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庚子农历冬至前夕辞世的翁万戈先生是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五世孙，其书画收藏基本来自翁同龢的旧藏。翁老廿年前将“上图”视为自家隐秘海外半个多世纪善本古籍转藏理想归宿；2018年百岁寿辰之际又将珍藏明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清“四王”之一王原祁《杜甫诗意图》两轴捐赠上博。惟其承让“修内司本”《阁帖》，向未公之于世而鲜为人知，特别耐人寻味。
翁氏旧藏淳熙十二年（1185）奉旨摹刻修内司本《阁帖》堪称继北宋淳化年间内府刊刻《阁帖》后，唯一明确南宋淳熙年间奉旨模勒上石的南宋御刻《阁帖》，它既保持帖宗本色，又硕果仅存，流传有绪，堪称海内唯一，举世无双；特别是其每卷后保留相当于唯一效法北宋祖本尾款，署明南宋官署奉圣旨摹刻上石的款署“验证码”，是为其“皇家血统”官刻帖的不二标签。
庚子农历冬至前夕，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五世孙、社会活动家、旅美文物鉴藏家、华美协进社前主席翁万戈先生，在美东莱溪寓所翩然驾鹤，遽归道山，我遵当轴嘱起草唁电中，有“感恩遥念，追思如缕；此间学人咸轸，缅怀同深”等语；代拟挽联一副谨表哀忱则云：虞岭泖峰并峙，见证鉴藏伟业；莱溪黄浦同波，述说贡献恩泽。藉此追悼翁老将家传文物海归奉献桑梓的无量功德，包括秘不示人却割爱“上博”绝世孤本南宋“修内司”刻全帙《淳化阁帖》的慷慨豪举。
翁万戈先生
翁老廿年前将“上图”视为自家隐秘海外半个多世纪善本古籍转藏理想归宿；2018年百岁寿辰之际又将珍藏明沈周《临戴进谢安东山图》、清“四王”之一王原祁《杜甫诗意图》两轴捐赠上博。次年9月此间为此专门举办“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致敬，展出上述两幅高头立轴，及2016年征集自翁氏南宋梁楷《白描道君像图》卷共三件翁氏藏品众所周知。惟其承让“修内司本”《阁帖》，向未公之于世而鲜为人知，特别耐人寻味。因该帖系笔者于2003年“最善本”花落上博后，次年6月22日遵汪庆正馆长嘱，行文落实入藏手续当事人与稍后爬梳整理者，兹将先睹为快独具南宋“皇家血统”该善本披露以飨同好。
“修内司本”《阁帖》
翁氏旧藏淳熙十二年（1185）奉旨摹刻修内司本《阁帖》，每卷尾款跟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最早记载“淳熙间，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规模悉同‘淳化阁本’，而卷尾乃楷书题云：‘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一致。堪称继北宋淳化年间内府刊刻《阁帖》后，唯一明确南宋淳熙年间奉旨模勒上石的南宋御刻《阁帖》。
“修内司本”《阁帖》卷尾楷书题云：“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
1987年，“朵云轩”碑帖行家王壮弘《帖学举要》提及《淳熙“修内史本”》“亦名《淳熙秘阁前帖》，十卷。淳熙间奉旨以《淳化》原本翻刻（个别字略有改动），置禁中。卷尾楷书题‘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圣旨摹勒上石’，行次、卷数与《淳化》皆同，见坊间尾刻本作‘九月’。”2003年，上图碑帖专家仲威等撰著《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介绍《淳熙“修内史本”》观点几同。
