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郑观应给张之洞呈递《条陈时务五策》，提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中国遗其体效其用”的鲜明观点。14年后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虽说是针对戊戌年的时局而发，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郑观应的回应。
近代思想史上，郑观应、张之洞双峰并峙，都是名震一时的代表性人物，这两大思想家的直接接触则乏人关注。1884-1885年，两人有10个月的密切接触，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受当时史料的限制，对此没有着墨。
郑观应
经略南洋
1884年3月15日，郑观应受湘军名将、兵部尚书彭玉麟征召，从上海回广州参与抗法战争，“会办湘军营务处”，也即担任彭玉麟的“副参谋长”。6月11日起，郑观应潜往西贡、金边、暹罗、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刺探法军情报，联络政要，谋划与暹罗结盟夹攻西贡法军。这一奇袭计划没有实现，他将此行经历写成《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第941-984页）8月12日，他回到广州，继续辅佐彭玉麟、张之洞（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卸任两广总督留粤统率淮军）。从统属关系来说，郑观应是彭玉麟的直接属员，但大敌当前三方有些事情不分彼此，他曾先后领受“二张”布置的任务，与两人都有紧密接触。
从南洋回到广州，郑观应呈递《奏请南洋藩服通商折》、《请设南洋领事片》，提请朝廷注意经略东南亚，突破朝贡体制的限制，建议承认原“藩属国”暹罗、缅甸为平等之国，在南洋遍设领事，保护华侨、发展商务，以抵制殖民势力。
在《请设南洋领事片》中，他指出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婆罗洲等处华侨人数在200万以上，建议多设领事以保护华侨，如果觉得费用难筹，可以仿照西方各国的做法，任命当地华商为领事、副领事。这一折一片收录在《张文襄公（未刊）电稿》里面，有修改痕迹、有漏字，看起来不是最后定稿。郑观应没有专折奏事的资格，这一折一片应该是请张之洞或彭玉麟代奏，可以认为张之洞曾认真读过。到1886年，张之洞料理完中法战争善后事宜，终于腾出手来，按照郑观应的建议，派出尽先副将王荣和为首的使团，周历南洋各岛，远至澳大利亚，“宣布德意，联络商董”，宣慰华侨，并向总理衙门提出增设领事的建议，这些动作都出于郑观应的策划。
开发海南
1884年底，彭玉麟、张之洞担心法军从越南袭击海南，派郑观应赴琼视察防务，仅七八天时间，郑观应迅速形成开发海南资源的一整套思路。回穗不久，即向张之洞呈递《拟抚琼黎暨开通黎峒山川道路节略》，又向雷琼道王之春提出《开垦兼承办铜绿矿山书》。
海南山川险阻、“瘴气”袭人，黎人与汉人隔膜甚深，外来商旅无法深入内地开发资源。郑观应认为，安琼必先抚黎，通商必先修路，富琼必须引资。日后张之洞果然按照郑观应的设想，派冯子材、杨玉书入琼平定客黎叛乱，设立善后机构，开通道路，组织招商引资开发资源。
正是在《节略》中，郑观应率先提出了在海南种植咖啡的建议，随后由他的好友张廷钧（张星池）在1888年加以实施。香山籍商人张廷钧曾往南洋经商，他在海南昌化县（现昌江县）拓地2000多亩，试种咖啡，到1889年“成活七成”，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在此之前，有关海南种植咖啡的开始年份都不确切，有1898年、1908年、民国初年三种说法。笔者从《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找到史料，证明海南最早大规模种植咖啡在1888年，而郑观应提出建议的时间则为1884年底。海南与咖啡结缘，实由两个香山人郑观应、张廷钧所开创。
郑观应敏锐之处，又不止是提倡种植咖啡。考察海南之后不久，他向王之春提出开发“铜绿山”的建议，用近代机械开发海南石碌矿山。这一年，张廷钧开始勘探石碌铜矿，发现矿苗丰美，于1887年运来机器正式开采，不幸因1889年发生矿难而中止。1939年，侵琼日军在石碌山发现了大铁矿，随之进行掠夺性开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加以接收，1956年重启石碌铁矿，命名为“海南铁矿”，为我国最大富铁矿，石碌镇也依托矿区兴起，成为昌江县城。郑观应的许多建言献策都具有较高可行性，一旦获得批准马上有相应的人才、资金加以实施，非徒托空言者可比。
昌江县全图之石碌岭
觅船援台
1885年初，郑观应受张之洞派遣，到香港负责觅船援台。当时，法军封锁台湾海峡，张之洞拟派广东水师提督方耀所部方恭5营援台，租用外国轮船，从汕头秘密开行，突破法军封锁线，接济守卫台湾的刘铭传。按照最初计划，一旦租到轮船，郑观应即随船前往汕头一起出发，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当时广东方面与福建的联络由候补道杨玉书负责。日后声名大噪的辜鸿铭，正是因同乘一艘轮船结识杨玉书，才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杨玉书对开发海南有突出贡献，可惜因感染“瘴气”于1886年去世。
