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西德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在2016年至2019年间，先后出版了三卷林肯传记，分别为《白手起家的人：林肯的政治生活，1809-1849》（A Self-Made Man: The Political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 1809–1849，Simon & Schuster, 2016）、《与他的天使搏斗：林肯的政治生活，1849-1856》（Wrestling With His Angel: The Political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1849-1856, Simon & Schuster, 2017）、《地球上的所有权力：林肯的政治生活，1856-1860》（All the Powers of Earth: The Political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 1856-1860, Simon & Schuster, 2017)。本文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马修·卡普（Matthew Carp）为前两卷所写的书评，原文发表于Nation杂志，经作者授权，由武汉大学魏崴同学翻译，杜华副教授校对。
林肯努力重塑（政治权力）中心——而不是向它屈服。
——马修·卡普
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的一生充满了大量的矛盾之处。他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默默无闻且陷入绝望的贫困之家，在逝世时却成为世界性的偶像。从巴西到土耳其的皇帝，都为他鸣响丧钟。到了后来，连夏威夷的日本裔糖业工人和加纳的反殖民活动人士，都将他视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精神领袖。终其一生，他都被教育上的缺失所困扰。人到中年，他已是州议会议员，却仍然用两个“R”来拼写“Very”这个词。但是直到今天，林肯仍时常被誉为我们历史上最具文学气息的总统，一个以简洁自然的语言书写美国精神的诗人。
林肯的人生充满了个人悲剧。他9岁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19岁时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妹妹，26岁时失去了未婚妻，人到中年时又失去了两个孩子。林肯有强烈的抑郁倾向。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一种只能称之为具有极度乐观精神的政治哲学，其内涵是对道德发展与物质进步之间的一致性深信不疑，并乐观地认为美国生活的“核心理念”是“人人平等”。他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尘土飞扬的乡村法庭和平庸无奇的地方政治。最终，他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革命，以及紧随其后的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血雨腥风的变革让400万美国人从私有财产转而为人。
从基本的戏剧性的角度来看，林肯的一生是很多传记作家梦寐以求的素材。全球图书馆馆藏在线目录WorldCat列出了近24000本关于林肯的书籍，这超过了有关于乔治·华盛顿和阿道夫·希特勒的著作的总和。但书写他的个人生命也存在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他的真实而吸引人的平凡性与他非比寻常的职业生涯之间建立平衡。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说，“一个人在拥有着非凡事业的同时，却要经历最平凡的生活”。在人生的头45年里，林肯留下了很多形象：印第安纳州家境贫寒的农场男孩、斯普林菲尔德的强硬派辉格党政客、伊利诺伊州巡回法庭上炽手可热的铁路律师。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角色与这场撕裂了联邦、并使林肯成为世界史上人类解放之象征的戏剧，没有太大的关联。
《白手起家的人：1809-1849》（A Self-Made Man：1809-1849）和《与他的天使搏斗：1849-1856》（Wrestling With His Angel：1849-1856）是西德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关于亚伯拉罕·林肯政治生涯四卷本研究的前两部，它们用一种老练的策略巧妙地解决了上述难题。他对林肯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纯粹的人物传记，更像是19世纪美国史的读者们所理解的“生活与时代”：对美国内战前政治的全面叙述，而在这之中我们的这位英雄林肯只是断断续续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来其他传记作家不断向内挖掘，或探究伊利诺伊州中部的社会世界，或寻觅林肯复杂的内心世界，布卢门撒尔则不断地向外跳跃，提供了州和国家层面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详尽画面：1832年的否定联邦立法危机（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of 1832）；1845年兼并德克萨斯；1850年妥协。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主要竞争对手、民主党领袖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有时（在布卢门撒尔笔下）几乎被给予了同等的重视；林肯的一众对手或盟友，从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到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都得到了额外的关注。
