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过程中，王强为我们介绍书中内容。罗婉/图
除了阅书，还要阅世，阅人
晶报：有的人不喜欢旅游，也不喜欢行走，比如李敖就是最不喜欢旅游的人，但是他对全世界了如指掌，因为他看了大量的书。而有的人比起看书，则更喜欢通过亲身体验与游历来了解周遭的一切。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但我觉得您是两套体系并行的人。
王强：对，除了阅书，我们还要阅世，阅人。这方面，有三个作家对我影响比较大，一是弗尼吉亚·吴尔夫，二是蒙田，另一个是周作人。
当吴尔夫写作一篇文章时，她或者走在伦敦的街上，或者走在乡下的小道上，甚或是坐在火车的座位上，然后观察着一个个来往的陌生人，她试图从这个人物走进他/她的内心世界，从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展示他/她的时代，再将他/她的时代与其它时代串联起来。吴尔夫就是有这种本事，她可以通过这种印象派式的切入，来探寻时代的精神。所以，吴尔夫不限于她自身所处的时代，她是跨越式的天才。
而蒙田的写作，你可以想象他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他那个半圆形的书房里，通过和古人的“交往”来完成的。周作人呢，你也可以想象他在宁静的八道湾，日式的榻榻米上，在一种非常宁静的状态中，将希腊的文化、日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还有西方的文化打通来思考。蒙田和周作人都是那种可以足不出户的写作者，而吴尔夫则是另外一种，她是走在街上行色匆匆的作家。
晶报：您从来不读新书？不读畅销书？
王强：新书也读，但读得少。对于畅销书，我觉得往往是对当下的一个热门问题提供一个便捷回答，一个解决方案。我这么说，并不是一种偏见。一般说来，畅销书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有两种结果，如果这个解决方案来自于作者长期的思考和研究，很好地呼应了现实的某个诉求，那这个解决方案或者说这本畅销书，就可能逐渐演变成一个经典。反之，这本畅销书可能很快就会从公众视野消失。不过，可惜的是后一种现象比较多。为什么大部分畅销书都活不长呢？我觉得这又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投入的劳动（笑）。
晶报：从这个问题来谈经典，似乎更为恰当。
王强：我们先来谈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手工艺品非常昂贵？我用十个小时手工凿一个钉子，和现在机器“咣叽咣叽”一秒钟凿一万个钉子，两者之间显然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人的劳动的注入，文字写作在我看来也是这样。有些书为什么是真正的经典名著？经典和非经典的区别，我认为前者的生命力不仅使它能活过这个“moment”，活过这个时代，还能活过其它的时代。而后者则没有这么长的生命力。
晶报：您觉得书的生命力取决于什么？
王强：一定是与作者的思考深度，和他注入生命体验的多少密切相关。比如曹雪芹，一本《红楼梦》就决定了他的高度。只要中国人还在，哪怕是再少的人读，也总会有人读《红楼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代人如果随便写一个七情六欲的东西，我敢保证明年一过，大家的荷尔蒙一转向，它就完了。
所以我不读畅销书，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而是我要给这些书一定的时间。对我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我每天再怎么勤奋，也只能在有限的单位时间里阅读。所以读书这件事，我必须要做出抉择，这样才能读到更多我想要读到的东西。这就和人生一样，我们貌似有许多选择，可如果你不善选择，什么都试，那就完了，有太多的时间要被耗去。不过，在读书上做抉择，往往是痛苦的。莎士比亚说“To be or not to be？”四百年后，我觉得读书的人，仍然要问这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笑）
王强藏书的四大标准
晶报：我想知道，我估计很多人也想知道，您在藏书上是怎么回答To be or not to be的？
王强：我藏书有四大标准。如果一本书能够聚齐我这四个标准，那么对我来说，它的价值就是无与伦比的。第一，这本书的品相必须达到我的90分以上。（怎么才算90分呢？）就是一百年前出版的书，除了时光使它的墨香有些消散，但它的状态得和刚从印刷厂出来时相差无几。
晶报：这个要求是不是有些太苛刻了？书毕竟是纸制品，经过了百年的岁月洗礼……
