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Central Asia）位于世界最大的连片陆地——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长期扮演着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交往桥梁的重要角色，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与信息交流的重要周转地区。“例如吸收欧洲的许多发明，传播至于中国的，就是中亚人；而许多中国的发明，也由他们带回欧洲。由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国可包含于世界史的范围内，则中央亚细亚显然也应受同样的待遇。”到了近代，随着整个世界力量中心从陆地转向海洋，这一区域又成为世界列强大博弈的舞台。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构成的当代中亚，开始形成新的身份认同与对外认知框架，从而为这一区域的未来发展打上新的时代烙印。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正如英国学者汉布里所指出的，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亚多数大河注入北冰洋），其主要作用是隔开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边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关于对方的有限知识。如果不存在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困难得多。封闭性与联系性共存的状态，构成了中亚在亚欧大陆乃至整个前近代世界的基本图景，并成为我们面对当代中亚及其区域定位的过程中所必须理解的基本前提与基础。
长期以来，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交流通道，中亚缺乏自身稳定的政治结构、历史传承与族群结构，动荡与流动成为这一区域的显著特质，在文明史的脉络中无法形成具有连续性的整体认同，因此往往作为周边文明历史的“附属区”而存在，而该区域自身在与周边诸文明力量的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则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中亚一方面始终在吸引着历史和现实的目光，另一方面却吞噬着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既有认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一区域内部秩序的不断变动与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这种形态，塑造了中亚在欧亚大陆认知框架中的基本状态，也构成了公众层面中亚认知的基本样态。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与地缘身份相关的几个问题：中亚是什么？中亚不是什么？中亚会变成什么？
中亚是什么？
中亚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中亚区域及其地缘定位的问题，只有理解了中亚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关联性，我们才能理解中亚本身。
从历史与地理的视角来看，中亚可以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视野下广阔的西域地带，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域地区，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构成了中原核心叙事的重要补充，其内容的丰富与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正史叙述及其相关王朝是否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标志。中亚也可以是欧洲文明中的亚历山大东征曾经接触过，但同时又长期没有关注的东部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认知中，中亚成为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空间的一部分。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不朽名著《历史》中曾这样记述中亚的场景：“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奇提亚人当中，有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是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波律斯铁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到他们那里去的斯奇提亚人和当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来打交道的。”这条关于斯奇提亚人绕里海、咸海往东前行的道路，正是丝路北道的西段路线，是汉代之前的东西方商队逐步走出来的。
中亚同样可以是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内部交流的中介区域。在汉代，位于中亚区域“中央位置的贵霜帝国所拥有的财富和它的重要性，可以说这里成了一个中心。这个巨大的十字路口独霸着向西穿过帕提亚国，通向巴尔米拉、佩特拉和地中海沿岸的道路，东边通向喀什噶尔、和阗和中国大都市的道路，向南的道路直通塔克西拉、旁遮普边境。游客从这里可以抵达巴里伽扎港，然后乘船驶向阿拉伯半岛、埃及，最后从这些地方取向罗马。一路上，从印度北部的东方港口开始，佛教文化就一直伴随着它的前进步伐，途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府南（今柬埔寨）和安南（越南北部沿海）的印支王国。大部分商人、使者、艺术家、冒险家、医生……在穿越贵霜领土时都经历了从叙利亚或从埃及到中国的那段艰难路程。在这块文艺繁荣的交融地上，贵霜帝国力图保留和吸收每种文化最精华的部分，这使得印度艺术和思想的魅力从西到东大放异彩”。
