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瑶是中国汉唐遗址考古和玻璃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并全程参与了包括隋唐圜丘、大明宫含元殿在内的十几项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毕生致力于将尘封的文化遗产与文明见证重现于众。她倡导建立是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和中国考古博物馆，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大遗址保护和文物展示新模式。此外，她还是丝绸之路申遗专家考察组组长之一，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跨国系列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遗立下汗马功劳。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安家瑶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她讲述了自己从“半路出家”开始的考古生涯。
父亲和恩师：老一辈考古人的缩影
1998年10月，安家瑶与父亲安志敏于洛阳工作站。供图：安家瑶
问：您父亲安志敏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您妹妹如今也从事考古研究工作。拥有这样的家学渊源，似乎您进入考古学界是理所应当的事？
安家瑶：其实对于考古来说，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人。我在高中是一名理科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之所以选择理工科是因为受到姑姑安静娴的影响。我的姑姑曾是东北制药总厂的一名工程师，她终身致力于药学研究，成为唯一一名从制药厂走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姑姑的奋斗历程让我意识到，国家要强盛，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这样的信念激励下，我当时的梦想是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然而，1966年当我高中毕业时，高考制度被取消了。在随后的10年间，我参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辗转于祖国的北大荒和大西北。待我再回到北京时，已经很难拾起阔别十年的理工科了。
虽然一系列人生波折让我与理工科失之交臂，但我却在父亲及亲朋的鼓励下，和考古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出于理工科所崇尚的科学精神，加上我对东西文化交流史的兴趣，我选择了隋唐考古作为主攻方向，因为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还有众多文献可考，可让我的研究在最大程度上“有据可依”。而在玻璃考古上，我的理工科背景也有用武之地。如此一来，我的理工科基础便和考古很好地结合起来。1982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专业毕业，随后便进入考古研究所的唐长安城考古队工作，这一干就是30余年。
1996年，安家瑶在含元殿发掘现场。供图：安家瑶
问：具体来说，您的父亲与导师宿白先生对您的考古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
安家瑶：父亲和宿白先生对我影响至深，他们让我看到了身为考古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对于父亲来说，考古既是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也是他最大的爱好。记得在我小学毕业那年，父亲带我去大连看望祖母和妹妹。名曰探亲，实则是父亲想对烈士山和小磨盘山中的贝丘遗址进行考察。他数天在周边的小山上踏查，甚至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试掘。我那时候年幼，还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在做什么，记忆中只有毒辣辣的太阳和铁锨、小镐在山石中敲打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次“休假”后不久，父亲便发表了《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为我国的贝丘考古奠定了基础。
我进入考古界是一件令父亲备感欣慰的事。在我确定以中国古代玻璃器皿作为硕士论文选题时，父亲还特意为我题写了墨宝以资鼓励：“西域大秦总牵情，丝绸玻璃留物证。关山遥隔魂梦远，跋涉几经万里程。”考古就像我与父亲之间一条隐形的纽带。当我也如父亲当年那般，拿着铁锨、小镐在烈日下叮叮当当敲打时，就仿佛与他并肩作战一样。
2016年，宿白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时，安家瑶与恩师合影。图片由安家瑶提供
1979年秋，我有幸成为宿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考古不是游山玩水，田野作业容不得一点游戏之心”，这是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课。1980年初，我和一位同学随先生在武昌湖北省博物馆实习，并辗转到江西进行考察，经过九江。当时，电影《庐山恋》刚刚上映，我和同学钦慕庐山的秀色已久，便央求先生给我们半天假，让我们上庐山看看，没想到先生却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后来，跟随先生久了，我才渐渐明白他的苦心：考古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事业，只有培养出自律、认真的工作态度，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关于考古学的方法论思想，老师对我也有深远的影响。他曾反复向我们强调，做考古既要重视田野作业，也要重视文献研究，这两项是考古学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只有在考古遗迹发掘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相符时，研究成果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其实父亲与宿白先生可以说是老一辈考古人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因战争而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物质条件十分艰苦。“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考古的”，这句虽是调侃，却不难看出当时考古人面对的是怎样的困境。即便如此，荒山上、黄沙中，梁思永、夏鼐、裴文中、苏秉琦等学者为新中国考古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们身后，是父亲、宿白先生和王仲殊、邹衡、俞伟超、徐苹芳等老一辈学者继续挖掘的身影，新中国的考古学就这样薪火相传。