王强：其实没有你想象得那么难。从十八世纪以后，印刷术已经比较成熟了，脱酸和抗氧化的技术也有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纸，放一百二十年基本不会有问题。到了威廉·莫里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设计师、作家）等人用手工纸的时候，他们对脱酸技术的研究已臻化境，当时他们已经宣称，由他们制作的手工纸能存放两百年而不变，包括纸的墨色以及纤维的纹路。至于到了二十世纪之后，造纸的技术水平更不必说了。
我最近刚收了一本弗尼吉亚·吴尔夫亲笔签名的1929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房间》，它的品相恰如前几年刚出的一样。我也曾经见过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第一版，它的品相，唉，如果你拿到它，你就得变成一个修书匠，天天研究这一页和那一页得怎么连接起来，而另外一页又该怎么保护……那个时候的纸还非常脆。所以十六七世纪的东西我是不收藏的，哪怕它再稀有。因为如果我收藏了那个时代的书，就得把它像有了裂纹的古董瓷器一样供起来。
晶报：我发现您的藏品似乎绝大多数是英文书。
王强：你的发现恰恰是我藏书的第二个标准，那就是首选英文书。你知道，在西书收藏的领域里，大家都会关注藏品的流通性。而对于藏书来说，影响它流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语言。你当然可以收藏托尔斯泰的俄文书，但是能读懂俄文的人毕竟还是远远少于英文。乌克兰语和弗莱芒语的作品固然很有价值，很古老，也非常值得收藏，但它们的流通障碍太大了。更何况一个藏家本身是要阅读自己的藏品的，而我最熟悉的外文自然还是英文。虽然这些年我也学了一点拉丁文和希腊文，但还没有达到足以自由阅读的程度。
晶报：相比小众作品，我还发现您更喜欢经典作品。
王强：对，我的藏书必须是已经公认的经典，这就是我的第三个标准，我不像一些藏家会收藏年代久远的无名作品。诚然，在历史长河中会有一些作家和他们优秀的作品被淹没，被淹没的不一定都无价值，但我坚信有价值的作品一定是很难被淹没的。所以我从不猎奇，不会去收藏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作家、诗人的作品，另外，我也并不是一个热衷文献整理的收藏家。
晶报：看您在《书蠹牛津消夏记》里晒的那些文库、丛书，我觉得您也是一个“求全”的藏家。
王强：对于我喜欢的作家，我会进行一种穷尽式的收集，他/她的重要作品，只要是在出版史上有来历的，我都会有搬回自己书房的欲望。这就是我的第四个收藏标准。我不是为藏而藏，而是出于对作家的喜爱。比如兰姆，他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他的散文写作风格也对我影响很大，因此兰姆的作品从第一版，到二十世纪牛津早期出的评点本、注释本，大概有二十来个版本，我都收藏了，其中还包括所谓的全集、合集，大约有五六种。
再比如威廉·莫里斯，凯尔姆斯哥特书坊一共出版了五十三种不重复的作品，这些年我收集了其中品相不错的十五六种。同时我还有他女儿在他过世之后为他编的一套二十四卷本全集。收藏以后，我所做的不是每天简简单单地摸摸它的装帧，而是像此前几十年如一日那样一页页翻开，做一种沉浸式的阅读。
中国企业家会开始他们的藏书时代
晶报：这两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西方已经濒于没落的行业，比如说旧书店、黑胶唱片店，越来越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中国人的购买力。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西书收藏市场？
王强：在最近一届香港古书展上，我亲眼看到一本桑科斯基版单孔雀的《鲁拜集》被一个中国的藏家买走了，就那么薄薄一本，九万港币。随着中国人不断中产阶级化，一部分人的心态、视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都会发生变化，会从浮躁趋于宁静。西书收藏的中心曾经是欧洲大陆，后来转到英国，再从英国转到美国，现在美国仍然是西书收藏最大的市场，不过，我毫不怀疑将来的中心会转移到中国。
我们回过头来看美国图书收藏的历史，其实美国的企业家一直是藏书的中坚力量，洛克菲勒、J.P.摩根，这些美国的商业巨子都是图书大藏家，事实上，就是他们把西方文明中的宝库从欧洲聚集到了美国。他们一方面提高了美国企业家的素质，另一方面，当他们去世之后，这些“遗产”（书籍），也都殊途同归成为了美国大学图书馆珍本藏室的“骨干”。有这样的榜样，我想中国的企业家也会效仿，也会开始他们收藏图书的时代。
晶报：目前中国古籍书收藏也十分火热，也出现了韦力这样的大收藏家。
