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的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基地与商务印书馆上海分社联合主办的“《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交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研讨会现场，于明志 图
《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吴晓明的最新著作，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社出版。本书以“社会-历史之现实”为核心概念，提出“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等主要论点。全书分为“哲学与辩证法”、“思想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现实”三个部分，阐述了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对于当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摆脱学徒状态、取得自我主张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的哲学遗产》
在研讨会上，商务印书馆上海分社社长贺圣遂、总编鲍静静、编辑万俊，《学术月刊》杂志社总编姜佑福，《探索与争鸣》编辑张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周兴、刘日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孙向晨、林晖、张双利、邹诗鹏、王金林、邓安庆、汪行福、吴猛、祁涛、张寅等来自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哲学、伦理学各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就《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中的概念、论点、学术价值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
研讨会伊始，商务印书馆上海分社社长贺圣遂介绍了本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他对本书的看法。他坦言，出版人的职责是发现值得推广的思想，而做一本书需要足够的时间沉淀。在他看来，吴晓明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的哲学问题，他说：“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中国的问题，让思想落实为行动的力量。”
孙向晨(左)和贺圣遂，于明志 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则强调黑格尔研究是复旦哲学的重要风格和传统。他说：“黑格尔研究是复旦哲学的宝贵财富和风格，复旦哲学学院很多老师都写过黑格尔，这本书是我们学术风格的引领性著作。”在他看来，对黑格尔哲学一直以来的关注，体现了复旦哲学的特点：相比于追求新潮热点，更关注哲学思想的内在生命力。这是黑格尔哲学被广泛研究和关注的内在逻辑。此外，孙向晨认为，《黑格尔的哲学研究》的出版还有一种象征意义：“黑格尔的研究不仅是吴老师的文集，更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想要关照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黑格尔是起点。”他坦言，黑格尔的思想切中了时代命题和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的要害，对黑格尔的研究是中国学术提出自我主张的最好参照。这部著作作为一个起点，期待有更多中国哲学界回应性的论证和讨论。
吴晓明，于明志 图
本书作者吴晓明首先介绍了研究“黑格尔的哲学遗产”这一题目的两个理由。第一，对马克思学说的阐释需要理论上的纵深，这意味着将马克思的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相联系。但是，用怎样的方法和步骤去理解、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就成为了问题。在吴晓明看来，当今流行的一种方法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康德式的解释”，而这种方法的意图是“在对马克思的解释中去除黑格尔哲学”。为了应对这种“流行的方法”，就需要追究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渊源。第二，中国学术想要获得一种自我主张，需要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导师。对此，吴晓明的解释是：“我们的学术目前是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这种学徒状态是必然必要的，也是成果丰硕的。但是学术的成熟意味着在特定转折点摆脱学徒状态，取得自我主张，成为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说。”黑格尔和马克思因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巨大关注，成为我们学术完成转折的最好导师。
随后，吴晓明提出了他集中阐述的“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据他介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现在学术中流行的知性反思，这种知性反思的特征是“抽象的普遍性”和“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吴晓明引用黑格尔的话：“哲学是对知性反思的持久战。”在他看来，目前“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变成了形式的学术，这种学术的性质是黑格尔认为的主观主义。唯物史观变成抽象原则，并被机械地运用于各种历史事物上去，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变成了形式方法。”从这个观点出发，吴晓明论述了为什么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的联系是必要的，以及为什么不能在马克思的研究中去除黑格尔哲学：因为这就意味着去除“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
