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阅读一般分三部分：专业、拓展和休闲。专业阅读，以研究为主，我想，这方面若有所获，也过于狭隘，与“阅读分享”的意义不符。休闲阅读，文学作品为主，纯为放松，不为所得，更没有分享的必要。倒是拓展阅读，既有兴趣，也有所得，更有分享的价值。
我分享的书，很多是读书会上，与学生一起阅读的。从线下到线上，生活经历了不断的中断与重续，但读书课基本未曾中断。2020年很不寻常，所以选书倾向于那些能有助于思考公正与道德重负的书籍。我希望通过这些阅读，对那些因具体而狭隘的生活处境，对我们的所论所想带来的不经反思的那种局限和狭隘，能有所反思。我很感谢我的学生，他们能一直坚持。这些图书，大多厚重艰涩，对学业帮助并不大。但是，我想，有担当的人，或许不应当只关注眼前最迫切的问题。
正义问题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施克莱，《不正义的多重面孔》，钱一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 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徐向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
纳斯鲍姆，《正义的前沿》，陈文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
这些书都与社会最基本问题相关。施克莱是罗尔斯的同事。纳斯鲍姆是罗尔斯的学生。此二人的论著，都是对《正义论》的拓展，但角度不同。
功利主义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无可置疑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如果不经反思，则完全有可能在对功利主义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很容易带着功利主义的滤镜，结果，所谓的批判，也很往往是点到为止，不及要害。《正义论》是对功利主义的全面反击。罗尔斯希望，他所提出的公平的正义，可以提供一种迄今为止在道德哲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观点的选择对象。《正义论》逻辑清晰，分析缜密，严实无缝，看似冷冰冰的文字背后，不乏对人性的深刻的体察，其抽象的思考又建立在对世事复杂性的充分考察之上，令人感动。罗尔斯认为，每个人天生就是社会的，我们能实现的，远远超过每个人独自能实现的。合作是满足个人需求的更有效的手段（当然，在罗尔斯这里，社会联合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只有公正能保证人的合作。为什么？我想，最核心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作为公平的正义把人视为平等且独特的存在，而且认识到每个人的需求是不能通约。其次，公平的正义确立并维持人们对社会的认同，一个生活在“制度是正义的且这一事实得到公认的社会”（即“良序社会”）的人，尽管可能会有不满，但是不会从道德上抨击社会和制度的不公。正义是“价值中的价值，”因为大部分价值都不是自明的，而是依赖于制度。只有在公平的正义之下，才有可能保证其他价值的实现。比如如果在社会分工合作中，劳动者仅仅被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不可能有自尊。如果按照某种功利主义的绩效原则，他的利益，可以为其他利益作出让步，那么就等于告诉他，他的意愿没有价值，这无疑剥夺了他的自尊。所以，自尊必然只能依赖于公平的正义制度。再比如，如果按照阶段发展目标，某一阶段以某类目标为重，而其他的目标或价值——包括正义——可以暂时让步，这就会出现代际正义问题。代际正义问题不仅会降低效率，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可能需要付出更沉重代价（如环境），这是从功利角度看，但更严重的是会降低后代人对社会合作的认可（比如生育）。
要延续社会的整合，必须从合作的角度看待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和人能够合作，绝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争夺同一个教席的研究员，和抢占同一块高地的部队一样，只能产生争执，不能产生合作。人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目标，在于每个人的需要都由正义原则调节，由此才能存在一致同意的行为。尽管罗尔斯的基本观点并不复杂，但是要想要用很短的篇幅，概括《正义论》，也不太可能。我觉得，罗尔斯真正令人钦佩的，正是他对于正义毫不保留的捍卫，对功利主义丝毫不让步的批评，以及为正义的绝对优先性所做的整全性分析。
罗尔斯在《正义论》后半部分分析了情感和正义的关系，他同样依赖于一种合作观点，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善的观念。他认为，没有一个人的善，是独自发育的，只有在对他人的需要中，他人的成功和享乐对自己的善是必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纳斯鲍姆的研究是对罗尔斯工作的重要推进。她同样驳斥了柏拉图的观点，即一种类似独善其身的美德观念。她认为，生活乃至生命必然是脆弱的，而好的东西恰恰就是体现在这种脆弱中。举一个通俗的例子：眼看一个孩子要被车撞了，美国队长出手搭救，人们可能会为他鼓掌，但不会认为他是有美德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不可能有任何风险。如果出手相救是普通人，人们自然会觉得他很勇敢。所以，勇敢恰恰就是表现在生活的脆弱中。纳斯鲍姆在分析古典悲喜剧时候表现出的睿智和博学，固然让人十分佩服，但是我觉得她的观点，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而言，更有“治愈功能。”我们的日常生活，由于不断“加速”（见罗萨，《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也因为对科技的迷信，让渡（或者尝试让渡）了太多的脆弱、风险，甚至是情感，因为这些因素很明显与效率不吻合，结果，认可的价值越来越单一，生活因此变得单调、贫乏而无趣，以至于对亲情和关系的认同，变得很低，所以，年三十晚上，刷手机红包，而不是同亲人闲聊。
