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藏《董美人》抉隐

收藏家的题跋,未必句句靠谱。尤其像吴湖帆这样的完美主义者,对心爱的藏品又特别喜欢制造韵事。有时,为了满足心中的秩序感,不惜在题跋中虚构一些故事,但最终也不免会露出马脚。吴湖帆收藏《董美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1927年夏,觅得隋志名品《董美人》后,吴湖帆欢喜异常。此志恰好与他旧藏隋志《常丑奴》能配成一对。因此,吴湖帆不光将一丑一美合装一箧,他还特意镌刻了一方“既丑且美”的朱文印钤盖在两本隋志上,这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收藏佳话。

不过,今天重检吴湖帆旧藏《董美人》,我们发现,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剪裱本。一为浓墨本,藏上海图书馆,原为归安陆树彰旧藏,1932年秋由吴湖帆赠与潘景郑。一为淡墨本,拓印更精,藏上海博物馆,册前有嘉定钱红稻题记,册后附吴湖帆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并五十二首和作,最后还有吴氏1961年赠周鍊霞跋语。

《董美人》浓墨本

《董美人》浓墨本


《董美人》淡墨本

《董美人》淡墨本

如果细细梳理两本《董美人》上的众多题跋,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究竟哪本《董美人》才是吴湖帆最初获得,来与《常丑奴》配对的本子?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易回答。不妨先看看浓墨本上的吴氏题记:

隋《董美人》墓志,道光中为陆耳山之子得于兴平,旋归徐紫珊所藏,深自矜惜,故拓本传世绝尠。咸丰癸丑沪城之乱,徐氏遭陷,石亦毁去,至今片纸拓本珍如星凤矣。隋志中以《常丑奴》最为难得,余藏金氏冬心斋旧本,久欲得此为侣。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遂镌“既丑且美”小印为押。丁卯六月养疴嵩山草堂题,吴湖帆。

浓墨本《董美人》题跋

浓墨本《董美人》题跋

这段题记,写在“既丑且美”的小印之下,既是对全志的题跋,也可看作是对印文的解释。而从“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来推断,浓墨本《董美人》似乎正是吴湖帆寻觅了十多年,才最终与《常丑奴》配对的本子。不过,如果再看看淡墨本,上面同样钤有“既丑且美”的小印,也同样有吴氏题记:

吾家旧藏冬心斋本隋《常丑奴》志,久欲觅此为侣,搜访十年,始获此初拓精本,欢喜无量,遂镌小印为押。丑簃。

隋《董美人》志石道光间出土,陆剑庵令兴平时得之,辇归江南,为徐紫珊易去,遂更号“隋轩”,秘若球图,不轻毡椎。咸丰癸丑之乱,徐氏构陷毁家,贞珉亦付沦灭,从此一纸之传等如星凤矣。丁卯五月识于四欧堂。

余于丁卯五月得此原石真本,制《哨遍》词于前,集宋人句成《金缕曲》题其后,并乞诸家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倚《洞仙歌》殿尾……

淡墨本《董美人》题跋

淡墨本《董美人》题跋

根据题记,吴湖帆“搜访十年,始获此初拓精本”似乎又成了淡墨本。若看时间,吴湖帆自称获淡墨本的时间是“丁卯五月”。而浓墨本上题跋的时间既在“丁卯六月”,那入藏的时间也应在此前不久。如此说来,淡妆浓抹的两位“美人”,孰前孰后,仅据题跋,实难判断。难道两本《董美人》的入藏时间竟如此之巧,都是在丁卯(1927)夏吗?

友人王叔重、陈含素伉俪编著《吴湖帆年谱》,即云1927年:“五月,获……《隋美人董氏墓志》原石蝉翼精本……六月,再获《董美人墓志》精拓本……”即定淡墨本五月入藏,而浓墨本六月入藏。友人梅松兄在《六朝秀色锦屏空——吴湖帆的“董美人”因缘》中也说:“‘周本’得于1927年五月……‘潘本’很有可能也是得于1927年。”(按梅文“周本”即淡墨本,“潘本”为浓墨本。)

《吴湖帆年谱》与梅松兄的说法,都是以吴湖帆的题跋为依据,按说不致有误。不过,对吴氏题跋本身的抵牾之处,也皆未作出合理的解释。浓墨本说“十余年所渴想者,一旦遇之,欣喜无量”,淡墨本也说“搜访十年,始获此初拓精本,欢喜无量”。两本题跋,显然都在标榜自己才是吴湖帆初遇的“董美人”。为什么吴湖帆的说法会彼此矛盾呢?