最后，吴晓明指出本书留下的需要继续阐述和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在“绝对精神”瓦解之后，在失去了“绝对”的保障之后，哲学如何保持对事物自身的通达，如何保持对真理的追寻？对此，吴晓明认为，面对这个问题，“躲避在康德哲学中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将康德的哲学理解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哲学后盾，这种做法将是对康德哲学灾难性的贬低。”在他看来，对真理的诉求、对“社会-历史之现实”的通达，至少有两个可行的方向，分别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总之，我们的哲学应该有这样的要求：继承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保持对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哲学的批评，在没有绝对者的保障下实现对事物的通达、对真理的追寻。
对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一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周兴提出了自己感兴趣的三个关键词，分别为现实、辩证法和客观性。在他看来，吴晓明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黑格尔早就超越了知性面上的普遍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等等，而把“实体”理解为“活的实体”，这才是“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晓明引用伽达默尔的话，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等量齐观”。对此，孙周兴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可以猜度的是，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要摆脱线性时间观，进入非线性的三维、甚至四维时间的本有/存在理解中，以此区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方面有大可深究的地方。也正因为这样，从黑格尔经由马克思，恐怕还不能直接跳到海德格尔，而是必须经过尼采这个环节。”
对于吴晓明在书中谈到的辩证法问题，孙周兴则提出了两个疑问：一是如何在方法辩证法与哲学辩证法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或适当性；二是辩证法是否具有形式特征。“哪怕是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据他自己所说，也是为了达到对此在实存的‘形式结构’的分析。至少就这时候的海德格尔看来，放弃‘形式结构’或‘普遍意义’，恐怕有失哲学之职。所以我们得慎用‘形式’一词，这可能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我们要反对形式主义，而不是否定思想的普遍性和形式性要求。”
孙周兴抓住的第三个关键词“思想的客观性”则涉及当代思想的本质规定性和合法性问题。对此他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真理概念之扩大，在黑格尔与哲学阐释学之间有区别吗？思想的客观性这个表述好不好？”在他看来，思想的客观性问题，或者说当哲学失去了本体论或先验哲学的保障后，思想如何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对哲学学者来说，则意味着哲学的“宏大叙事”或者说“讲大话”还要不要进行，以及如何进行，这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是一个特别繁难的问题。
对于“社会-历史之现实”概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金林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个概念不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中直接搬出来的核心范畴，而是吴晓明在着力打造的概念，试图让这个概念能够容纳黑格尔、马克思甚至海德格尔的思想。但是，这个概念的“锻造”也存在讨论的空间，他说：“这个概念的建构比较多的依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现实’概念，但是黑格尔的‘现实’概念本身是成问题的。本质和实存的统一等等内容是在逻辑学中展开的，这些讲法在逻辑学层面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到了法哲学和现实世界，就会出现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出在贫困问题上。”据王金林介绍，黑格尔在讨论市民社会的时候，认为现代社会必然产生奢侈、精致和贫困，从这个意义上看，贫困是“现实的”。但是黑格尔在讨论国家的时候，又说一个坏的国家是一个“断的手”，尽管实存，却没有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贫困又不是“现实的”。王金林这样总结：“我想说的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现实不会自动给出，最终涉及到怎么解读实存的问题。逻辑层面讲的很清楚的概念，下降到现实世界，就会涉及到不同叙事。”
王金林还谈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著名的“行知分立悖论”，即创造历史的人不知道自己行动的意义，知道意义的人是哲学家。所谓“行者不知，知者不行。”就这一点上来说，王金林认为吴晓明在书中展现出的立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吴晓明更重视怎么抓住现实，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的分析，从而试图获得新的可能性。至于中国学术如何获得自我主张的问题，王金林则认为，我们必须要做“新的行规定者”。他说：“现在的规定者就是资本和技术。问题就在于，中华文明正在展开的实践活动在复兴的过程中能不能给出新的原则，足以抗衡资本和技术原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新认为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一个视域，即怎么把握今天的现实。在他看来，现代世界的主要成果是高扬人的独立性。人的独立性不断被追求，但是独立性的实现是另一回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要发展人的主观性和独立性，但是如何让人的独立性和国家吻合，从而能够真正实现，这个问题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这样说：“吴老师的著作将问题呈现出来，即现代社会人的独立性实现问题。这个实现不能以个人力量实现，他需要组织，这个组织是国家。”