2002年，北京刻帖专家王靖宪发表于《中国法帖全集》1宋《淳化阁帖》上的《〈淳化阁帖〉概述》，在《〈淳化阁帖〉的翻刻》一、宋代《淳熙“修内司本”》章节，引录《法帖谱系》记述后云：按清孙承泽《闲者轩帖考》、清王澍《古今法帖考》，“均云未见刻本。民国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宋拓淳化阁帖》十卷，此帖为清李宗瀚收藏，有万历丙午（一六O六年）河阳潘祖纯跋，谓：‘此帖当是《修内司本》。’但此帖卷后无楷书淳熙修内司题记，非修内司刻本可知。”由此表明后世学者多无缘目鉴翁氏旧藏修内司本《阁帖》。
因尾款除《法帖谱系》著录在先，翁氏藏拓分明亦显示“二月十五日”而非“二月廿五日”。至于“修内司”本系宋室掌管皇宫、太庙修缮事务官署，真、伪本均不曾作“修内史”。据此反映作为南宋皇家刊刻《阁帖》，淳熙修内司本史上传拓流播相当有限，非等闲之辈有幸品鉴，更非轻而易举能够获取收藏，因而造成历代刻帖研究者就其多只闻其声而不得要领，庐山真面目渺不可识。像晚近岭南著名帖学家容庚编著帖学史著作《丛帖目》就未载录修内司本；北京琉璃厂“庆云堂”碑帖铺主、碑帖研究名家张彦生经验之谈的《善本碑帖录》第四卷《宋元明刻丛帖》，道及“在上海许翰卿家藏《淳化》全帖十卷，有明万历丙午（卅四年，1606）六月潘祖纯题跋，为‘修内司本’。……此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则明显有误。因盘点考索不难判别今上博原李宗瀚、许翰卿递藏《阁帖》十卷本归属另一南宋翻刻系统，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该系统另立，跟修内司本浑然无关。最明显的鉴别区分征候，是懋勤殿本（即上博许翰卿旧藏“潘祖纯本”）每卷尾款一仍北宋《阁帖》作篆书：淳化三年壬辰岁（992）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并非上述修内司本尾款楷书南宋年号。据此足以断言张彦生也未曾鉴赏过翁氏束之高阁修内司本。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传世修内司本为晚清帝师翁同龢入藏，家传为其嗣裔翁万戈先生继承，并于1948年携往海外，长期深藏若虚，不为世人所晓。直到2003年最善本翩然海归上博，引发《阁帖》研究热潮后，修内司本这一藏之域外孤本，才重新进入研究者寻觅视野而浮现水面。率先将其起底打捞出水的，是原朵云轩碑帖专家马成名，他在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祕阁皇风：《淳化阁帖》刊刻1010年学术研讨会”后出版论文集，发表《有关〈淳化阁帖〉点滴》指正《善本碑帖录》张冠李戴谬误后透露：“至于‘修内司本’，所知目前传世有一套全十册，为美国‘莱溪居’主人翁万戈先生收藏，该帖乃明邵僧弥所藏，后归铁保。有无锡华云补菴、长洲文从简、大兴翁方纲、梅庵铁保和翁同龢等人题跋。”
不仅如此，马先生2014年6月出版《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对翁氏旧藏修内司本呈现所有信息，又作了近乎“地毯式”翔实、全面搜罗和铺陈介绍，包括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1213—1275），元初鉴藏家王芝（生卒年不详），明中期“吴门四家”之一文徵明（1470—1559）、官至南京刑部郎中华云（1488—1560），明末清初“画中九友”之一邵弥（生卒年不详），清中期工书的两江总督铁保（1752—1824）、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清晚期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书法家翁同龢（1830—1904）、何天衢（生平事迹与生卒年不详）和现当代翁万戈（1918—2020）诸位鉴藏印；翁方纲三跋、翁同龢补录翁方纲题诗、题跋共两则；华云与明末清初书画家、文徵明曾孙文从简（1574—1648）、铁保各一跋，均被一网打尽，如数过录在案，为帖学界报告了修内司本尚存世间学术佳音，彻底揭开其与世暌违神秘面纱，由此有关该帖进一步梳理被提上学术探讨议程。