这里,我们不妨先抛开吴氏题跋,也不去管淡墨本上五十二家题词后的款识,只看看两本《董美人》上的扉画和观款。

上图浓墨本上,册前有冯超然“丁卯秋日”所作扉画,册中有王同愈“丁卯中秋”观款,赵尊岳、陈承修“丁卯冬日”观款,冯君木、陈巨来“戊辰正月”观款,张紫东“戊辰二月”观款,程文龙、张士彤“戊辰季秋之月十有二日”观款,蒋谷孙“己巳冬日”观款。友朋扉画、观款从丁卯(1927)秋开始,至己巳(1929)冬而止。这与浓墨本入藏于丁卯(1927)夏正相吻合。

再检上博淡墨本,册前有张大千“甲戌春日”(1934)和郑元素“丁丑四月”(1937)所作扉画,册中有蒋谷孙“癸酉二月”(1933)观款、陈巨来“丁丑正月”(1937)观款。不难发现,如果将淡墨本上的吴氏题跋和词笺上的款识去掉,那剩下的扉画和观款,其实全部在1930年代后。

试想,如果两本《董美人》都是在1927年夏所获,那为什么从1927年秋到1929年底,扉画和观款都只出现在浓墨本上,而到1930年代后,又都只出现在淡墨本上?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丁卯(1927)夏,吴湖帆所得之《董美人》,只有浓墨本一种。而所谓“丁卯五月”入藏的淡墨本,其实是吴湖帆在1930年代后所获。吴氏在淡墨本上的部分题跋(特别是落款“丁卯五月”者),则是他后来才补写上去的故弄狡狯之笔。

我们看“丁卯冬日”在浓墨本《董美人》上题款的陈承修,也同样在吴湖帆藏《常丑奴》上题有“丁卯岁暮闽县陈承修记”。这说明,1927年冬陈承修过访四欧堂时,在一丑一美上都留有题记。这时,如果吴湖帆还有更好的淡墨本,他为何要秘而不宣,而只出示较为逊色的浓墨本,并请陈承修在其上题款呢?

同样的道理,己巳(1929)冬蒋谷孙过访吴湖帆,也是在浓墨本《董美人》和《常丑奴》上分别题写了一行——“己巳冬日乌程蒋祖诒观”。这说明直到1929年底或1930年初,吴湖帆出示与友人的一丑一美中,《董美人》仍为浓墨本。而直到1933年,淡墨本《董美人》上才留下蒋谷孙的新观款:“癸酉二月,与《元仁宗》《常丑奴》二志同观于四欧堂,乌程蒋祖诒题记。”这也说明,1933年蒋谷孙再访时,一丑一美中的《董美人》已经被换成了淡墨本。

浓墨本《董美人》与《常丑奴》之蒋祖诒观款

浓墨本《董美人》与《常丑奴》之蒋祖诒观款

究竟浓墨本何时被换成了淡墨本?我们看1932年夏吴湖帆在淡墨本上的一段题记:

余旧藏《常丑奴志》,颇欲觅此志为丑美伴侣,十年来搜录之勤,所得都三本,一即此册,淡墨笼纱,真如蝉翼,且锋棱毕现,自是石墨上乘;其一浓墨拓,嘉兴陆氏鬲鼎楼旧物;一为整本拓,最次,以未剪裁为可贵……壬申夏日重与《常丑奴》《元仁宗》《惠云》《陶贵》《元智姬夫人》共装四册,题之。

淡墨本《董美人》之吴湖帆题记(1932年)与蒋祖诒观款(1933年)