以考古重现真正的汉唐气象
明德门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围绕都城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很多，其中围绕汉唐长安城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时间最长、收获最丰富。随着昔日的大明宫、明德门等长安城“地标”性建筑从历史尘封中一点点浮现出来，这座都城与前朝后世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能否结合考古发现，介绍一下隋唐都城与建筑的规划特点、设计思想，以及对于前朝后世和周边国家的影响？
安家瑶：唐代是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际交往频繁的盛世。长安城作为唐代的都城，人口一度超过百万，是中世纪的世界名城。195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城址进行了全面勘察和多次发掘。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基本探明了唐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及历史沿革。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其面积是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10倍。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宏大壮丽的都市，其规划设计承前启后、影响巨大。其中，唐长安城的圜丘和大明宫含元殿前的龙尾道，可以分别作为隋唐文化“承上”“启下”的两个代表性案例。
唐长安城圜丘遗址
我们是在1999年完成唐长安城圜丘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圜丘”也叫“圆丘”，元代以后也称天坛，是古代皇帝进行祭天活动的礼仪场所。在唐长安城遗址发掘出来的圜丘，初建于隋朝，唐代沿用近300年，比北京天坛早1000余年，是全国范围内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处早于清代的圜丘遗址。
与清代圜丘采用的石材包砌、汉白玉雕刻等华丽设计相比，隋唐圜丘要朴素很多，它是一座素土夯筑、表面抹一层白灰面的露天建筑，这种建筑方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西周以后，各朝代天子祭天的礼仪都是以周礼为依据，但不同朝代的儒生对周礼却有不同的解释。汉武帝曾于甘泉山立泰一祠以祭天，泰一祠修得十分华丽。汉成帝则接受了宰相匡衡“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的建议，在长安城南北郊修筑了祭天的圜丘和祭地的方丘。这样的做法后来又被东汉、两晋南北朝所效仿。隋唐圜丘采用这种传统建筑方法也是遵循汉成帝以来的礼仪制度，在建造上务求简朴，返璞归真，采用纯天然之材，以表对天神的赤诚之心。
在含元殿发掘之前，受故宫太和殿形制影响，人们普遍认为龙尾道应有三条，包括左右供百官登殿的台阶和中间专供皇帝走上高台大殿的御道。在各类文艺作品中，唐代的皇帝也是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恭迎中，通过御道徐徐登上大殿的。然而，大明宫含元殿的考古发掘却颠覆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
1995年，我有幸主持含元殿的第二次发掘工作。随着工作的推进，我们陆续发现了两条龙尾道的痕迹，它们分别位于大殿两侧的翔鸾、栖凤二阁之下。但位于殿南正中专供皇帝上殿的龙尾道，却始终不见踪迹。困惑之中，我重新梳理了自己的发掘方法，没有发现不妥之处。而且我们的确找到了未被破坏的唐代地面和砌砖，在含元殿大台南壁的包砖与散水基本连成一线，未发现从南面正中通往大台的痕迹。基于这些分析，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史料上记载的唐代龙尾道，会不会只有两条？经过多方论证，结合唐代、北宋文献中关于“左右龙尾道”的记载，最终大家认可了我的推断。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的位于中间位置、供皇帝行走的御道，在唐代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结论也更新了我们对于唐代皇帝上朝礼制的认识。其实唐代时皇帝的寝宫在含元殿的北面，所以皇帝上朝是从北门进殿，而且他的随行仪仗中有“索扇”制度，即由宫女举仪仗扇遮于皇帝面前，目的是不让文武百官看见皇帝。待皇帝在龙椅上坐端正后，扇子才会被收起来。这种设计旨在营造出皇帝的神秘感，凸显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作为与大唐帝国交流频繁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一些古建筑中也能找到龙尾道的痕迹。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前所长町田章先生在挖掘平城宫第一次大极殿时，就发现了殿前广场上左右两侧迂回上殿的坡道。这一发现受到了日本建筑学界的质疑：皇帝该如何上殿？含元殿龙尾道的研究成果公布后，町田章先生十分高兴，因为这就解释了平成宫第一次大极殿的形制：它是仿唐含元殿建造的。
问：大明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作为大唐帝国的权力中心，它频繁出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这些都是今人对昔日大明宫的无限遐想。您曾主持过大明宫含元殿和太液池、圜丘等遗址的发掘工作，能否描述一下大明宫等古建筑在您心中的样子？
大明宫仿古建筑
安家瑶：考古工作的严肃性要求我们对于古建筑的所有推断都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支撑，不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但是，站在发掘现场，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大唐盛世的气象万千。