将丰富的价值框架、脆弱性和风险性的认可，重新放入伦理学的框架，这也是纳斯鲍姆在发展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路。在《善的脆弱性》中，纳斯鲍姆称颂了通过脆弱表现的善，在《正义的前沿》中，她进一步将弱者纳入到政治哲学的考察中。纳斯鲍姆认为，一般的社会契约论，都没有给予残障人士、老年人以及在家庭中付出艰辛劳动却从不会被社会认可的妇女（见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以合理的“订约身份”，忽视了他们的正义与幸福，将“由谁设计”（男性、理智健全的人）和“为谁设计”（包含脆弱群体的社会）混淆起来。为何会如此？因为社会正义理论和契约论，是超越性，是超然的，而这种超然的道德，无法会回应世界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这种思考，不仅同她女性身份有关，更与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照不可分。
纳斯鲍姆在《女性与人类发展：能力进路的研究》（左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中提到了两位印度女性瓦桑蒂和贾亚玛的经历。女性经历的悲剧，在于她既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又无法得到社会制度的保护，完完全全被包裹一种日复一日、无处不在的痛苦与挣扎中。如果女性，以及老年人、残障人士，他们没有被当做真正的人看待，而是被看成女性、老年人、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在“订约”过程中，永远是不可见的，他们（她们）的声音也永远是听不见的。女性如果只被当做女性，这便是悲剧的开端。所以，纳斯鲍姆提出了能力清单，共有十项内容，这是保证人能被看成是人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民主公平社会的基本前提。
把施克莱的《不正义的多重面孔》放在最后讨论，仅仅是因为这本书出版得比较晚（1990）。事实上，施克莱和罗尔斯是同一代人。纳斯鲍姆以扩大内涵的方式，推进罗尔斯的研究，而施克莱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但是这些不同背后，确又有着某种共同的旨趣。
罗尔斯借助“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摸出对任何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偏爱，从而为寻求普遍的公正基础提供可能性。但是，在施克莱看来，这种善意的努力还不够彻底，因为它还是为相对强大的个人的主观视角提供了特权，而无法将那些最不占优势的人的地位纳入到对正义的思考中，压制了受害者那些“不可重复的主观”声音。施克莱和纳斯鲍姆一样，秉承现实主义的基础，考察不正义的种种面相。据乔托的画作，她指出，正义和不正义从来不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分配公正、奖惩公平，这从来不等于消灭了不公正，如果公正代表平静安详心态，那么这和不公正所唤起的复仇和怨恨决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她阐述不正义，不是要建立不正义的一套理路，而是要削弱正义理论自认为能包含消灭不正义的那种信心。另外，在日生活中，不正义常常被看成是不幸的，而不幸和不正义之间的含糊与模糊，也让人一方面会对技术进步产生盲目的依赖与信心，而且更让人对不正义中的人为因素无视。而这种认为因素，即是施克莱深入剖析的消极不正义，即通常说的袖手旁观。
施克莱在分析不正义，尤其是消极不正义时，主要不是建构，而是在批判和解构。我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对不幸和不正义的分析和评判，永远是暂时的，永远待修正：曾经我们认为种族问题基于自然，今天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种霸权；曾经我们认为男女不平等是天然的，而今天我们意识到这是社会文化造成的。正如纳斯鲍姆在《女性》中指出的，家庭不是自然构造，而是国家行为的产物。事实上，这种将不正义视为不幸的看法，很大程度原因真正承受不幸的人一直处于“失语”的状态，顶多也只是被“代言”。所以，施克莱认为，受害者的自我理解也必须由一个完整的不公正理论加以考虑。基于此，她为一种强有力的民主变化，不仅允许受害者的自我理解的表达，而且更会因之而兴旺。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施克莱洞见所在，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才存在正义，才会存在对不正义的关照。古典文明轻视不正义，贵族社会的伦理学也同样轻视受难者，因为一方面苦难被看成是一种德性考验，而贫贱者不太可能面临诱惑，考验无从谈起。所以，只有在民主社会，才有正义可言。正义的基本前提是平等。