首先，从该本南宋贾似道、元王芝和明中期文徵明、华云，明晚期邵弥等留存鉴藏印记，尤其南宋末年奸相贾似道钤押“封”字鉴藏印时代性认证分析，该帖刊刻真实性由原先仅见文本载录虚无性，顿时上升到拓本实物与同时代人鉴藏见证双重印证高度。换言之，种种迹象汇集充分证实翁氏旧藏修内司本完全具备出自南宋中期淳熙年间官刻本的可能性。
其次，咀嚼存见修内司本间明清藏家和帖学家题跋，特别是清金石刻帖研究大家翁方纲多则题跋能够发现，他经过长期系统校勘传世《阁帖》版本得出的印象，相当倾向于修内司本乃明末万历四十三年（1615）第八代肃藩王，谥封肃宪王朱绅尧及其嫡长子，也是末代肃王朱识鋐先后历时七年刊刻于甘肃兰州《阁帖》“肃府本”的底本。且看下列翁方纲就此论断详尽解析，以及通过比对考察后就此探索发现发表的不无自得自题诗。
此第九卷《昨遂不奉帖》，山谷（书坛北宋“四家”之一黄庭坚）谓有秦汉篆意，正取其用笔之圆浑。即如首廿字之右直，亦以半缺处想象古意，而《肃本》已不可见矣。《锡大佳帖》柳下惠语，本《淮南子》。“六”是“下”字，其上一笔微带弯意，而《肃本》意作“六”字矣。又卷末《诸舍帖》“塞仰”下与前行相连是一帖，《肃本》脱失之。王若林（清代书法家王澍）遂谓前后是二帖，亦因执《肃刻》而误。此“修内司本”有之，正与内府所藏《淳化》初拓本及《大观》本相合。此《修内司帖》十卷，足订正《肃本》非一处，而此卷尤为有益，不特气味淳古胜之也。
淳熙《修内司帖》十卷。王子庆（元王芝）、邵僧弥所旧藏也。……今此帖十卷，归于冶亭尚书梅菴（清代书法家铁保）秘笈，以示北平翁方纲，既为审定，详识于卷内，复系以小诗。……世今传者惟《肃刻》，《肃刻》祖禰谁区分。今传或非肃之旧，后先摹补费与陈。我尝审研第九卷，南渡后每滋异闻。《修内司刻》肃所祖，九卷正复无歧纷。大令《昨遂不奉帖》，涪翁秦汉篆势云。又如细楷列御寇，鉴家那识萧子云。此皆中锋一当百，羊薄所向山阴津。……帖尾谁侪“长”字印，王子庆篆钤犹新。……高宜百万《肃本》上，自今且莫查诗论。……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秋八月十有二日，方纲时年八十有一。
清金石刻帖研究大家翁方纲题跋
此十卷，是邵僧弥藏本，有无锡华云跋，长洲文从简跋，有贾似道“长”字印，王芝子庆印，纸墨亦出宋拓，无可疑者。然此本实与明肃藩所刻相同，惟第九卷出入较多，则以《肃刻》第九卷之别是一本耳。……盖其所自出之本，即是《肃刻》所自出之本。而此刻丰腴古厚，十倍胜之，则南宋刻工与明朝刻工，悬绝可知也。且又因以见《肃刻本》之可信，然而《肃刻》虽远逊此，抑又尚有一二笔胜此者，善鉴者其可忽诸。
准以肃州初拓卷，讶似一石同摹然。……淳熙甫追枣木刻，旧闻已近二百年。（淳化壬辰至淳熙乙巳一百九十三年。）……箬林苦泥第九卷，赖此祖本居其前。（《肃帖》所刻第九卷别一本也，此足正之。）自余摹勒互同异，重儓谁与评差肩。一艺问津艰若此，何况传注承拘牵。取冠吾斋《肃帖》考，俨若钟律笋簴悬。……
非但如此，翁方纲在其《苏斋题跋》中，还针对《肃府刻〈淳化阁帖〉初拓本》（南海叶氏藏帖凡十册，肃府原跋刻本一册），撰有更为严谨校帖随笔。这一工作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历经四十九年（1784）八月、十月，五十一年（1786）三月，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前后差不多耗时十八年之久，经反复互校多版本不懈努力，又积十三年时间沉淀思考，到嘉庆十八年（1813）八月再“以邵瓜畴（邵弥）旧藏淳熙‘修内司帖’十卷，细对‘肃刻本’”，展开了更为认真细致，近乎严丝合缝，纤毫毕爽谛审比较，终于就修内司本疑似肃府本祖本定论，有了全新认知与清晰界定。