盛唐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开放，这种心态反映在建筑上，就是雄伟与开阔，大明宫面积相当于故宫的4.5倍。作为大明宫的前朝第一正殿，含元殿是当时唐长安城内最宏伟的建筑，它坐落在10.5米高的大台上，这比故宫三大殿的台基都要高。如果在唐代，站在含元殿前南望，不仅能将丹凤门与广场尽收眼底，还可以看到城南的大雁塔。含元殿东西两侧的翔鸾、栖凤二阁下，长长的龙尾道蜿蜒而上，直到三层台基之上。史料中记载，因其坡长阶高，一位年迈官员在走过龙尾道后筋疲力尽，听错了皇帝的尊号，被罚去一季度俸禄——龙尾道之长可想而知。含元殿是大唐皇帝举行重要典礼仪式、接待外国使臣的场所，所谓“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含元殿大朝会的盛况。如今我们站在含元殿高高的大台上向下俯瞰，还是能够感受到唐代辉煌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大明宫绝不像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那么花哨。我们虽然发掘出部分琉璃瓦，但是这类瓦片数量很少，大部分出土的瓦都是黑色的青掍瓦，少量琉璃瓦用于镶边。这就说明，不同于金碧辉煌的故宫，大明宫展现出的应该是一种古朴雄浑的气质。此外，发掘结果显示，大明宫内应该比较空旷，不像故宫内的建筑这么密集，这也印证了唐朝纵横捭阖、磅礴豪放的“大美”气象。
在唐代，长安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它设计周详，布局井然。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核心，宫城、皇城、郭城渐次展开。商业活动则主要集中在郭城内的东市和西市。不少文人骚客留下墨宝，描述了当年两市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繁盛景象，比如李白的“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和杜甫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2005年，考古研究所与日本考古专家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进行了第六次考古，收获了许多重大发现。出土的透雕龙纹石栏板和带莲花座的蹲狮石望柱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为唐代考古所首见。池底淤泥中首次大范围清理出荷叶莲蓬的遗痕，还有许多保存完整的大小螺壳。站在昔日的太液池边，记起白居易的“太液芙蓉未央柳”，当年那个荷叶接天、鱼螺潜底的一汪碧水似乎又在眼前荡漾。
让世界认识中国的玻璃考古
问：关于中国玻璃起源，学界说法不一，您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最早的玻璃可能是舶来品，那么我国是如何实现玻璃国产化的？在玻璃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赋予了玻璃哪些独特的元素？
安家瑶：世界上最早的玻璃诞生于公元前25—前23世纪的两河流域，晚于铜器，早于铁器，这是学界已达成的共识。关于中国玻璃的起源，虽然学界目前尚无定论，但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自战国到北宋，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类不同系统的玻璃制品：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从成分上来说，西亚的玻璃多用苏打做助熔剂，称之钠钙玻璃。而中国在历史上大概是缺少自然纯碱资源，所以国产玻璃多以氧化铅作为助熔剂，生产出来的是铅玻璃。
“蜻蜓眼”是研究中国玻璃起源的一条关键线索，它是一种源自西亚的镶嵌玻璃珠。玻璃珠饰在西方曾经历过漫长的发展阶段，而中国的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制品最早是在春秋末期同时出现的。我们在中国发掘出的最早的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器的主要成分是钠钙玻璃，这就暗示着它们应该是舶来品。战国中期，玻璃蜻蜓眼和其他玻璃器大量涌现，在成分上多为铅钡玻璃，它们应该是当时的匠人对于西亚玻璃器的仿制品，这意味着当时已经可以制造玻璃器。
尽管中国玻璃的诞生很可能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但国产玻璃并不是对于西亚玻璃的单纯仿制，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在同时期的陶瓷器或漆器中可以找到相似器形。比如出土于汉代刘胜墓的玻璃耳杯，就是典型的中国器形，与它器形相同的漆耳杯，是汉代墓葬中最普遍的器物，而国外就没有这种器形的器物。西安郊区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蛋形器也是我国独有的器形，北魏的玻璃葫芦瓶以及北宋大量出土的玻璃葫芦瓶都可以说是我国独有的创意，因为葫芦是我国最早驯化的作物之一。综合来看，我国古代的国产玻璃工艺自成体系，浓缩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审美，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抹亮色。
我们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大量制造于战国时期的国产玻璃蜻蜓眼和管饰，它们尺寸较大、色彩艳丽，并且“眼”纹饰从同心圆变成了偏心圆，与不同的几何图案结合形成了更丰富、复杂的纹饰，这在外观上比西方同时期的蜻蜓眼更加美丽生动。
问：玻璃考古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
安家瑶：作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贸易品之一，传入我国的玻璃器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玻璃器越来越多。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罗马玻璃工艺繁荣发展，这正值我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我国出土的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的外国玻璃器主要是罗马玻璃，汉代时期的进口玻璃则集中在广东、广西、江苏等沿海地区出土，这与《汉书》中记载的汉武帝曾“使人入海市璧流离”相符。公元前1世纪，一位希腊人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写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书中记载了中国的位置和物产，也记载了地中海沿岸玻璃器东运的情况。众多出土实物与文献都说明，两汉时期进口玻璃器多由海路输入中国。这也证明，最迟在汉代，东西两大文明间即存在着海路交通。
在我国出土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等器物，以及国产玻璃制造技术的演进，不仅反映出玻璃器与玻璃技术是由西向东逐渐传入中国的，也验证了世界玻璃史的演进过程。玻璃虽小，却能折射出东西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碰撞的璀璨光芒，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创新文物遗址保护模式