这一深刻的语境对于布卢门撒尔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所著传记的指导性观点是：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林肯和作为微不足道的政客的林肯，是同一个人。实际上，林肯研究中存在一种神话，即在正直的亚伯（林肯的爱称）与肮脏的日常政治之间划清界限，但是布卢门撒尔对此毫无耐心。他在书中写道：“林肯从不相信政治会使他堕落。他一直相信政治是实现他的原则的唯一途径。”布卢门撒尔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林肯，我们就必须了解美国内战前那个充斥着政治冲突的世界：混乱、敌对、失业、腐败，但这仍然是一个为美国未来进行重大斗争的舞台。布卢门撒尔解释说：“如果没有政治家林肯，伟大的解放者林肯就永远不会存在。”
当然，从某种角度看，这可以被视为布卢门撒尔对19世纪的美国自我吹捧式的解读：美国内战前的政客很少能与作者作为内部人士的资历相媲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卢门撒尔的职业生涯典型特征是接近权力中心，比如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大人物。作为《纽约客》的记者、白宫的顾问，以及克林顿基金会新近高薪聘请的雇员（虽然任务不明确），布卢门撒尔一直是比尔和希拉里身边最好斗、最健谈的忠诚支持者——他半是侍臣，半是统帅。他常常会在白宫庭院里说上几句恭维话，或者抛出一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依靠他作为克林顿阵营坚定的、但或许不是过于谨慎的捍卫者的形象，站稳了脚跟。
布卢门撒尔对政治斗争津津乐道，并时常用一些尖刻的俏皮话来描述它们。他对所谓的弱小的政治斗争参与者进行了简单的刻画，并将他们大致分为四种：纽约的激进分子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是美国著名政治家、废奴主义者，三次竞选总统都以失败告终）被斥为“妄想的……家境殷实的废奴主义者”；米勒德·菲尔莫（Millard Fillmore，是美国第十三任总统，对奴隶制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出奇地乏味”，给人的印象宛若“一个无能之辈”，他的“虚荣心超过了平庸的资质”；而肥胖且缺乏想象力的民主党人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曾任美国战争部长、美国驻法国大使、美国参议员和美国国务卿等职务，他持反对奴隶制的立场，184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遗憾落败），则被描述为“有惰性、反应迟钝”。
但布卢门撒尔的分析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将政治视为一场关于公众意见的无情战争。例如，1844年，国会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冲到国务院，指控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滥用人口普查数据，以便在他的官方文书中加入支持奴隶制的言论。布卢门撒尔尖刻地评论道：“亚当斯对卡尔霍恩的无情羞辱，在一群主要由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观众面前暴露了自己在智识和政治上的卑劣，他自己虽然感动欣慰……但却没有引起公众的共鸣。”对布卢门撒尔来说，这种道德和智力上的表现，对大众完全没有影响，甚至不算是政治行为。
因此，布卢门撒尔之所以赞扬林肯的演讲术，并不是因为其具有纯粹的哲学力量，而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政治效果。与约翰·昆西·亚当斯不同，布卢门撒尔笔下的林肯“始终是善于谋划和具有战略思想的。他深思熟虑、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他说出口的每一字句都是为了产生政治影响”。
为了描述林肯对大众修辞（popular rhetoric）的精通，布卢门撒尔在书中对林肯的演讲和写作进行了大量生动的解读，其中很多都颇具洞察力和深刻性。在几乎所有的解读中，布卢门撒尔都将语境置于文本之前。例如，在著名的1838年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演讲中，年轻的林肯担心一个“卓越的天才”是否可能会颠覆美国的民主。布卢门撒尔将其解读为一种讽刺性的警告，矛头直指身高五英尺（约1.83米）的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他可能成为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的拿破仑。林肯在15年后发表了第一次重要的反奴隶制演讲，演讲地点同样是斯普林菲尔德。布卢门撒尔指出，这次演讲不仅是一个关于人类平等的伦理论证，或一个关于限制奴隶制的宪法案例，他还是一个根本上的“战略性”努力，目的是将持反对奴隶制观点的各个不同派别“糅合”成一个协调一致、切实可行的反对派。