进入21世纪初，随着上博购置《阁帖》最善本并举办展览、研讨等系列活动整体打包推介，本鲜为人追究验证《阁帖》版本比勘考订，进入史上崭新深层次发掘探讨时期，相关最新研究成果纷纷面世而推陈出新。尤其所有研究均采取从传世《阁帖》书法具体笔画、行次等细微个案着手，进行由形式到内容微妙异同变化的罗列对比法，为继其严格排比互校，有幸进入翁氏旧藏修内司本整理研究工作打开方便之门，开启捷径通道。笔者相关爬梳厘定，也相应变得有案可循而畅通便捷许多。
综上校帖，笔者原则同意翁方纲学术裁决，即修内司本可视为明末肃府本取法蓝本之一。事实上，汪庆正先生当年推敲《阁帖》版本系统时，在“存世《淳化阁帖》过目一览表”最右边，曾列出肃府本上溯源头作：祖本已消失；而把明其他翻刻《阁帖》源头归纳为“国子监本”和“泉州本”系统这两大类。那么，综合以上排比，是否能将汪先生当年尚不及深入对标的翁氏旧藏修内司本，就确认为明末肃府本重点取法的底本呢？笔者认同此裁判结果。这除了有翁方纲考订题跋、题诗在前佐证，此间继诸家后再提供一重之前学人不曾留意校帖心得收获，即第七卷王羲之《皇象帖》间“勿三（实系“忘”字）”的“三”字笔画，国子监本、泉州本、肃府本跟修内司本最为神似，而与其他版本则均相去甚远一望而知。
“存世《淳化阁帖》过目一览表”
另外，《诸家古法帖五》卷首起“苍颉书《戊己帖》”、“夏禹书《出令帖》”、“鲁司寇仲尼书《延陵帖》”、“史籀书《敡州帖》”到“秦丞相李斯书《田畴帖》”篆书每字出锋，特别竖笔末尾出锋，国子监本、修内司本、泉州本和肃府本均为圆润钝笔；惟懋勤殿本（即潘祖纯本）则呈尖锐状笔锋，苍颉、夏禹、史籀书三帖尤为明显。这些鉴定考据要点，均可被视作彼此隶属关系归类的旁证依据。
《诸家古法帖五》卷首起“苍颉书《戊己帖》”
据仲威等《古墨新研：〈淳化阁帖〉纵横谈》附录《〈淳化阁帖〉版本异同汇要》，尹一梅主编《懋勤殿本〈淳化阁帖〉》（下）所附《不同版本〈淳化阁帖〉文字对比》等，笔者主张翁氏旧藏修内司本，应被认定为继北宋最善本后南宋皇室刊刻最善本和传世孤本，它和北宋最善本、南宋国子监本和泉州本一起，共同构成为明末肃府本刊刻主持者——肃藩王参考借鉴的底本之一。由于上博藏海归祖刻最善本传世仅见四本已不尽完备完整。国子监本虽上图存有第九卷一册，不过，另外九卷均孤悬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基本成为海外遗珠。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与上博藏潘祖纯本，在就《阁帖》内容和书法取舍订正上自我发挥成分较多；虽主持者或刻工善书，或能理解书法运笔可知。但其大刀阔斧地从形式到内容斧正古帖，已失去追摹古刻翻刻意义，效果完美理想与否，仁智互见。就行草书传习而言，许不无示范积极意义；但从版本价值上评估，却未免失之“进步”而走样偏颇了。
至于上图藏宋拓《阁帖》泉州本，同样不无摹刻笔画脱漏、数字误衍、刻工溢刀和第八卷卷首标题不严格按照行楷书通行本位置而擅以草书移位等粗枝大叶失误；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宋刻〈淳化阁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书（陆恭旧藏本）仅残存三卷，且存帖量约仅占三卷总数四成多，三卷卷首标题、卷尾署款均失无存，包括卷七《皇象帖》等约六成多刻帖缺失，残缺情况严重，近乎仅及三卷原本总数零头，已不具备跟其他版本完整比对的对等基础、条件与资格。
