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费孝通以《乡土中国》一书刻画出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是无数个乡村的总和。然而在时间长河中，许多乡村、许多关于乡村的故事都随着人的离开而散失，寂寂无声。
山西作家毕星星在退休之后频繁地回到故乡高头村，这个山西南部一河两岸的小村庄在毕星星看来充满了故事，他将这里的故事写作为《河槽人家》，书中讲述了高头村的百年历史和沧桑变迁，从民国到当下，点点滴滴记录着一方人的吃喝穿戴、婚丧嫁娶、历史文化风俗，其中既可以看到大的历史，也可以看到生活的细枝末节。
毕星星希望建构“河槽”这样一个文学地域——它不同于那些一马平川的土地肥沃的平原、也不同于贫瘠的山川丘陵，而是被一条小河贯穿的，一幅小小的、却又灵动的风情画。
高头村旧影
高头村乡村档案
近日，文学评论家、山西大学教授傅书华，山西大学教授、作家葛水平，纪实文学作家、《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以及本书作者毕星星，围绕《河槽人家》与读者进行了分享。毕星星是山西临猗人，著有散文集，文学评论集，长篇纪实文学，长篇文化散文多种。《特级教师南岩之死》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2004—2006赵树理文学奖。
毕星星
一幅家族史、村落史的画卷
鲁顺民和毕星星相识多年，他谈到大约是从2000年开始，也就是毕星星接近天命之年的时候，他才开始认真地坐下来从事他的文学创作。“我还记得《特级教师南岩之死》带来的感慨与悲怆。那不是作家第一次写他的家族，此前他写过他的母亲和祖父，但这一篇印象特别深刻。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下的晋南普通农家的命运透过他的侄儿一生的遭际第一次呈现在读者面前，以至于今天的《河槽人家》依然延续着《特级教师南岩之死》的那种阅读体验。”
《河槽人家》
鲁顺民认为毕星星的书很好读，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着三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他见证、参与过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今天山西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山药蛋派’重回文坛、‘晋军崛起’、山西新生代作家推出，一直到今天八零后、九零后作家群的发现与培养。”因此，这本书有一种沧桑之感。
“从编排的顺序来看，这本书大致上沿着乡村秩序里的血缘、亲缘、族缘、地缘顺序把文章细细组织了一遍，梳理了一遍。从家庭，再到家族，再到村落诸色人等诸般行业，展开的是一幅家族史、村落史画卷，编排上十分细致。” 鲁顺民说道。
在鲁顺民看来，这本书不像散文和随笔集，就是小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觉，一则来自编辑的裁剪，一则来自作家文本的叙述控制。这部书所呈现出的内容与书写方式，已经超越了散文和随笔文体限制。比如说《少男少女》这篇，我怎么看都像是看小说。当我决定把它改头换面当小说要在刊物上用的时候，毕星星打电话过来说，这就是个真事，事真，人真，过程也真。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小说。贯穿文本里那种怨而不怒的拿捏控制，只有小说这种文体才能装得起来的。”
“写作者一定要对历史的尘埃叹息”
河槽民谣中有一句话：“做的重活，吃的黑馍”，民间常有许多这样让人眼前一亮、很值得被记忆和书写的内容。毕星星表示，《河槽人间》以社会变迁和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如今终于得以成书面世。“无论如何，我记下了一地一域的历史，对于故乡，我总算留下了点什么。”毕星星说。
“档案里记载的人，许多就在我身边。我见证过他们的生活、劳作和悲欢。许多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人还在，和我就在一条巷子里长大。几十载的春秋，我也由一个青葱少年长成垂垂老者。岁月如一条河，潺潺地流过来，村落一任岁月冲刷，庄稼收割了多少茬，乡亲送走了几辈辈，沧海桑田，大地日渐苍老，这块土地上，岁月的痕迹有深有浅，却也是切割得一丝不苟，一刀一画都留下了印证。”毕星星谈道。
在葛水平看来，一个写作者一定要对历史越积越厚的尘埃叹息，“对故乡有痛感的往昔，作者是审视的，不规避的，他的追问就是回答，一切都在一个看不见的精神高度并置着。一种把生命的疼痛与坚忍，灵魂的蹈舞和低迥，都安放在尖利的笔端神经上的精神质感，紧紧抓住了我的阅读，牵引着我的指印、让我的目光在《河槽人家》的书页间穿行。”
“每个人都有人生经验，童年的生存记忆，少年的成长轨迹，成年的人生感悟，甚至肉身的疼痛经验，完成每一次艰难的超越。毕星星的文字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尖锐杀伤力，他的文字中磨去了生活的浮华和松散，写得老道。” 葛水平说。
“《河槽人家》这部书，文本呈现出来的是散点式结构，要说主要表现对象是哪一个，还一时说不清。其实主人公就是乡村本身。乡村的物事，乡村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如同涑水河边的庄禾一样鲜活水灵，这让我想起英国作家约翰·伯格的劳作三部曲——《猪的土地》《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第七人：欧洲农业季节工人》，这三部书，你说他是散文，不像，你说他是小说，更贴切。或者，以此为起点，毕星星正在做的事情，除了内容之外，还有另一种文体探索的意义。” 鲁顺民说道。
非虚构乡村叙事的时代意义
傅书华认为，新世纪之后，中国处在一个千年或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的大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是非虚构文学的时代。非虚构文学是当今中国的思想标高、精神深度、情感需求的一个标帜。
“非虚构文学是一个颇多歧义的概念。我在这里指的非虚构文学，是指既传承了《史记》文史哲不分的大文学传统，又试图去除观念的遮蔽，以回到事物本身的方式，直观事物本质的文学写作。其在场性意义要而言之有二：一是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是一个因根本性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导致原有价值体系急欲重构的时代。如果说1980年代的新启蒙尚可以借鉴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那么在今天，原有的各种价值谱系及其对历史史实、时代事实的认知，不能完成对社会变革的全部解释或获得相应的启示，从而需要重新回到事物本身，生成新的价值资源以应对时代性的价值危机的挑战。”傅书华说。
“二是针对一个时段内，国人文学写作多为脱离新的大时代变革的原有观念遮蔽所误。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因了新的观念对时代生活的新的发现而造就了一个文学辉煌的时代，那么，进入新世纪之后，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写作，则因为既失去新的观念而对时代生活新的发现，又因为用既有观念遮蔽了时代生活，从而不能应对时代变革而被时代急速边缘化。” 傅书华认为。
在傅书华看来，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其实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观照毕星星的非虚构的乡村叙事，诸如他的《坚锐的往事》《走过带伤的岁月》《走出岁月的阴影》这一乡村记忆三部曲，诸如他的新作《河槽人家》，我们可能才能更准确地去认知去判定他这些作品的价值。”
“这些作品，除了具有前述非虚构写作的普遍性意义，还因为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即使今天的中国，都市兴起，商业经济大潮汹涌，但乡土的基因，却仍然深植于社会结构及每个人的生命之中。几千年传统中国的乡村，百年来中国的农村，面对今天时代转型的仍以农业为主的乡下，这三种不同的农人存在形态及其演化形态，还有这其间的各种的观念性生成与冲突，毕星星都通过其非虚构的乡村叙事给我们以真实而生动的展示，这正是其作品独特性之所在。” 傅书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