王强：民国时中国的图书收藏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峰，后来停滞了很久，现在能出现韦力这样的中国古籍收藏大家，的确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我觉得西书收藏在中国的前景同样也会很光明，这是因为西书收藏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已经具备了完善以及合理的互通性，只要能很好很健康地流动起来，图书收藏就会充满活力和生命力。此外，西书在装帧、制作上也更有商业价值。
晶报：我知道图书收藏家会有特别的、精准的购书渠道，这会不会消减您逛书店的乐趣？
王强：我觉得并没有减少，因为对我而言，作为一个收藏者，最在意以及最值得回味的就是寻书、鉴书、购书中所有的细节。这个流程中，细致到一个残页、破损，都会让整本书的价值大打折扣，但是任何一个书商，都不会细到每一页的状况都给你详细描述。此外，每一个人的审美标准，以及对质量的理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一个人觉得这本书装帧已经极致到可以打100分了，但在我看来可能只有60分，完全没达到我的收藏标准。所以到目前为止，任何我收藏的藏品都必须要我亲自查看，我必须要去到书店，必须把书捧到手中一页页地看。
所以我可能要用三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来成交一本书，对于这些，了解我的书店已经习惯了。比如纽约的Bauman书店，如果我没时间，不能亲自过去选书，他们就会先把我感兴趣的书包装好寄过来。我会一页一页地“验货”，然后按照品相再决定要不要，如果我不满意，第一先不付款，第二他们免费负责退回去。我绝对不会只看一张照片就直接下单，宁缺无滥。
选书品位是书店经营者最重要的本领
晶报：作为投资人的身份，有特色的实体书店是您选择投资的一个方向吗？
王强：投资人和实体的经营者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机构来说，投资人所投的都是一些有刚需性的项目。坦白讲，书店很少能够进入一个投资人的视野，因为它不符合大批量可以复制的这个要求，越是独特的书店，越是不能被复制。收藏书和做生意，这是两回事。
晶报：您曾经谈到过独立书店的精髓是“独特”。我发现目前中国有一些成规模的连锁书店，在有一定固定消费群体的基础上，开始做自己的定制书，通过自己的书店渠道独立发行，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独行”。以投资人的视角，您觉得这种“独行”可行吗？
王强：我觉得你观察到的这个“独行”不仅有意思，而且很可行。其实，对我来说，独特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有很多方式和形式。比如说，发行的独特、会员组织的独特、服务的独特、产品的独特……除了书，你还有没有书之外的东西？像诚品书店，它的产品实际上涵盖了整个产业链。在北京，我最常去的书店就是刘苏里的万圣书园，从这家书店最早在小胡同的时候，我就常去买。我觉得一个书店的经营者，最重要的本领是选书的品位，而苏里绝对是选书的第一好手，有他在，万圣书园就能始终走在中国民营书店的前列。
全民阅读会提升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晶报：有一段时间流行“读书末日论”，但我觉得现在读书的人，我是说读纸质书的人，在人数上并没有怎么减少。出于职业的习惯，我会在地铁里、火车上、飞机上，悄悄观察有没有人在读书，都在读什么书，让我欣慰的是，看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瞄他们的书名，成功学一类的书籍很少，小说，历史书，心理学方面的书都有。
王强：我同意你的观察，原本以为电子书加上手机阅读，会使中国的读书人口越来越少，没想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于阅读的兴趣越来越高。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移动互联网让人们获得关于书的介绍信息更多了，这些信息会引导年轻人去寻找，去读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值得读的东西。另外，电子阅读的碎片化起到了反作用力，让人们更加注重完整阅读和深度阅读。我觉得阅读实际上就是一个能迅速搜索、处理、总结信息的技能，越有深度和难度的书，越是能训练你的这些能力。
晶报：但不可否认中国目前的国民阅读水准比欧美国家要低，和国外相比，您觉得国内的读者应该怎么来提升自己的阅读品位？
王强：在国民阅读方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有很多口袋书，自从20世纪初“袖珍文库”的概念开始兴起以后，它就一直长盛不衰。任何大部头，用那些薄纸一印，就变得非常便于携带。在日本的电车上、汽车上、火车上甚至飞机上、酒店里，每个人带一本书，好像变成了一种标配，就好像在中国每个人都要有一部手机一样。我开玩笑说，日本人比我们要更早进入“移动互联阅读时代”（笑）。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犹太人。当年去美国留学，经常能看到戴着那种小圆帽的犹太人，在地铁上、公园里，或者任何其它地方，永远都捧着一本很厚很硬的大部头在啃。在欧洲的咖啡馆、小酒馆里，也永远能看到有人在看书，还有一些文艺青年铺了纸就坐在地上写，我猜当年J.K.罗琳写《哈利·波特》的时候也是这种状态吧。