其实《阁帖》北宋祖刻因始于初创，从选取内容、谋篇布局到上石刻工等均非尽善尽美，因而常为后世帖学界诟病，这由其选择上古伪帖、编辑接续错误、刊刻笔画遗漏乃至一帖重复两刻等谬误可见一斑，不一而足。但这些弊病与不足，恰恰体现出问世之初早期《阁帖》版本体系的真实性。而继祖本后各翻刻本主持者，显然或多或少陆续注意到上述疏漏问题，有的采取一仍古刻追摹之道，而有的则试图予以微调、修订和改正。这些不同举措，取决于主持者是本着严格遵循拷贝复制古帖纹丝不动，尽还旧观意愿，还是在保持尊重古刻面貌基础上，对不尽合理形式与内容加以一定程度乃至全方位修正。后者不光需具备帖学专业知识素养，还要有相当水准书法基础尤其行草书功底，才敢于不因技痒就对之前版本中存在差错讹误进行毫不留情修缮改定，难度可想而知。懋勤殿本和泉州本主持人或刻工无疑进行过这方面尝试。前者明显用功甚勤，技艺高超，不露斧凿痕迹，改订得天衣无缝；而后者仿佛也花费不少心思，但在考订补阙方面力度不及前者，甚至反而酿成不少新失误，如卷六《月半帖》“王羲之再拜”“拜”字左下部溢刀；卷九《诸舍帖》脱漏后三行即然，这些现象均始见于泉州本。
当然，《诸舍帖》脱落三行情况实际上并非泉州本仅见，之后肃府本亦然。因此，笔者主张后者很可能就第九卷选取是以泉州本为底本的；否则，不应当在《诸舍帖》缺失面目上何其相似乃尔。因为修内司本《诸舍帖》内容分明保持完整无缺，并无遗漏后三行；加之卷首帖目仅为“晋王献之”四字，非通行本“晋王献之一”五字，遂不为肃府本选作底本。而审视彼此《诸舍帖》缺后三行高度一致性，肃府本卷九背后的泉州本底色，未免就端倪可察起来了；启功先生就明确认为是用《泉帖》补配的。也因此，笔者主张肃府本不仅仅如翁方纲所认为的以修内司本为蓝本，它显然还参考了包括泉州本在内的其他两宋善本《阁帖》。
泉州本一般被视为南宋庄夏摹刻，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载：
《淳化阁帖》十卷，宋季南狩，遗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时出光怪，枥马惊怖，发之，卽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眞迹。余按沈源释文序云：是帖纳郡庠，岁远剥蚀，其后庄少师氏，复摹以传。则今帖非马蹄眞迹，乃庄氏摹刻也。其石先属张氏，后以其半质钱于族，秘匿不返，至于构讼。于是各飜木刻足之，分为两部，今所传者，旣非宋遗，而庄模亦皆割裂，递更递失矣。惟蔡沙塘宪副家所藏七块，完好不剥。蔡其宝之，甚为难得，欲得庄刻之全，与蔡之所藏，必求数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庄少师者，不知何名，考泉郡志，有庄夏者，登淳熙八年进士，历官侍郎，封永春县开国男，卒赠少师，有文名，他庄无仕少师者，故知是帖复摹，乃庄夏也。
关于庄夏其人其事，《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列传第一百五十四有传可稽。
庄夏，字子礼，泉州人。淳熙八年进士。庆元六年，大旱，诏求言。夏时知赣州兴国县，上封事曰：“君者，阳也。臣者，君之阴也。今威福下移，此阴胜也。积阴之极，阳气散乱而不收，其弊为火灾，为旱蝗。愿陛下体阳刚之德。使后宫戚里、内省黄门，思不出位，此抑阴助阳之术也。”
召为太学博士。言“比年分藩持节，诏墨未干而改除，坐席未温而易地，一人而岁三易节，一岁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迁国子博士。召除吏部员外郎，迁军器监、太府少卿。出知漳州，为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寻权直学士院兼太子侍读。时流民来归，夏言：“荆襄、两淮多不耕之田，计口授地，贷以屋庐、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劳。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万世一时也。”
试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谕德，言：“今战守不成，而规模不定，则和好之说，得以乘间而入。今日之患，莫大于兵冗。乞行下将帅，令老弱自陈，得以子若弟侄若壻强壮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粮。”上曰：“兵卒子弟与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与祠归。嘉定十年卒。