读上述三人的书，起初并没有系统考虑。但是读过之后，却猛然意识到这几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的疑问：在行不义的时候，或者行消极不正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和我无关”、“没办法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想？而在什么情况下，不会这么想？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
《弱者的武器》基本上每年都会读一遍。这既与上课安排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无法克制对此书的偏爱。《弱者的武器》是本老书，但却是常读常新。这书在国内名气很大，尤其在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界，因为它关注日常实践和日常斗争，思考的是关于霸权和结构的理论问题。对历史学的影响也不小，因为这是底层研究，关注的是那些不起眼的人的不起眼行动。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钟逸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就是典型的“斯科特式”研究。
但是，《弱者的武器》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分析了丰富精彩的“逃避统治的技艺”，更在于它考察了结构的变化、阶级的生成以及主体如何回应这种变化等等多重问题。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中提到：“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的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是对立）时，阶级就产生……阶级意识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范式加以处理，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劳工研究中，这段话成就了许多经典研究，但真正能把结构转型以及阶级觉悟如何从历时性经历和共时性关系中诞生过程分析清楚的，可能只有这本《弱者的武器》（注：村庄的阶层分化比较复杂，但为了简单叙事，统一称穷人富农）。
马来西亚的塞达卡村一直都有贫富之分，富农占有土地，穷人靠租种田地养家糊口，但一开始并不存在阶级意识，更没有阶级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既有经济上的依赖，比如富人会通过各种形式给予施舍，也有观念支撑，这是一套行为得体的话语体系：富人可以富有，但不能为富不仁，穷人也要像个穷人，不能穷得没尊严（不能不劳而获）。但是，绿色革命（政府主持的农业改革）改变了一切。因为，无论是农业机械化，还是双耕制，都不断削弱农民在市场上的竞价能力，使完全耕种别人土地的佃农以及他们所耕种田地的面积都在下降。机械化不利于小面积耕种，双耕制使稻谷价格上涨。另外，租金形式发生变化，弹性越来越低（从实物地租转变为需要预付的货币地租、死租【即固定租金】、租期越来越长），致使欠租越来越难，而且在同富农议价时人情因素越来越不重要。
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富农和穷人之间原本相互依赖的关系破裂。这个过程始于地主：他们不需要依赖穷人，对传统的村社社会关系的依赖和控制也变得更低，而更依赖于外面的世界，比如政府；穷人无地可耕，他们成了多余因而自由的劳动力。斯科特的分析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关系的变化，对这种关系的描述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之前关于得体行为方式的体系崩溃，代之以互相指责、只争夺象征符号、评价过失的一场斗争，富人指责穷人不仅斤斤计较，而且不诚实，劳动时经常偷工减料，远不如机器，穷人指责富人压榨剥削，让他们穷得叮当响。富人会把希望放在未来，会说只要卖力，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穷人则憧憬过去，不知疲倦地提起“过去的日子。”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穷人走出村庄，四处打工，成为了彻底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的人。
斯科特对政府和权力始终保持着怀疑与警觉。在《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中，他把自己的这种立场界定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他对底层社会，一直有一令人敬佩的同情和体察。所以，在《弱者的武器》中，他尽力展现在统治阶级霸权支配下，被统治者如何呢能够保持自主性的文化，建构不同的统治者的文化与生活。他认为，在社会结构开始出现转变，曾经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消退，富人基于此的合法性也逐步消失的时候，穷人从中发现了有利的武器，建构了贫富之间的对立，由此一种E. P. 汤普森意义上的自觉的阶级意识得以形成。同时，他的分析更说明，身处于结构关系中的人，往往很难看清结构生成的真正原因，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展开的象征符号的争夺，自以为给予了结构以合理说明，实际上不过是在不断促成结构的再生产。这也正是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部经典中阐述的观点（秘舒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
经典的研究，不仅提升对现实的思考，更能带来对自我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