二、汉魏洛阳：宿白先生立足河南对魏晋南北朝考古的发凡探微
宿白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当中为数不多的从事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对中原大地上种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历史时期考古遗存格外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他对于汉魏洛阳城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河南文物考古事业的巨大推动。
上世纪五十年代，宿白先生作为指导老师带领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发掘洛阳王湾遗址。期间，利用寓居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的便利，宿白先生对洛阳汉魏故城和隋唐城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踏查和记录。在此基础上，他所撰写的《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和《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两篇论文，不仅把洛阳两处都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和文化内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而且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深度剖析其所具有的考古价值和历史地位。宿白先生在两篇论文中所提出的主要学术观点，迄今仍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代城市研究者所宗奉。由此，由洛阳拓展至中原，进而影响到全国的考古学界，极大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把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内涵和研究方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宿白先生印象 田凯作于2018年
宿白先生把自己实地踏查的资料、与古代文献典籍的记载、考古勘探的结果三种信息进行了深度的融会与比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考据，从而生发出对洛阳汉魏故城平面布局、营建程序、相互关系等一系列认识，进而结合都城设计者和营建者自身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探讨形成这种布局的历史渊源。比如，北魏孝文帝自平成（今山西大同）内迁而营建洛阳，这被视为鲜卑民族的汉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学术界的通识。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知和判断也仅止于此。宿白先生通过对考古资料尤其是汉魏洛阳城营建过程的考索，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汉化，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或摹拟汉魏制度，而是加入了新因素后的一次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洛阳考古资料，主要是从北魏洛阳郭城的设计和洛阳北邙北魏陵墓的布局的初步探讨中，得到某些认识。”由此可见，宿先生对古代都城的研究，既着眼于其发展过程一般规律性的探索，也注重其背后民族背景、信仰与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因素对古代城市建设的内在影响，从而更为准确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诠释古代城市的各类文化遗存。在这一点上，宿白先生站在了二十世纪古代城市研究的学术前沿。
不惟如此，宿先生对洛阳都城遗址的研究其实有着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这篇《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与此前的《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和《盛乐、平成一代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是一个完整体系，反映出宿白先生宏观把握从鲜卑民族的发源地内蒙嘎仙洞到定都平成再到迁都洛阳这一贯穿数百年的历史脉络，把鲜卑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态和过程与几个重要的都城节点的考古成果予以融会贯通，从中提炼出北魏这一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和独特发展历程的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进而阐释其文化内涵。
同样地，这种宽广的学术视野也被深入地应用到宿先生对洛阳古城的个案研究中。如果说前述鲜卑遗迹辑录系列是宿先生对鲜卑遗迹空间分布的研究的话，那么从《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再到此后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可以视作宿白先生把洛阳古代都城遗址从北魏到隋唐这么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段内纵向的剖析。这种剖析集中于一地一城，年代跨度达数百年，从时间刻度去识读古城的演进，探索期间的传承和发展，然后有进行横向的比对和分析，从而把对个案的剖析拓展出标尺的意义。
比如，宿先生在深入分析了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考古遗存和文献典籍之后，首先指出其文化之源：“汉魏时期……出现了不少和以前不甚相同的新的制度和习俗。这些新的制度和习俗，从考古遗迹方面观察，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和逐步南迁的鲜卑民族在相互影响、融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容，应是其中的重要来源之一。”然后，宿先生继续分析说：“这个来源，至少在形式上还影响了其后的我国封建社会盛世隋唐的某些制度和习俗。”接着，宿白先生用洛阳地区古城的具体内容，阐述其间的传承关系。他说：“北魏设计的洛阳郭城显然是隋创建大兴、洛阳两城的主要根据；北魏洛阳的里坊制度，甚至为隋唐新建的许多重要的地方城市所参考。残存原始葬制的北魏洛阳北邙陵墓的布局，看来也影响了唐代陵墓。李渊（高祖）献陵、李治（高宗）乾陵，特别是李世民（太宗）昭陵突出地集中了较多的陪陵墓，大约即渊源于此。至于洛阳北魏墓葬的形制、棺椁制度、以牛车为中心的武装俑群以及陶俑和壁画中所反映的各种衣冠服饰等，都为北魏以后迄初唐所沿袭，更是一般所习知。”
由此，洛阳古代都城遗址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示范效应就得以非常具体地显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与日本奈良平城京和藤原京的比较研究，就更加凸显了洛阳所代表的中原古代文化的辐射力。
宿先生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既反映出他对考古资料的精准把握和深入判读，更反映出他作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引领者所扮演的无可绍替的角色。而河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尤其是洛阳古代都城遗址的考古，从中受益匪浅，几代河南考古人，至今仍在享用这份教泽。
三、龙门石窟：宿白先生对中原佛教遗迹的研究与中国佛教考古体系的构建