近代中亚更是成为俄国与英国彼此竞争的内陆亚洲区域，并从地缘角度影响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如俄苏中亚史研究大家巴托尔德（又译巴尔托里德——笔者注）在1920年撰写的《中亚简史》中所指出的：“19世纪，当欧洲最终确立其文化的领导地位时，中亚作为伊斯兰化的亚洲区域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在文化发展上又低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俄罗斯来到这里以前，中亚没有印刷业，不论是石印或是活字印刷，而那时土耳其和波斯早就有了印刷业。在土耳其和波斯的国家、社会生活中，早在18世纪时已见有欧洲的影响，而中亚在这方面仍完全处于中世纪的状态中。只有蒙古入侵后首次复工的金币铸造厂表明，通过波斯的中介，它和欧洲曾发生过某种经济上的联系。但是，如果认为俄国征服者在中亚碰到的只是野蛮愚昧和没有什么可以赞成的文化活动的话，那是错误的。在俄国征服时，中亚大部分的经济状况比起一个世纪前，已有很大发展。希瓦和撒马尔罕又再次成为重要城市。比起16和17世纪，在19世纪，希瓦和浩罕汗国在文化（尤其是历史学）和建筑方面呈现出一幅比布哈拉更为生机勃勃的局面。费尔干纳首次成为一个大国的中心，它几乎包括了整个锡尔河流域。浩罕汗成功地把锡尔河省东部和七河省西部的一部分游牧民置于其统治之下。在中断了数世纪之后，又恢复了对草原地带的垦殖活动，并在浩罕汗国新建堡塞的保护下，恢复了农业生产……费尔干纳首次在中亚取得了经济上的首要地位，并在俄国统治下一直保有这种地位……像别的地区一样，中亚的未来决定于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地区，中亚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完全有赖于铁路的发展（它恢复了与海路贸易有同等重要性的陆路贸易），中亚大概将不再起它以前起过的那种与远东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也似乎不可能在西伯利亚铁路外，又修建一条贯穿中亚到中国的铁路。不管怎样，未来修筑欧洲-印度铁路的问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知道在这一规划中中亚将起什么作用。为此，俄属中亚不但有其过去，同样也有其未来。”在这里，巴托尔德预测到了中亚有可能在铁路互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却没有预想到中国在新的世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当然，中亚同样可以是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的俄国-苏联中亚区域，更可以是当代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更为广大的区域。从总体来看，它是一种经历过几个阶段变迁的文化-生态共生区域，是一种与周边文明与国家力量有特定关联的区域，也是一块我们在思考自身社会与文明发展过程中无法全然回避的区域。比如说，当我们在思考历史上的北方民族迁徙问题以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力量之间的南北互动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意识到中亚在这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角色。
中亚不是什么？
中亚不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说，中亚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独立单元，在可观察的一段时间内，它无法确立起自身的整体性话语与认同，而必须附属于欧亚大陆周边的某一力量单元，方能展现自身的能量。从现实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层面而言，中亚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它自身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在长时间内形成一致性的力量，在认同层面，在可预期的时段内，也难以出现一种共同的、稳定的“中亚人”意识。
例如，在中亚的漫长历史上，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真正囊括这一区域的，并以本地区为政治中心的长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帝国时代，中亚也并没有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而只是整个帝国的一个部分。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争夺中亚的时代，中亚在英国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处于某种边缘位置，其地位无法与当时作为英国南亚战略支点的英属印度相比。而在其内部，由于后来苏联因素和宗教、族群因素的巨大影响，当代中亚五国的共同区域身份认同相对而言是比较弱的，远不及先前苏联的苏维埃共同体认同，以及当代基于特定宗教与种族身份的共同体认同，当然，更比不上中亚各国自身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更多的是一个外部附加的区域概念，而较少成为这些区域及其国家的内生认同概念。所谓的中亚国家联盟（The Un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更多的是一种哈萨克斯坦单方面的构想，人口密度与历史传统居于优势地位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未必愿意承认哈萨克斯坦的主导地位，而且现实状况也表明，这种构想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在具体的发展层次上，甚至不如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更不用说形成类似的更具共同性的东盟甚至欧盟结构了。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会变成什么？