日本的斋藤孝写过一本《读书力》，书中谈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的识字率是94%，任何一个车夫都能和你绘声绘色地谈论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还不是那种浅层次的、碎片式的理解。就中国而言，如果我们能养成全民阅读的习惯，并将这种“基因”进一步地纯化，深入，再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加，那么最终体现的会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提升。
译者要走进作者的心灵，感受作者的脉搏跳动
晶报：您的英文这么好，还会看英译中的翻译书吗？
王强：当然会看，而且我还会追某些译者，比如谷启楠译的吴尔夫，只不过翻译书我往往会对照原文看。最近我买了一套陈登颐先生翻译的《世界短篇小说一百篇》，这本书对我来说简直是《圣经》，陈先生的翻译真是绝了，只不过，知道他的读者似乎很少。
晶报：虽然我也很尊敬老译者，也爱读他们翻译的经典译本，但我仍相信更好的译本仍是属于新译者，我的理由是除了新译者在外文语言上的能力越来越强，更重要的是他们活在互联网时代，相比从前那些足不出户、缺乏信息管道的老先生，新译者可以获知的途径实在太多了，这可以保证翻译的准确。
王强：这个观点我部分同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仍觉得一些经典的翻译家和他们的翻译作品，是跨越时代的，是无法企及的。像周作人译的《路基阿诺斯对话集》，即便现在新译者译得再精准，读起来也不会有周作人的味道。还有林纾，为什么一个完全不懂外文、对西方一无所知的人译的作品，到现在还能让人回味，让人叹为观止呢？钱锺书还专门写过一本《林纾的翻译》。再比如朱生豪，只靠一本破《牛津字典》，连国都没出过，单凭一己之力，独立译出了莎士比亚几乎所有的作品。尽管有人挑剔他的翻译，但我几乎翻看了所有建国以来的新译本，无论是韵译，还是散译，从精髓上来说，没有一个能超越朱生豪的，坚持翻译莎翁快四十年的梁实秋也不行。我有时想，如果莎士比亚能用汉语来写，他写的一定就是朱生豪翻译的这样的文字。
晶报：真没想到您如此关注翻译书，如此强调中文的水平，我以为您会特别在意翻译得精不精准呢。
王强：从不同的逻辑来说，两种语言是很难做到字面上的对等。就像货币的交换一样，之所以要兑换，就是因为这是两种货币，如果都是欧元或者都是人民币，那就不存在兑换了。同理，那也就不存在翻译了。所以我觉得对翻译来说，尤其到了更深的层次，考验译者的就是汉语的功底，而不是英语或者其它语言的功底了。衡量大译者，并不全是他的外文水平，而要看他汉语表达的水平。
再举个例子，有人诟病汝龙（著名俄语翻译家），说他早期按英语翻译的开明版契诃夫作品可谓生龙活虎，而后来上海译文版修订的时候，汝龙按俄语的翻译反而失去了早期按英语翻译的灵气了。要我说，这些人是忘掉了刘湛秋评汝龙先生旧译的话。他在开明版序言中曾经提到一点，大意是说：翻译的最高状态是在这种时代的精神之下，用翻译作为一种表述渠道，如果你的情感饱满到了和时代精神合拍，并且通过翻译的作品来传达你的理想的话，这个作品便是难以超越的。
晶报：您想过自己翻译书吗？如果要翻译的话，您会首先选择哪本书？我个人觉得您适合翻译兰姆，觉得您的笔法和兰姆很像。
王强：我当然想，但是现在（时间）不允许啊（笑）。你可能发现了，在《书蠹牛津消夏记》里我自己翻译了一些引文，这是因为我不太满意这些引文现在的中译本。比如兰姆这一段“that,being nothing,art everything！”这句话从英文来说，其实不难的。“be nothing，art everything”，就四个字，而我翻译成“久远的往昔，你神奇的魔力究竟为何物？它一无所是，却又无所不是！”依照我的理解以及对兰姆的了解，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化的作者，看他的原文，经常可以看到他说为什么“一无所是”，又为什么“无所不是，却又一无所是”。我把兰姆的原文也附在书上，就是希望读者能找到现在有的其它汉译，然后去比较，自己阅读理解兰姆的原意是怎么样的。
晶报：如果说宾是译文，主是原文，我觉得在翻译上一直都存在喧宾夺主的问题。