1885年1月4日，郑观应潜抵香港，寓居泰安栈，开始委托船务商人联系租船。不久，他打听到有一艘德国轮船可载600人，航速每小时30里，吃水15尺，每月租价3200元，煤炭费、引水费另计，附加条件是万一被法军击毁、捕获，应赔偿船主8万元，赔偿金须提前存入银行，由银行出具担保书。张之洞不愿接受这个担保条件。由于方恭的援台队伍仍需整训，郑观应未能立刻赴汕，一直待在香港联系船只。局势变幻，张之洞又不时提出新要求，船主也不断调整条件，有些船只短期内不能到港，多数已到港者又不能久待，郑观应与张之洞来往电报有数十封之多，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计划。当中有一次，租船条件已得张之洞同意，郑观应跟德国某洋行草签了合同，张之洞突然要求再减价，终于未能租成。4月14日，他从香港向张之洞发来最后一封电报，告知阿富汗与俄国打仗俄军获胜的消息。（《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54册第326页）
郑观应一边联系租船，一边却要应付香港法庭。早年他在太古洋行当买办时，曾为同乡杨桂轩担保，后来杨氏亏欠洋行四万多元，郑氏遭太古洋行控告，被香港法庭羁留，时间不是夏东元先生所说的“1885年1月7日之后几天”，而应该在2月。2月11日，郑观应发电报给张之洞称：“粗雇三船均有头绪，惟现因封港，暂不能办。应近患寒热，且有友人前在太古亏空迫代清理，乞赏假十日。应禀。”郑观应一边应付追债，一边仍给张之洞报告各方情报。此次被太古逼债，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追索亏欠，让郑观应落入人生低谷，后得亲友力助排解清偿，“脱累归里”，回到澳门养病，开始《盛世危言》的写作。
张之洞派郑观应到香港联系租船，笔者总觉是大材小用。郑观应的才能有多个方面，熟悉船务只是其中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有一种可能是，张之洞读过《条陈时务五策》后，觉得郑观应的思想离经叛道，有“全盘西化”倾向，不宜重用。作为科举出身的高官，张之洞对“异途”人员总是抱有戒心，这种人才观到了1880年代已十分落伍，与李鸿章大胆任用容闳、伍廷芳相比，显得非常保守。1884-1888年，詹天佑在张之洞手下投闲置散，被安排广东水陆师学堂教英语，不能一展所长，幸得伍廷芳慧眼识人，调入铁路公司，才成就了这位中国最优秀工程师。以规划中国干线铁路著称的张之洞，对眼皮底下的詹天佑毫无了解，还整天抱怨缺乏人才。詹天佑跑到天津以后，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发现不对头，连续发电报想把他追回，已无及矣。
张之洞引进英国设备创办的广东钱局，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是驻英公使刘瑞芬做了认真细致的调研，在总体规划、厂区设计、设备选型与配套方面费尽心血，帮助聘请能干的英国工程师团队来穗，而负责筹建与经营管理的薛培榕也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该局兴事程功，能得西人之良法美意，而不拘其迹，故能力杜弊端，商民信用，其经营缔造，实赖已故该局提调三品衔江苏候补直隶州薛培榕一人之力。”（1904年岑春煊奏折）刘瑞芬、薛培榕都是李鸿章一手培养出来的洋务人才，刘瑞芬长期负责淮军武器采购，薛培榕曾任中国人自制第一艘轮船“恬吉”号管带，两人都对近代机械有深入认识与丰富经验。在洋务方面，张之洞没有识拔、培养出多少人才，让蔡锡勇长期兼管五六件要事，疲于奔命，不幸于1898年因中风去世，可以说是累死的。张之洞幕府“旧学”精英济济一堂，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学”人才寥寥可数。他不仅“弄丢”了詹天佑，后来又“放跑”了梁敦彦。梁敦彦1904年离开张之洞时不过是个道台，1909年已高升至外务部尚书。
詹天佑
《条陈时务五策》
郑观应与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1881年，郑观应出任上海中国电报局总办，次年李鸿章丁忧，张树声以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北上路过上海，召见郑观应咨询电报业务。郑观应趁机呈递《上粤督张振帅论政治书》，痛陈用人之道要有新思维，比如各省洋务委员必须“西文法政学堂毕业”，懂得援引国际法与外国进行交涉，对列强的无理要求“不必迁让”，才能维护中国国体与国家利益。（《郑观应集》下册第344页）郑观应的提议，似乎是为伍廷芳北上作铺垫。伍廷芳毕业于伦敦林肯法学院，获博士学位，为香港最早的华人律师。郑观应上书后几个月，伍廷芳从香港北上，从此任职北洋，在对外交涉、铁路建设等方面表现甚为出色。
1884年3月17日，两广总督张树声派郑观应前往香港与港督交涉，将港府扣押的25尊克虏伯大炮提回广州。3月21日，张树声视察广东电报局，由郑观应陪同。（香港《循环日报》1884年3月24日）
两广总督张树声