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亚在印度殖民帝国体系中的地位比不上英属印度，但历史上的中亚曾经以独特的方式重塑了印度乃至整个南亚的历史，莫卧儿帝国及其创始者巴布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正如莱恩普尔所指出的：“巴布尔是中亚和印度之间、以掠夺为生的游牧民族与帝国政府之间，以及帖木儿与阿克巴之间的桥梁。亚洲两大雄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血液融合在他的血管里，他把波斯人的教养、温文尔雅与鞑靼游牧民族的勇敢和好动结合了起来。他将蒙古人的活力、突厥人的勇敢和能力带给了懒散倦怠的印度教徒。他本人是一个幸运的战士，并不是帝国的缔造者，然而他给他的孙子阿克巴所建成的辉煌建筑物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他对印度的征服为一个帝国世家开辟了道路，这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而他早期的英勇冒险和不屈努力，以及他追述这些英勇冒险和不屈努力的回忆录，奠定了他在传记写作和文学上的地位。”这种经由特定的人物与帝国关联而形成的区域性联系，为我们思考中亚的未来转变提供了基础与可能。
正如卡尔·施米特所揭示的，一战及其后果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在先前的数个世纪中，都是由欧洲会议决定世界空间秩序，但是在1918-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第一次乾坤颠转：由世界决定欧洲的空间秩序。这意味着人们试图在一个完全失序的世界里为欧洲创设一种新秩序。在国际联盟的护卫下，世界大会对欧洲大陆的土地进行强行的重新分配。”欧洲秩序在这之后，已经无法塑造整个世界框架并明确地缘角色。而随着历史的推进，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及其地缘政治变迁为中亚赋予了新的角色。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20世纪初指出的，欧亚大陆内部区域，因其身处内陆以及海上力量无法渗透，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但在他的眼里，中亚只有在附属于俄国（以及之后的苏联）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而在苏联走向瓦解之后，中亚又面临着新的抉择。它是成为所谓的土耳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还是继续留在俄罗斯的影响下，抑或是寻找美国这样的“域外”大国作为其平衡外交的支点，或者与中国、印度、伊朗等周边邻国形成新的睦邻合作关系，这些不同的选择，都将决定中亚的未来定位，而在中亚内部，各国之间也将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内部发展路径。
总之，作为世界空间秩序的一部分，中亚的这种内部结构将形塑其外部走向的持续性与整体性；而其本身，则会更多地受到欧洲之外区域与国家的重大影响。
内部结构
漫长的20世纪，不但是一个世界历史的真实舞台，而且是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地缘政治实践场域。它不仅塑造了当今的世界整体秩序，而且对各区域内部结构形成独特影响。意大利学者阿瑞基提示我们：“就像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霸权角色对于一个像尼德兰联邦那样大小的国家来说变得太大了一样，在20世纪早期，霸权角色对像英国那样大小和资源量的国家来说也变得太大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霸权角色都转交由另外的国家来承担——18世纪是英国，20世纪则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开始享受丰厚的‘保护费’，也就是独享（绝对或相对的）与地缘政治学上的岛国特征相联系的专属成本优势……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也要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占有足够的分量，以便能够根据它所认为的合适方向改变竞争国家间的权力平衡。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19世纪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所以在20世纪早期成为霸权国家就需要比18世纪多得多的领土和资源。”俄国在中亚的推进及苏联在这一区域的制度改革，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领土与资源的结构性变化。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过程，不仅是其帝国结构在中亚的延伸，还是其边疆观念在中亚这一新的历史与生态空间中发展与立足的过程。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中亚被纳入俄国的实践成为俄国边疆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对俄国来说，其自身独特的“边疆性”正是在其与东部蛮族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而且在其自我叙述中，俄国本身也成为整个欧洲的屏障。正如捷连季耶夫所指出的，从17世纪开始，“俄国在战胜了一个敌人之后，就得马上对付另一个敌人：打败金帐汗国之后，马上就要制服喀山，制服喀山之后，又得去制服巴什基尔人等等；战事不绝，好像这就是俄国今后的使命。各汗国一个接一个地窜向俄国边境，可以说是在敲打欧洲的大门，但严峻的守卫者毫不客气地撵走了这些不速之客。从这时起，欧洲听不到武装的民族‘大迁徙’的不祥的喧嚣声，也听不到我国边境村民的呻吟，只有一个俄国倾听这种呻吟声，并为他感到痛苦。希布察克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挨个儿在俄罗斯人民坚不可摧的威力前碰得头破血流。俄罗斯人民不仅使自己，而且同时也使欧洲摆脱了类似阿提拉和拔都那样的野蛮鞑靼军队入侵的恐怖……俄罗斯就是采用这种不断往前伸展的一条条防线，向东推进，劳而无功地去企求安宁。在她还没有遇见一个能尊重条约、开化到不靠劫掠为生，而且强大到足以禁止属下匪帮对我国边境进行强盗式侵袭的民族以前，她是得不到这种安宁的。由各个草原和各野蛮汗国所促成的，而我们不得已予以采纳的这个计划……只能决定构筑要塞来遏阻他们”。