问：2010年，我国推出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新模式，并公布了第一批包括大明宫遗址在内的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过10年的探索与实践，这种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认可。请问这种文化遗址保护的模式“新”在何处？它对于城乡建设与遗址保护之间实现平衡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安家瑶：以往大遗址保护多以被动抢救性保护为主，大都是对遗址本体进行修补式的局部保护，而考古遗址公园是主动出击，根据遗址的规模和格局，对其本体和背景环境进行全面的规划和综合性保护，实行开放式展示，兼顾城乡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
我国的大遗址大多位于城市建成区或城乡接合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建设与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出一条适应时代需求的大遗址保护路径，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大明宫遗址在西安火车站北边，此地被西安人称为道北，是西安的棚户区。我记得当年发掘现场遍布周围居民的生活垃圾，臭气熏天，而且道北人还将大明宫遗址当作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想方设法要在遗址上挣钱。在这种环境中，大明宫遗址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当时文物保护干部和考古工作者都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我意识到要保住这个遗址必须依靠政府和全社会的力量，所以于2004年初写了一份提案，呼吁抢救大明宫遗址，得到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支持。2007年10月，西安市政府确定了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和改造工程项目，全面搬迁和安置大明宫遗址内的居民，并拆除占压遗址的城中村建筑。到了2010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终于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大明宫遗址公园
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想法，如何兼顾与平衡各方的需求与利益，是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关键。丹凤门遗址现在是大明宫遗址公园内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在规划遗址公园时，我们讨论过数个保护方案。文物考古人员想按照国际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建立保护罩或保护厅，尽量保留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而城市规划部门看重公园的城市功能，希望公园的景观漂亮；投资融资方关心周围建设用地的容积率和地价的升值空间；城市管理部门则更多考虑的是公园管理的便利性和其自身的造血能力。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我们达成一致，采用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的设计方案，将遗址保护大厅的外观建成仿唐城门楼，张院士巧妙地将保护大厅设计为土黄色，从而与真正的古建筑区别开来。在丹凤门遗址保护大厅的上面，我们还设计了会议厅，增加了这个保护大厅的功能。
大明宫遗址公园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福利。在当地政府的安置下，曾住在遗址区简陋棚户里的老百姓不仅搬入窗明几净的新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遗址公园工作，解决了就业问题。随着公园内景观的不断完善，周围地价也实现了升值。公园内的太液池遗址已恢复了水体，成为城市的绿肺，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趋势。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建遗址公园，采用何种遗址保护措施一定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考古精神的薪火相传
问：在大众的印象中，考古多涉及田野作业，十分辛苦，因此考古学界男性居多。但是我国近现代以来，已经涌现出不少和您一样杰出的女性考古工作者。您认为女性在考古工作中通常会遇到哪些困难或挑战？对于留守女孩钟芳蓉等选择考古学的年轻女性，您又有哪些寄语？
安家瑶：我国考古学界中，女性学者数量应该少于男性，但在国外，女性的占比会更高一些。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自立自强，讲究男女平等，所以我没觉得女性身份给自己的工作增添了额外的负担。相反，身为女性的细心与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沟通能力反而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多益处。
大明宫麟德殿
当然，过去考古的工作环境确实比较差，记得当年发掘大明宫麟德殿的时候，正逢寒冬，但我们睡觉依然要搭蚊帐，因为很多老鼠在房顶上跑来跑去，导致天花板不停地掉灰，我们还有位女同事在三峡考古时被老鼠咬伤了。不过，因为早年我曾在北大荒生活过，在经历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后，考古工作中的辛苦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国人讲究先苦后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考古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与乐趣远远超过了其中的辛苦。我曾受邀参加过美国的一个考古项目。在发掘现场，我和美国考古人员都是搭帐篷过夜的，夜里冷得无法入睡，但是头枕满天繁星，耳边传来牛的哞哞声，那种感觉又很有趣。
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成为很热门的专业，所以在宏观层面，考古学科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强盛和公众文化水平的提升；从微观来看，干考古这一行则需要兴趣作为动力。我很高兴看到像留守女孩钟芳蓉这样忠于理想、勇于追梦的年轻人，也为樊锦诗师姐等考古学者能够成为年轻人的榜样而自豪，这不就是考古精神的薪火相传吗？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