据上本传叙述可知有关泉州本刊自庄夏说，也无非后人推测而并无实证。当然，综合庄夏史迹生平，他因诏为太学博士，迁国子博士，又迁军器监太府少卿等职，似乎职位跟国子监和修内司事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牵扯，也不无存在他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外人无法获取的南渡后分别两度刊刻的国子监本或修内司本可能。鉴于庄夏嘉定十年（1217）卒前除兵部侍郎焕章阁待制与祠归，因而他如果回泉州后，以之前觅得的国子监本或修内司本翻刻为泉州本的时间，应当在他去世的嘉定十年前，这跟元末明初松江曹昭编撰、景泰间（1450—1456）江西吉水王佐增补《新增格古要论》卷三《泉帖》（后增）所云的时间大抵前后衔接吻合：
以淳化法帖，翻刻于泉州郡庠。（王）佐生也后，无以考究模手。洪武四年辛亥（1371），知府古任常性，以刘次庄释文，序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见矣。
不过，如上推论成立，泉州本在南宋后期似乎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影响那么出名，至少曹士冕《法帖谱系》和曾宏父《石刻铺叙》都不曾记录在案。案，曹士冕乃曹彦约（1157—1228）之子，生卒年不详；曾宏父，生卒年亦不详，理宗淳祐间（1241—1252）在江西吉安创设凤山书院。所以，如若泉州本真是庄夏刻于他生前泉州，就算去世那年（1217）；那么，到距曹、曾二人分别编写《法帖谱系》和《石刻铺叙》的约二十多年后，即大约淳祐年间，泉州本尚不为人所晓，证明当初它在外界影响事实上非常有限而并不为人所重视。泉州本引起世间关注，该是明初洪武以后的事。这跟启功先生1975年作《明拓泉州本〈阁帖〉跋》时指出：“北宋时泉州有《阁帖》摹本，殆出市舶司所刻，其石南宋时在郡庠中，嘉定间，庄夏以旧石残损而重摹之。明初洪武间，常性增刻释文，此后翻本益多，有四十二泉之目，以其底本得真，故虽一再翻摹，而笔势风神，依稀尚在”观点颇相接近。而启老将宋刻泉州本几乎提升到海上丝绸之路高度，虽也不过大胆假设推测，却不无见地与启发。只是泉州本是否有北宋摹本，恐怕早已渺不可寻，同样不具备追根究蒂小心求证基础了。
至于上述陈懋仁《泉南杂志》谓泉州本系“宋季南狩，遗于泉州”说，则相当可疑且带有强烈不确定性。清倪涛《六艺之一録》卷一百六十六援引明赵灵均《寒山金石林》之《何庄淳化帖记闻》载：
……昔宋季南迁，金人追迫戹于泉州，舟车狼籍，所负而趋者，珠玉缯帛，所委而溺者，研材碑板耳。厥后识者，间取镌摹，不下千万，即世所称“泉州本”是也。此以眞赝最多，鱼目夜光，说如聚讼，由此而胜国湮没莫显……
咀嚼以上两说语境，出自道听途说而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显而易见，不言而喻。如上所述，南宋皇室官刻《阁帖》，有案可查惟修内司本一种，国子监本恐怕只能算半官方本。倘若泉州本真如上所云也为宋内府帖石，并为宋端宗赵昰因受蒙元所迫南逃时携来泉州，应该必为这两本具有官方色彩刻石之一无疑；但泉州本跟该两本体系明显不合，只可能是以此两本为据的翻刻本。何况宋帝南狩，乃元蒙兵临城下使然，跟金兵毫无瓜葛；况且携带跟抵御元军作战毫无关联如此规模帖石辎重负担南奔可能性也根本不存在。