淡墨本《董美人》之吴湖帆题记(1932年)与蒋祖诒观款(1933年)

据题记,吴湖帆坦承所藏剪裱本《董美人》,原有浓墨本与淡墨本两种。而壬申(1932)夏,正是吴湖帆将淡墨本《董美人》与《常丑奴》等五种隋志共装一箧的时候。而浓墨本《董美人》,在被替换出来不久后,恰恰由吴湖帆送给了潘景郑。(浓墨本上有吴氏题签:“壬申秋日奉景郑兄鉴赏。”)

虽然未能找到更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从两本《董美人》上的扉画、观款等细节,再结合吴氏装匣、汰旧的时间,基本可以推断出吴湖帆获得淡墨本的时间是在1930年代初,而并非他自己所说的1927年夏(“丁卯五月”)。本来,藏家后来获得更好的版本,而淘汰掉之前的旧本,司空见惯,并没有值得隐瞒的必要。那吴湖帆为什么还要在入藏时间上故弄狡狯呢?恐怕,这又与为《董美人》征集题词有关。

今天,淡墨本后所附吴湖帆为《董美人》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其中有款识时间者二十六人,起于“丁卯七月”迄于“辛未七月”。稍作统计又可知,题于丁卯(1927)者四人,戊辰(1928)者十六人,己巳(1929)者四人,庚午(1930)者一人,辛未(1931)者一人。可以看出,吴湖帆为《董美人》征集题词是从1927年开始的,大部分在1930年前已完成。也就是说,今天淡墨本《董美人》后所附五十二家题词,绝大部分原是为浓墨本《董美人》而作的。

那么,在1930年代初,吴湖帆获得了更好的淡墨本后,自然要考虑如何将已裱在浓墨本后的题词改装到淡墨本上去。而将众多友朋对彼“美人”的赞美之词改移到此“美人”之身上,这对完美主义者吴湖帆来说,略显尴尬,自然也是不愿大肆声张之事。何况,吴氏于丁卯(1927)夏收获初拓精本《董美人》且刻“既丑且美”小印的韵事,早已在朋友圈中广为传颂。所以,这时的吴湖帆只能硬着头皮,改认淡墨本《董美人》才是自己丁卯夏(1927)所获者,而历年所征集的题咏之词也就都顺理成章地变成为淡墨本《董美人》而作了。

为此,吴湖帆不得不伪造数则题跋,谎称淡墨本得于“丁卯五月”(1927),以掩盖此本是在1930年代后才获得的事实。但虚构故事,就不免露出马脚。虽然这次对碑志及题跋的装裱,可能改请刻碑名手黄怀觉,而不是一向帮他装裱书画且与海上艺坛多通声气的刘定之。但像蒋祖诒、陈巨来这些关系密切的友人,因为在两本《董美人》上都题有观款,所以他们对内幕也一定是知情的。

《丑簃日记》1937年2月17日载:“晚巨来来,长谈甚欢,出《董美人》重观,题观款一行曰:‘自丁卯迄今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丁丑正月巨来陈斝又观因识。’如此题观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与此帖无关者所能办也。”为什么“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的陈巨来,第一次在淡墨本上题款,竟是在吴湖帆已获《董美人》十年之后?盖十年前陈巨来所观者,实为浓墨本,而今天浓墨本上也仍留有陈氏1928年所书观款。至于吴湖帆说“如此题观款式,可知非泛泛初交……”正是他心知肚明,陈巨来如此题款,其实是有意帮自己“作伪证”,帮他一起谎称淡墨本是1927年所获。而这样的交情,也自然“非泛泛初交”者所肯为了。

淡墨本《董美人》之陈巨来观款

淡墨本《董美人》之陈巨来观款

附记:淡墨本《董美人》的题咏中,朱孝臧词虽无落款时间,但朱词后因紧接有刘未林“丁卯七月”的一行观款,故可认定朱词是在1927年夏秋间所书。至于刘未林的观款,因与朱孝臧词写在了同一张笺纸上,自然是后来一起从浓墨本中被改装入淡墨本中的,而不可被看作是为淡墨本而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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