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9月3日，亚当·斯密在给苏格兰巨富威廉·约翰斯通的信中写道：“这场社会灾难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至交中有几位深深卷入了。近来，我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思考最体面的方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上。”
斯密所说的“社会灾难”，正是当时困扰整个苏格兰的艾尔银行倒闭风波。该银行破产案，堪比17世纪末苏格兰达里恩计划的失败。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德文称其为“苏格兰历史上最惨痛的破产案”。
艾尔银行，这家本以“救国难”为志业的银行，为何会引发18世纪末苏格兰的金融危机？亚当·斯密与艾尔银行之间有何关联？艾尔银行的倒闭对于苏格兰的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应运而生的艾尔银行
艾尔银行的兴衰，先要从18世纪的苏格兰银行业说起。
银行业在苏格兰具有悠久历史。1695年7月17日，根据苏格兰议会法案，苏格兰银行（Bank of Scotland）宣告成立，其成立时间仅比英格兰银行晚了一年。1727年，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开门揖客。为便于区分，苏格兰银行被称为“老银行”，皇家银行被称作“新银行”。由于两家银行历史最久，资本雄厚，且承担了较多国家银行的职能，因此被银行史学家归为“国家银行”。既被称作“国家银行”，难免受到背后政治力量的支配，一般认为，“老银行”苏格兰银行始建于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前，与斯图亚特王朝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詹姆斯党人怀有同情；“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兴起于汉诺威王朝，由于其效忠汉诺威王室，因而得到了当时英国政府支持。
苏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
除了这两家老牌的国家银行外，在此后近半个世纪中，苏格兰本土再也没有大型银行成立，随之而来的是中小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它们大部分由商人筹资组建，其资本金为10000镑至26000镑之间。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内会接连出现这么多民营银行，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苏格兰对外贸易的蓬勃兴起。1740年至1771年是苏格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苏格兰的对外贸易表现抢眼，尤其是跨大西洋烟草贸易，1751年，苏格兰与北美的烟草贸易总量超过英格兰，逐步占据垄断地位。与烟草这样的北美舶来品不同，苏格兰本地的亚麻制造业也呈现井喷态势，1740年，苏格兰的亚麻布织造为548万码（约为501万米），31年后，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346万码（1231万米），增长了两倍多。考虑到这一段时间内苏格兰国内需求没有太大变化，新增的产量绝大部分都用于满足海外市场。此外，苏格兰跨洋贸易的运输总量也从1759年的54407吨猛增至1771年的109895吨，也翻了一番。
另一方面是苏格兰本土投资欣欣向荣。说起苏格兰的本土投资，就不得不提起18世纪中期如火如荼的“改良运动”（Improvement）。所谓改良运动，集中体现在农业和工商业两方面。在农业领域，乡绅们在土地领域投入资本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在工业领域，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到兴建钢铁业、玻璃业、造船业等重工业产业和食糖业、制绳业等轻工业领域，重工业发展则带动了煤炭等能源产业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刺激了基础设施建设，18世纪的苏格兰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建设场面，爱丁堡与格拉斯哥之间的运河开凿，低地城市之间的道路四通八达。随着海外贸易兴起，港口和桥梁建设也陆续铺开。随着城市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