7月8日，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到广州上任，张树声卸任后继续统率入粤淮军，10月26日在黄埔行馆去世。按当时制度，督抚一级的高官去世，都有遗折呈报朝廷，通常是由身边子弟、核心幕僚代为起草。张树声遗折是晚清历史极少见的官场文字，提出西方有其立国之体，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实际上是对恭亲王、李鸿章的洋务思路进行批评。遗折称：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靖达公（树声）奏议》，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559页）
张树声廪生出身，以团练起家，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戎马一生，对洋枪洋炮、电报轮船的功用会有所认识，但没有系统接触西学，要说他能将西方“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认作立国之“体”，恐怕没有这种认识水平，这一思路只能来自郑观应。早在1880年，郑观应就在其著作《易言》中，对西方议会制度有十分明晰的论述，并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认识是：
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7月11日，郑观应在新加坡写成《条陈时事五策》，“上粤督张香帅”，提出：“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动多扞格，难臻富强。”（《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把两段话仔细对照，可以认为张树声遗折的思想完全脱胎于郑观应《条陈时事五策》，十分可惜的是至今未能找到《五策》全文。戚其章早在1985年，就认定“张树声遗折所述体用思想，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夏东元、易惠莉也都有同样的判断。易惠莉还指出，张树声长子张华奎与郑观应关系十分密切。（《郑观应评传》第339页）据张之洞当年10月16日奏折，张华奎确实“随任来粤，平日在署经理家务”，也即张树声去世时，张华奎在身边服侍，可以认为这份遗折是由张华奎吸收郑观应《条陈时务五条》写成。张华奎巧妙地利用了遗折制度的特殊性，大胆建言，朝廷对遗折一般不会责怪，不过也仅此而已。
郑观应认为西人立国体用兼备的观点，有可能是借鉴了1875年郭嵩焘的论述。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42页）郑观应的“体用兼备”比郭嵩焘的“有本有末”更加准确。
郑观应认为西方国家“体用兼备”而“中国遗其体效其用”，也即认为洋务运动走错了方向，试图通过张树声遗折这种特殊形式对中枢施加影响。在当时朝野普遍都十分保守的情况下，郑观应随后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盛世危言·西学》中作出后退姿势：“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我认为这不是郑观应的本意，而是在政治压力下让步，正如易惠莉所言：“……他越追求政治上的合法化，他的变革思想也就越失去尖锐性。”
张之洞与郑观应最大的差异，在于立国的体用观。在郑观应看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体用兼备”的，船坚炮利只是“用”也即外在表现，根源（“体”）则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这套制度与文化的核心，而“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动多扞格，难臻富强”。1898年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左右开弓，既应付保守派，也抵制康有为、郑观应。今日看来，郑观应“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的论述也有偏颇，在当日则远远超过张之洞1898年的认识水平。
从逻辑上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通之至，正如严复所批驳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集》第三册第558-559页）张之洞的思想根柢是“经世致用”，对“用”字念念不忘，“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际又隐含着“旧学无用”的论断，这可能也是张之洞执意要把新旧、体用对举的不能明言的原因。
张之洞
近代两大思想家张之洞与郑观应在中法战争期间相遇，相处10个月，没有碰出火花，两人之间的距离十分明显。到1901年，顽固派或死或废，朝局大变，张之洞才战战兢兢地尝试回到郑观应17年前的主张：“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270页）17年后，当张之洞炒郑观应冷饭的时候，他还觉得“言之骇人”，可见郑观应曾经承受多大压力。先知都是被“主流”杀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