对于现实概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张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实从来不是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研究的，而是需要我们在参与现实的自身发展同时对现实进行思考。”他用“清洗”这个概念理解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即“现实”概念的得出总是要清洗掉不合乎理性的部分，留下符合理性的部分，并以此作为“现实”。但是，谁来对“现实”进行“清洗”，或者说辨别呢？对于张寅来说，如果这个工作不是由群众来做，那么这样的思路就很难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安庆将本书的思路总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解析”。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哲学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如何回到真理性，克服主观性。”在他看来，要完成这个任务，关键在于激活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反思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历史进程的什么位置。本书运用的思想资源非常多，主要是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据邓安庆介绍，伽达默尔激活黑格尔的方式和本书有共同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批判主观主义和主观思维。他认为，应该采取一个“问答逻辑”，在对话的“交互主体性”中克服“主客体的解释关系的主观性”问题。
在邓安庆看来，本书可以加入更多对于主体性和主体自由的讨论。对此，他解释说：“个体的主观自由是现代性的出发点，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继承康德了。康德对个体自由的理解更多是继承英国和法国的传统，采取契约论的解释。黑格尔则认为社会国家不是有了自由的个人才有的，而是一直就有的。自由个体如何构成现代国家，这个问题不是由契约决定的，而是由传统、伦理和历史来决定的。这就和中国强调伦理社会有很强的共通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行福则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他说：“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是不是一定要放在马克思哲学中去谈？其他路径也都可以开启黑格尔思想更为丰富的内容。”他引用伯恩施坦在《黑格尔在华尔街》中的句子，认为“今天该黑格尔说话了。”据汪行福介绍，关于黑格尔的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从来就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黑格尔是过去式，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其二是说黑格尔在未来等着我们。黑格尔是在差异、矛盾和对立中实现统一，这种统一今天还没有实现。
汪行福认为，黑格尔不是学究式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对时代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反思。如果黑格尔看到今天的“国会山事件”，他会强调关心普遍利益的第三等级，也就是政府的行政中心；强调公共舆论让人民无法辨别真理；强调民主必须为大众提供公共参与途径，但是现代社会无法通过直接民主去实现。汪行福认为用黑格尔的理论看“国会山”事件会看到民主国家需要三个方面的支撑：第一是适度的财富分配体系，第二是民主社会的基本法制次序，第三是社会必须通过多元复杂的安排，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公共生活，让人的“政治的人”的价值得到实现。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双利认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她感叹：“关注黑格尔是因为中国人意识到现代社会这件事情是如此的艰难。重新思考市民社会为什么支撑不了现代的人类共在，是我们回到黑格尔的理论出发点。”在她看来，市民社会为什么支撑不了现代的“人类共在”，这个问题几乎被黑格尔提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高度。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的两个步骤是：第一，阅读、理解黑格尔的学说；第二，思考为什么经由马克思继承的黑格尔哲学被西方学术界排除在外。
据张双利解释，对于这个问题讲得最清楚的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支撑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环节是“理性+革命”，黑格尔之后对法国大革命进行的反思，支撑起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让这个环节中，“理性”变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革命”变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这样的双重批判下，西方的实践哲学为了重新兴起，就必然不会将关注点放在黑格尔之上。康德的理性原则不是论述其如何和共同体共融，而是要讲“理性+革命”的道路如何变成“理性+民主”的道路。黑格尔提出的问题则是，主观自由的原则如何被国家限制住，从而让国家和这种原则能够共在，从而客观和主观的实体性才能支撑起现代性下人与人的关系。张双利认为，黑格尔在后发国家（普鲁士），看到先发国家（英法）的病症，思考重新守住“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三段论”。这种思路被马克思继承，认为世界历史的后发环节可以在面对现代性的结构性缺陷时保留回旋和应对的余地。她认为：“中国本来就有双重革命的背景，有回旋余地去思考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缺陷。可以回到黑格尔，再回到马克思高度上谈论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强调了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的关系是复旦哲学学院的一个传统。