在对外贸易与本土投资双重作用下，苏格兰经济对于金融的需求持续提升。在此背景下，1769年11月9日，艾尔银行正式宣告开业。艾尔银行，又名道格拉斯·赫仑公司（Douglas Heron and Company）。其发起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苏格兰本地的金融供给，特别是在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投资。与以往的民营银行相比，艾尔银行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资本雄厚，与其他中小银行一两万英镑的资本金相比，艾尔银行号称发起资本超过15万英镑，其中9.6万英镑来自社会的捐赠。二是发起人声名显赫。与其他中小银行一般由产业商人发起不同，该银行主席为昆士贝瑞公爵，他不仅是福斯湾-克莱德运河公司的主席，也是苏格兰低地有名的改良者。在他的号召下，艾尔银行共有131名个体投资人，其中大部分为艾尔郡、邓福里郡种植园主。
艾尔银行主要发起人昆斯贝瑞公爵
“煤田里点了一把火”
开业之初的艾尔银行雄心勃勃。刚一成立，它就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迅速铺设网点，开业仅10天，艾尔银行就分别在爱丁堡和邓福里郡设置了分支机构，随后格拉斯哥、因弗内斯、坎贝尔敦、克鲁索等城内也出现了艾尔银行的身影。
二是发行纸币。艾尔银行在铺开网点后，其主要业务就是对外推介自己发行的纸币。在不断蚕食竞争对手的份额后，艾尔银行的纸币开始在市面上大行其道，到了1772年6月危机前夕，艾尔银行发行的纸币占到了苏格兰流通货币总量的三分之二。
艾尔银行发行的纸币
三是迅速与伦敦的金融机构建立起联系。甫一成立，艾尔银行就与尼尔·詹姆士·福迪斯和多恩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公司是一家伦敦的银行，成立于1757年，发起人为来自苏格兰的亚历山大·福迪斯和詹姆斯·福迪斯兄弟。存续期间，这家银行最卓著的业绩是通过大量投机东印度公司股票牟利。艾尔银行与福迪斯公司的合作主要集中在汇票领域，福迪斯公司是艾尔银行汇票的最大买家，这也为艾尔银行发行的纸币提供了信用担保。
在点燃这三把火后，艾尔银行迅速发展壮大，其业务与别家银行相比也格外大方。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这银行的贷借，无论就现金结算法说，或就贴现汇票说，都比其他银行宽大。就后者而言，它几乎不问汇票是真实汇票还是循环汇票，一律予以贴现。”
不过好景不长。就在艾尔银行大举扩张之际，风险也悄然而至。
首先是苏格兰亚麻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英国驻海牙大使事后回忆道：“在上次战争（指七年战争）之后，大量投机行为导致织机的数量增加，更多商人也参与到这个行业，他们的产品被送到了英国、北美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中，导致产品在市场中供过于求，但需求下降的同时，这些商品仍在大量生产。”由于艾尔银行的发起人和客户大部分来自于亚麻业，行业衰落不仅将影响银行资本金的充裕，也将影响其资产质量。到了1772年中，前期盲目扩张的恶果开始显现。当年6月，艾尔银行负债总额高达112万英镑，其中30万为储户存款、22万为流通货币、60万是与伦敦银号尚未结清的汇票。
随后是交易对象破产令局势雪上加霜。1772年6月8日，东印度公司陷入困境，7月，该公司将近欠下150万镑的债务。投机该公司股票的福迪斯公司受到连累而破产，发起人福迪斯兄弟仓促逃亡法国。这让其苏格兰合作伙伴陷入窘境。由于缺少了伦敦银行的信用背书，许多英格兰商号发现来自苏格兰的汇票根本无法兑现，其发行的纸币无异于废纸。“这好比是在煤田里点了一把火，将流通中的交易一把烧掉。”这把大火很快从英格兰燃烧到苏格兰，人们纷纷前往艾尔银行挤兑，并且连带着影响到其他银行。
1772年6月27日，休谟在写给斯密的信中形容道：“这里的局面很糟：银行接连倒闭、信用普遍丧失、公众满腹狐疑。现在这里只有曼斯菲尔德和卡茨这两家银行还在营业。据我所知，其中不包括交易一直很窄的卡明银行。曼斯菲尔德几天之内就付掉了40000英镑，但如果不发生什么变化，他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恐怕都坚持不到下周末。伦敦的情况也不见好一些。据认为，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不久就要停业。就连英格兰银行也不是完全没有疑惧。纽卡斯尔、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的银行据传都已倒闭。西斯尔银行据说情况相同。卡伦公司举步维艰，为全部灾难中最大的灾难之一，因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近10000个。”