历史真相是，德祐元年（1275）二月，元初名臣伯颜（1236—1295）攻克南宋都城临安，“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三月，伯颜虏宋全太后、谢太后和宋恭帝赵显等北归。此前，“大元兵迫临安，……乃徙封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五月，益王赵昰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时在1276年，是为宋端宗。但播迁入闽小朝廷立足未稳，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宋室被迫起驾继续流亡。“乙巳，昰入海。癸丑，大军至福安府，知府王刚中以城降。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戊辰，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同月，南宋内府原藏经籍图书书画等物被运往元大都秘书监入藏。
据上史实可知，南宋末年赵宋王朝气数已尽，大势已去，小皇帝漂泊闽广时期充满血雨腥风，根本没有可能顾及《阁帖》刻石可想而知。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端宗在数度逃难的亡命天涯惊恐万状中得病而亡，文臣陆秀夫等拥立卫王昺，年八岁，是为宋末帝。五月，改元祥兴。六月，迁居崖山（今广东新会）。次年（1279）二月，蒙元大军压境，南宋朝野寡不敌众，大敌当前，陆秀夫抱幼帝昺投海，南宋江山被蒙元军队自北而南赶尽杀绝，彻底覆亡。由此王朝兴替动态走向辨析，泉州本为庄夏翻刻于泉州可能性最大；而所谓随宋端宗自临安南奔时携出，最终丢弃遗留帖石于泉州，遂为泉州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综上所述，上博翁氏旧藏南宋淳熙修内司本《阁帖》，隶属于北宋以来皇室宫廷刊刻系统真正嫡传正脉。它既保持帖宗本色，又硕果仅存，流传有绪，堪称海内唯一，举世无双；特别是其每卷后保留相当于唯一效法北宋祖本尾款，署明南宋官署奉圣旨摹刻上石的款署“验证码”，是为其“皇家血统”官刻帖的不二标签。而根据上述论证得出的结论，足以就传世宋代《阁帖》体系拓本，按传承时代早晚作出的如下排列：时代最早名列第一为上博藏北宋祖刻最善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其次为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九册和上图藏第九卷的南宋绍兴年间官方依照御府珍藏北宋祖本翻刻的全套国子监本；第三即为本文重点讨论的上博翁氏旧藏南宋淳熙年间皇室宫廷依照御府珍藏北宋祖本翻刻的全套修内司本，它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时以假银锭纹冒充祖刻的以上国子监本充斥市场以假乱真，混淆视听惑人而为杜绝后患，以正视听，拨乱反正刊刻仅供内部流通，故而世间存量极少，相当罕见珍贵；再次为疑似南宋民间高手修订翻刻全套，后入藏清宫，由北京故宫博物院递藏的懋勤殿本和上博藏潘祖纯本；最后是上图、国博、上博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或全帙或零散相传刊刻于南宋后期泉州本。泉州本许是刻于国运衰微又远离偏安都城杭州的海滨贸易商都泉州，虽底本精良，但刻工拙劣，因而差错舛误难免。而明代翻刻《阁帖》，以肃藩王翻刻于兰州的肃府本最得各宋刻本精髓，这无疑跟明肃藩王具备收藏多种传世善本《阁帖》的优厚条件有关，加之得吴门良工温如玉、张应召助一臂之力，前后历时七年才完工，因而成为明代上佳《阁帖》翻刻本。
《淳化阁帖》展出现场
遥想十多年前，汪庆正先生为北宋《淳化阁帖》最善本回归呕心沥血在先，翁万戈先生则为其家藏南宋孤本《淳熙阁帖》修内司本回归慷慨无私随后。如今两先生先后回归天国，特别今年系汪先生九十华诞，故谨以这篇粗浅研究心得，聊寄在下对两位前辈学者无尽缅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