叶卡捷琳娜二世
而随着俄国版图向东拓展，欧洲文明的屏障才越发深厚。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俄国进一步向中亚方向推进，“设置一系列类似当时帝国内部已建立的机构，把半野蛮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国家制度上，深入亚洲草原，开辟一条通向进步和文明的道路”。在这种思想认知之下，俄国本身向中亚的扩张同时是一种其内部“流动性”被渐次消除的过程，并在“文明开化”理念引导下被纳入整个帝国的内部治理当中。正如后来的苏联学者H.M.休金娜在总结俄国在中亚的地图绘制历史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对中央亚细亚的考察来说有代表性的是继承性和坚定的目的性。考察队有计划地开辟路线，以便把中央亚细亚地图上的空白点分成越来越小的地块。由于考察的这种坚定的目的性，中央亚细亚在很短期限内在地图上就不再是‘未踏勘地区’，而是具有了清楚的图形。”中亚地图的绘制，正是这种理念初步深化和实践的重要产物。
从历史进程上看，俄国逐渐征服哈萨克草原的过程是从镇压哈萨克诸汗政权开始，中玉兹、小玉兹和大玉兹分别在1822年、1824年和1848年被征服。“沙皇统治在哈萨克草原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审慎的过程。彼得堡政府并没有给予哈萨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们还仍然保持着‘外侨’（inorodtsy,allogénes）的身份。”在一开始，俄国的中亚政策更多地采取保留当地原有社会秩序的方式来实现间接治理，“沙皇在中亚的对内政策是，打算用维持住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秩序，而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尽量少加干涉的方法，来保证持续的统治”。但之后的棉花、剩余土地和市场需求，改变了俄国之前的中亚政策。以1822年颁布的《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为标志，俄国对中亚地区既有的政治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整，这一调整首先以哈萨克草原区域的中玉兹开始，俄国将其领地纳入鄂木斯克省的外围区，受西伯利亚总督的直接管辖。
随着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逐步吞并中亚地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从而确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格局。从周边生态与政治态势而言，这一治理格局尽管在组织方式上呈现多种形式，但其内在基础始终是中亚在气候、土地、水资源方面已形成的分布格局，其南—北结构始终未变。从总体上说，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便是在俄国控制这一区域之后，当时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这种状态，符合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相关的人口与群体分布态势。长期以来，在中亚的这种南—北结构中，位于费尔干纳的南部主体区域在经济、人口、历史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中亚社会内部的主体性意识逐渐高涨。作为苏俄国内战争的后果之一，苏维埃政府在当地渐渐掌握权力，并在之后苏联的整体政治实践和治理框架中形成新的“平等”话语，进而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转变了长期以来南—北结构中以南部为中心的历史图景，以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为中心的北部草原区域逐渐成为当代中亚新的南—北结构中的北部中心，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亚内部国家叙述历史与理解边界的方式。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这种在苏联政策中基于平等原则塑造的中亚国家“并行”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一种被“继承”的内容，并在随后各国的国家认同建设中成为某种基本共识。1993年8月，独立不久的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维系各国间现有边界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迫切想要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特征，以及其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在具体的解决方面进展缓慢。
有研究者指出，中亚各国的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与公民认同感相联系的民族性在中亚大的民族中都占优势，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为公民自我意识的基础，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也占优势。老的中亚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国家的核心）的居民，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费尔干纳谷地、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苏尔汉河州），他们正形成类似非命名的中亚土著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识，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他们是在中亚传统的领土-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因为这些领土的大部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从总体上讲，该国的公民认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亚国家体制强力影响下的产物，与该国邻国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边界冲突的潜在根源”。这种中亚国家在疆域及边疆结构方面呈现的复杂性，不仅在现实政治层面影响着中亚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也将在各自历史叙述的层面得以呈现。