宿白先生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佛教石窟寺考古的奠基人。《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是其佛教石窟寺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被誉为“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中国著名石窟的洛阳龙门，自然也是宿白先生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与教学的重要阵地。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宿白先生就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深入龙门石窟进行考古调查。宿先生尝试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古代石窟寺的研究领域，他以龙门石窟的唐代洞窟为突破口，首次对唐代洞窟进行了调查和分期，并对双窑进行了实测。这次尝试的结果时，两位追随宿先生的学生丁明夷和温玉成分别撰写出了《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分期与类型》论文和《洛阳龙门双窑》报告。这是对龙门石窟考古调查的系统总结，被学术界认为是记录最完备、型式划分最准确、编年排比最可靠的石窟考古著作，受到一致好评。宿白先生的这一次学术探索一举成功，标志着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从此进入全新的阶段。丁明夷和温玉成两位也因此成名，日后成为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大家。
2004年，宿白先生和温玉成（左）等在龙门石窟
此后，既着眼于龙门石窟自身的研究，又考虑到整个石窟寺考古体系的构建，宿白先生对龙门石窟的关注始终未曾稍有减弱。1985年，为了编写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宿白先生又指导马世长等北大考古系师生来到龙门，对石窟寺进行了较为全面和详尽的测绘与记录，并重点对北魏和唐代的洞窟进行了实测，最终完成《龙门皇甫公窟》报告。这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进一步实践着宿白先生关于石窟寺考古的方法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中国石窟·龙门石窟》这部巨著中，宿白先生发表了他的《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探索》。他通过对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把考古学的方法论示范性地运用到河南地区中西部北朝石窟的个案研究当中，体现出中国学者在这一学科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革新，从而提升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内的地位和声望。
与此同时，宿白先生还特别注重将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与国际同行进行沟通交流。在他的深度介入和具体关心下，1985年在龙门石窟举办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研讨会”，1993年举办了“龙门石窟1500周年暨龙门石窟研究所成立40周年国家学术研讨会”，2004年举办了的“龙门石窟研究院建院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石窟寺考古学术会议。宿白先生的这些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对龙门石窟的研究成果以及佛教石窟寺考古学科体系的建设。龙门石窟在这个过程中则成为一个非常醒目的标本。
宿白先生为龙门石窟研究院五十周年所写的贺信
宿白先生的晚年最为牵挂的学术课题是龙门石窟的考古报告。2004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宿白先生来到龙门石窟，专门为“石窟考古报告培训班”授课。在讲话的开始，宿先生就语重心长地说：“石窟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部分，因此石窟档率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报告的要求来编写。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档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接着，宿先生不厌其烦，就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中学要注意的问题娓娓道来，甚至详细到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他说：
做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对这样的工作的要求应当更认真、更负责；但这项工作却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就龙门石窟而言，甚至也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考古要分区、分期，龙门窟龛多且复杂，分区分期工作难度较大，需要的工作时间也较长，短时完成的只能是以部分。图此一些窟龛多的单位不愿做石窟报告；
真正要做洞窟报告，就要先了解和总结以前的类似或同类的工作，这样好有明确的立足点，要后来居上。
然后，宿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把古今中外对龙门石窟的著录和研究进行了宏观梳理和评价，并从中总结出龙门石窟考古以后的工作重点。他对既往工作的评价非常具有个人色彩，但又让人不得不折服，比如，对龙门石窟研究所快速编印出版的《龙门石窟总录》，宿先生指出：
这部大图录问题不少，甚至不为学术界认同，但毕竟给以后同类工作欲速则不达的重要启示。
宿白先生对于龙门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深思熟虑，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龙门石窟的工作现状，具体提出来六项工作内容和两项建议。每一项内容和每一条建议，都包含着宿白先生对龙门石窟考古报告的热切期待和对中国石窟寺考古殷切期望。而在由宿白先生指导的完成的《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则是具体实践者宿白先生这一学术思想的石窟寺考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由中国人自己开展的科学、系统编写大型石窟寺考古报告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实践，也是龙门石窟研究史上第一部将考古发掘的窟前遗址和洞窟遗存相结合的石窟寺考古报告。该报告的出版是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突破，对国内其他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0年宿白先生在龙门石窟擂鼓台考古报告修订会上
但让人万分遗憾的是，正在该报告即将付梓的时候，宿白先生驾鹤西去，这部著作，也成为宿白先生学术生涯的终点，乃至绝响。
从青壮年时期在白沙水库的身影，到洛阳古城遗址探寻的脚步，再到晚年时期投向龙窟石窟的睿智目光，宿白先生在河南的考古轨迹，既是他本人成就学识大家的历程，也是河南文物考古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事业发展成长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重叠，凸显出了宿白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对于河南的非凡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