他说：“复旦哲学各个方向的学者都在做比较深入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我们最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理论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学术效应，吴老师的著作是很好的见证。‘黑格尔划时代的历史观成为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这个判断是需要我们课题化的。”他讨论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什么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其二，青年马克思学习黑格尔的三个阶段。对于第一个问题，邹诗鹏认为关键在于看到其背后的德意志民族的关怀。对于第二个问题，邹诗鹏认为青年马克思经历了学习黑格尔的三个阶段，分别为抛弃康德传统，向黑格尔靠拢，学习自由主义法哲学；将黑格尔主义的法哲学指认为保守主义的延伸；以及从法学的国家学领域导向社会理论领域。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猛则为《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可能产生的误解做了理论澄清。他认为，本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实质地引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给出了当代语境的阐释。这可能带来一些误解。误解一：本书试图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实际上，本书引入辩证法的视野，但不一定是要恢复黑格尔的辩证法。误解二：本书是对康德哲学的反动。实际上，本书是反对当代思想界借助对康德思想阐发而表现出的一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不是对主体性和主体哲学本身的反动，也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割裂和肢解。误解三：对当代现实的简单化处理。实际上，本书以中国道路为前提，不是以简单化的现实出发，他不断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谈到的“现实主体/实在主体”，这个主体是具有历史性的现实主体，而不是作为原则和原理的主体。因此本书不可能回到以黑格尔主义为主体的对当代中国的理解，本书的指导原则其实是历史性原则。
吴猛还提到了阅读本书的三个体会：其一，不是简单地将辩证法“知性科学化”，而是以一种历史性的态度对待辩证法，旨在构建我们时代现实运动本身的辩证法；其二，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可以直接拿来理解现实本身的理论，而是要将其当代化，从当代现实运动本身，像马克思那样，深入时代内部，把握这个时代的现实运动的方法。其三，全面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不是把黑格尔看作马克思的思想上的早期版本，而是全面地、历史的理解这种关系。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祁涛则分析了本书的两个步骤，即回到黑格尔哲学的客观精神领域，再在这个领域谈论马克思哲学对于未来的可能性。在祁涛看来，重要的是在共识的前提下，找到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并以此重新思考近代唯物主义的意义和定位。近代唯物主义中，更加倾向于“实存”，而不是合理性，而在直观层面把握的世界意味着行动方向的无力。他提出的问题是，未来能否不做这样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理论迂回”，直接从马克思哲学出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解。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提出了“汉语哲学”的概念，他说：“汉语很难讲长句子，怎么用汉语讲哲学，即有容量，又能清楚，有节奏。不单单是修辞问题，还是哲学书写问题。如何推动概念的逻辑展开，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吴老师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意义，用汉语展现了哲学的风格。”孙向晨认为，我们现在讲的“PPE”专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在马克思那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即哲学的容纳力可能是不够的，“后哲学”需要考虑该如何借助其他学科继续思考。此外，在孙向晨看来，“实体的自由”需要“主观性”的中介，这一点在书中还需要更多的讨论。在应对中国问题的层面，孙向晨则提出“伦理社会”的概念，他说：“对当代世界的理解不能简单以西方为参照，要纳入更大面向。怎么在伦理社会中提出新的原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日明提出了自己的两个疑惑，其一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达到事物自身的宏大叙事的理想如何实现；其二是当下的年代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年代是不同的，究竟如何确定当今的社会历史现实。在他看来，“新技术和疫情出现之后，整个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以及人的经验世界，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眼下的社会现实还能不能采用传统的纯哲学的方式进行处理和区分？社会现实变得更复杂，想要切中它，方法和哲学样态需要有一些变化。不仅需要哲学，还需要实证科学。哲学很多时候是提供纲要性的东西，现在的社会现实不是哲学单独能够做完的。”
对于这一点，《学术月刊》杂志社总编姜佑福姜佑福有自己的心得。他感叹，学术刊物的主要因素是影响因子，但是影响因子的前提是良性的学术批评。他发问说：“哲学怎么和今天的经验科学进行对话，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能够有怎样的关联？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要处理社会生活的实际内容，也要处理其他学科的前沿进展。”对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姜佑福则认为：“吴老师展示出的不是黑格尔的知识，而本身是黑格尔化的。他的书是立足于马克思看黑格尔，根本还是在马克思。他的另一个立足点是当代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在他看来，本书对知性思维的批评不意味着否定知性思维的价值，因为知性思维不仅是现代知识样式背后的哲学支撑，同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