1773年4月，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中写道：“今天本城得到消息说，艾尔银行倒闭了。”
亚当·斯密对于艾尔银行的观察
艾尔银行是18世纪苏格兰经济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国富论》中，斯密用相当的篇幅总结了艾尔银行倒闭的教训。
首先是资本金不足。斯密认为，“银行金柜，本来就不大充实。他从两次招股募集到的资本虽然号称16万镑，但实收不过百分之八十，而且是分期缴纳。大部分股东于第一次缴入股款后，即向银行用现金结算法贷借。银行的理事先生们，以为股东借款，当受同样宽大待遇。”这其实就说明了艾尔银行从成立之初就先天不足，其资本金并非如其所号称那样充足。
其次，艾尔银行过度发行银行汇票。斯密指出，“银行金柜即使原本充满，其过度发行，亦必使银行金柜很快耗竭，只好走上失败的途径，向伦敦银行开出汇票，期满时再开，加上利息佣钱的数量，从而兑付前一汇票，除这办法外，没有其他可补充金柜的耗竭。”除了发行银行汇票外，艾尔银行发行的纸币也需要以给伦敦各银行开出的汇票为担保。这种所谓的循环汇票的方式，其实质是不断透支银行的信用，而支撑银行信用的是股东以地产为抵押的投入。
艾尔银行破产的影响不仅是打击了苏格兰的金融体系，更是将苏格兰农村的乡绅阶层和地主阶层拖入了债务的漩涡，这些种植园主将自己的土地作为资本或担保入股，但一场金融危机让这些土地改名换姓。在艾尔银行破产清算阶段，226名股东中有114人因资不抵债而破产，超过75万英镑的土地重新流入市场，一时造成苏格兰土地价格大跌。
正如斯密所言：“这银行经营的结果，似与它的创办人的本意相反。他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国内那些他们认为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企业给予支持，同时把那些苏格兰各银行，尤其是在贴现方面被指摘为过于畏缩的设于爱丁堡的各家银行排挤掉，从而把整个银行营业集于一身。无疑的，这家银行曾给各种计划以暂时的救济，使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境地下，多拖延了两年。但事到尽头，仍不过使他们陷入债务愈深，因此到了失败的时候，他们的损失更重，他们的债权人的损失也更重。所以，这些计划所加于自己及国家的困难，这银行不但没有加以救济，事实上，反而使它加深了。”
在艾尔银行众多投资人中，有两人与斯密关系紧密。其一是斯密的学生巴克勒公爵。巴克勒家族是艾尔银行的主要股东。按照《亚当·斯密传》中的记录，“因为经济责任是无限的，在高达80万英镑的经济责任中，公爵最终要承担多少份额，当时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公爵及其顾问才多次找斯密商讨对策。其二是苏格兰巨富威廉·约翰斯通，后者是威斯特霍尔的詹姆斯·约翰斯通爵士的次子，曾两次出任国会议员。斯密和他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在1772年9月3日，斯密曾经与其通信讨论过艾尔银行破产的话题。
正是因为艾尔银行破产案波及到斯密的“朋友圈”，他才得以在《国富论》中“极其精确地”描述艾尔银行所处的困境。事实上，斯密不仅并将艾尔银行倒闭案写进了《国富论》，也参与到该事件的善后处理中。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承认：“为此我也花了很大精力，试图找到最恰当的办法，帮他们解脱困境。”据《亚当·斯密传》作者约翰·雷考证，斯密很可能参与到涉及艾尔银行破产事件的“苏格兰破产法法案”的起草工作，从而对该事件的善后处理发挥影响。
苏格兰皇家银行在爱丁堡的总部
余论
艾尔银行倒闭了，这家成立之初将“救国难”为志业的银行，最终却导致了一场社会灾难。在金融领域，苏格兰的30多家私人银行中，只有爱丁堡的3家幸免于难。在社会领域，它提出了推进开发事业，改良土壤的公共目标，最终却沉重打击了土地阶层，参与其中的地主纷纷破产或失去土地。
艾尔银行的倒闭说明，经济和金融自有其自有的规律，并非有良好的初衷和所谓创新就能收获良好的结果。从18世纪以来，与苏格兰经济相关的话题中，这样的教训一再重演，享有“纸币之父”美誉的苏格兰人约翰·劳创造了纸币，却没有为其提供坚实的信用支撑，最终身败名裂。首创“达里恩”计划的威廉·帕特森将巴拿马的地峡视为“宇宙的钥匙”，并为此设立了苏格兰的“东印度公司”，希望重走英格兰殖民扩张的老路，最终却差点客死他乡。艾尔银行的发起人一边筹资希望提升本国实业水平，一边却抽逃股本，将希望寄托在靠投机发家的福迪斯公司上。加上经营粗放，盲目扩张，又焉能不败？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艾尔银行的案例既不空前，也不会绝后，在此后的经济金融史上，这样的案例还会以不同面目不断重演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