王强：对，这就是为什么菲茨杰拉德英译的《鲁拜集》反而比《鲁拜集》原著更为出名，因为大多数人不懂波斯文，也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不能判断菲茨杰拉德翻译得到底有多精准。不过，我感觉菲茨杰拉德的翻译以自我创作为主，可他翻译的作品流传性很强，就成了经典。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翻译作品翻译得再精准，每个字都能和原文对得上，但它是否又能流传下来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于翻译来说，我觉得社科类的书籍必须要精准，文学作品则不必要求字字精准。不过，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如果翻译文学作品，译者最好本人就是一个作家，必须要具备很强的写作能力和创作经验。
晶报：还需要译者对翻译对象以及翻译事业的热爱。
王强：对，翻译作品的经典性，或者说它的长久抗时间性，主要取决于这个译者进入工作时的状态有多纯粹。比如我刚才提到的陈登颐，他阴差阳错被分到青海教书，一辈子独身，与鸡鸭睡在一个屋子里，去世前可谓穷困潦倒。他花了大半生的精力，主要就翻译了这三卷本《世界经典小说100篇》，120个作家的作品，全是经典。可以说，陈登颐的翻译状态就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你能设想现在一个译者，坐在一间北京的豪宅里，左手百度，右手谷歌，这种翻译状态能翻出什么好的作品吗？
现在是“速食社会”，什么都讲究快，可一位作家用一辈子写出来的作品，一个译者几个月甚至一个月就翻译完了，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吧。我又想起了李丹和方于翻译《悲惨世界》的故事，丈夫（李丹）受到迫害，抱憾去世，妻子（方于）继承了丈夫的遗愿，坚持把丈夫没翻完的两卷翻译完。三十多年过去了，有哪位译者宣称自己翻译的《悲惨世界》能超过他们呢？有时候我就想，这对夫妻来到这个世界，就为了完成翻译《悲惨世界》这一件事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动人呢？一个人用生命去翻译，而不是用谷歌、百度，他/她走进作者的心灵去挖掘，这样才能感受作者的脉搏跳动。这是我衡量一个译者最重要的标准。
一个思考，接着一个思考，就是读书的意义
晶报：芥川龙之介曾经算过这样一个数字：人穷尽一生，了不起也就能读完三四千本书。据说得出这个数字时，芥川大哭了一场。对于书，我们越读越会觉得没有止境，可无论你再怎么尽力，再怎么热爱，一生能读的书也是很有限的。您读书、寻书、买书、访书、写书，最后我想请您谈谈书对于生命，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强：人之所以有别于其它动物，或者说高于其它动物，就是因为人有一种特性，或者说本能——总是会在有限性中追求无限性，哪怕是幻觉。也就是说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是有条件地存在，所以才会勇猛精进，上下求索。追求生命以外的某种东西能长生、不朽。回到书，如果说读书是人根深蒂固的一种基因、一种本能的话，那么阅读和收藏就可以在生命的有限性中，让自己觉得活在不同的世界、转换不同的时空，哪怕这仅仅是一种幻觉。如果认识到了生命有限，就只追求有限，那只是普通动物的状态了。
晶报：可一想起阅读是如此的有限，望着书架上那些想读却还没读的书，总是会痛恨自己，总是会很伤感。
王强：我有这么多书，很多只是买书时一页一页地翻，因为要查看它的状况、品相，等到它们登上了我的书架，是否会一字一句地读，直到把它们都读完？不一定。但我觉得读书本身可能还不能直接与量挂在一起。文字本身是非常奇特的东西，也就是说一本书读完，是否只是意味着从你把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就算结束？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按照线性时间一字不落地读完一本书，只是物理上的“读完”。一本书还有其它可以读的东西，比如一本书的某个章节、某个段落，给你产生了难以忘怀的印迹，或者说干脆就没有读懂，那么这些印迹还会是你下一段阅读和思考的开端。
就像兰姆那篇《牛津度假记》，虽然只是几千字的散文，却没法一遍就能真正读懂，所以我干脆先不读了。不读是不读了，可文字已经留在我的脑海里，天天都在想，思考着文字的含义，思考文字与过去以及未来究竟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兰姆厉害的地方，他的文字非常深刻，会启人深思，发人反省。再回到“being nothing,art everything”那句话，这是我天天都在琢磨的事。有时我会想自己以前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好像是一无所是；有时又会觉得未来的人生会不同，好像很宏大的样子；但是那时是nothing，现在则是everything，过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也蕴含着历史的价值，那么，我们是追求未来？还是追求过往呢？一个思考会接着一个思考。这，就是读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