复线历史
与当代中亚内部疆域结构的复杂化相对应的，则是各国在自身作为“历史连续体”的叙述方面呈现出的复线特征。“复线历史”在中亚各国的历史话语创制中成为一种基调，它既意味着基于俄国-苏联空间的统一的中亚历史叙述就此终结，也意味着在中亚各国的历史叙述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互相竞逐的局面。了解和认知这些国家的叙事风格及其历史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内部国家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自我定位与走向。
以当代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为例。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历史叙事服从于苏联历史的整体架构，以某种公式性的方式呈现。（1）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是16世纪末期以来哈萨克人民最著名、最有远见的统治者所一直追求的目标。（2）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防止了其他野蛮国家奴役哈萨克人，并使其与一个比一切亚洲邻国都“更为文明”的国家形成了密切关联。（3）哈萨克斯坦归并于俄国，制止了周边力量瓜分这一区域，并为其进入更进步的经济形态开辟了道路。（4）哈萨克人在他们全部历史中都从未有过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国家，只是一些联结得很松散的半国家组织。苏维埃政权使哈萨克得以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的国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了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建立和发展作为主权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战略”中，指出了历史因素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现有疆界是历史上后来定居的、控制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疆域的民族部落的领土。
此外，他还指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哈萨克人的礼物，而是其历史的家园。当局将采用一切手段来确保统一国家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这也是这一不稳定时期哈萨克斯坦关于其国家定位的重要声明。这种理念，体现在哈萨克斯坦自身的国史叙述中，表现为其彻底抛弃了苏联时代的框架，开始以自身作为欧亚历史运动的中心之一来定位：“塞人时代的文化表明，作为中亚一部分的欧亚大草原是独立于黄河文明和多瑙河文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单元。欧亚草原文明集各时代各地区文化特点于一身……在世界上，各个时期都有若干非常活跃的族源中心，其族人就像大锅里的开水沸腾后水花四溅一样向四处扩散迁徙，最终改变整个大陆的面貌……哈萨克斯坦始终是欧亚大陆上这些不规则迁徙运动的中心地带。”从认知角度而言，这种叙述在中国自身对于中亚的认识框架之外，形成了新的“历史连续体”叙述，值得关注。目前，在寻找“历史连续体”的目标之下，对国家感与历史性的塑造，已然成为中亚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内容。但在这一目标之下，必须进行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妥协，各国自身所试图追寻的帝国荣耀及其历史记忆，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划界现实始终存在着某种错位。实际上，中亚地区这些历史上的荣耀帝国与现实中的国家疆域无法形成一一衔接的关联，“独占的”与“切割的”国史叙述及其帝国想象无法在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彻底贯彻。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复线历史”基础上的“共享”与“交错”都将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势。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任重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一个构筑不同于苏联时期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由于中亚各国构筑其国家公民认同感的基础不同，各国推进民族国家的进程、力度与方式也各有差异；与之相应，其“历史连续体”的书写也各不相同。
最后，让我们回到大地与海洋的命题。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说过的：“中亚虽然是内陆，但我们有两片海洋，一片叫中国，一片叫俄罗斯，只要打通陆路运输，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海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中亚所具有的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之间的复杂关联，并思考以之为对象的大地与海洋。它们同样永恒，也同样久远。我们认知中亚的图景与视角，也正是在这种结构变动中得以推进与深化。
（本文摘自袁剑著《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