布卢门撒尔的方法有其优势，也存在缺点。他对语境的关注有时掩盖了政治斗争中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竞争：我们对战术和布局了解得很多，但对不同的战斗人员试图构建的世界却了解得较少。此外，他还创造了一种叙事模式，即间歇性地快速穿越19世纪中期的美国历史情景。此外，在布卢门撒尔前两卷书的每个章节中，都有一章偏离主题；每一章都有一个段落偏离主题；每一段都插有偏离主题的圆括号。这其中有一些偏题是值得的，比如布卢门撒尔用玛丽·托德（Marry Tood）遗产的法律纠纷来叙述内战前肯塔基州反奴隶制政治的惨烈消亡。而其他的一些偏题，包括对伊利诺斯州摩门教政治活动耸人听闻的报道，大部分源于过时的二手资料，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布卢门撒尔那没完没了的括号里塞满了政治系谱中古怪的零星片段，最终耗尽了读者的耐心。
有时，叙事的堆积让读者感觉不像是在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大师级作品中汲取养分，而像是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角落里被一个兴致勃勃、狂躁不安、说话漫无边际的党魁按住，在他大口喝着威士忌的间隙，他可能会用一个关于肯塔基州的废奴主义者如何用刀鞘挡住手枪子弹，然后割下袭击者的耳朵的故事来取悦他的听众。但他同样有可能第三次向你讲述一个幕后操作的惊人之举，它使得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在1848年取代艾伯特·劳伦斯（Abbott Lawrence）成为辉格党候选人。
更大的问题是，一部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无论篇幅有多广，都难以涵盖布卢门撒尔真正想要探究的领域：美国政党制度的崩溃和大规模的反奴隶制政治组织的出现。问题是林肯并没有造就共和党；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共和党造就了林肯。在某种程度上，布卢门撒尔对林肯1854年前政治生涯的详细叙述，将这一观点阐释得无比清晰。
从23岁作为伊利诺伊州议会候选人进入政坛的那一刻起，林肯就致力于反对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党。在政治生涯的早期，林肯的风格非常古怪。朋友们回忆说，他是一个 “看起来很笨拙、很粗糙的家伙”，他的裤子比鞋子高出六英寸。这种风格比他具体的政见让人印象更加深刻。但林肯的政治总是充满了党派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他首先是亨利·克莱的助手，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是一个忠诚又热心的辉格党人。作为19世纪30年代州立法机关的领袖，以及19世纪40年代伊利诺伊州辉格党的党魁，林肯把他年轻时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辉格党的经济计划：捍卫银行、关税、铁路和运河，并反对杰克逊颠覆它们的企图。
可以肯定的是，林肯默默地培养了更激进的信念。“我一直憎恨奴隶制”，他在1858年对芝加哥的一群听众说，“我和任何一个废奴主义者一样想得很多”。布卢门撒尔很重视这种个人信仰，他追溯了反奴隶制思想对林肯一家迁出肯塔基州的影响，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林肯青少年时期在印第安纳州当契约农场工人的经历助长了他对这一特殊制度的“无法抑制的仇恨”。
然而，在林肯人生的前45年里，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差距很难再大了。林肯对奴隶制的仇恨也许没有被扼杀，但在辉格党原则的重重笼罩下，它肯定被压抑了。尽管年轻的林肯找到了一些零星的机会来凸显自己反奴隶制的倾向，但他更多地参加全国性的政治活动，而这些活动必然涉及对废奴主义者的攻击，有时，他会像在1840年的总统竞选中表现得一样，指责他的对手支持“黑人选举权”或采取类似的恐吓措施。
辉格党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这意味着南部的奴隶主构成了辉格党选民的关键群体和辉格党领导层的一个重要派别。林肯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家”辉格党英雄亨利·克莱（Henry Clay）就是一个奴隶主。克莱以伟大的妥协者而闻名，他制定了地区性的讨价还价协议，使联邦一次又一次地免于解体。克莱处理问题的原则是将奴隶制问题排除在全国性政治之外。但是，有这样一个群体，克莱从未与之达成过妥协，这就是废奴主义团体。他在1850年宣称，废奴主义者用“疯狂、鲁莽、可恶的理论冲击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
也许林肯的辉格党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842年，当时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的审计员詹姆斯·希尔兹（Hames Shields）向林肯提出决斗。林肯选择了阔剑作为武器，并选择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泰勒·布雷德索（Albert Taylor Bledsoe）作为他的助手。布雷德索后来搬到了密西西比，成为了一名主要的拥奴宣传家。决斗最终被取消了，但在此之前，林肯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和这位后来的南部邦联战争部长助理一起练习剑术。让林肯和布莱德索走到一起的伟大目标——也是最初引发挑战的问题——是辉格党人共同的信念，即伊利诺伊州银行发行的纸币应该可以用来缴纳州税。尽管在1820年到1850年之间，美国被奴役的人口翻了一番，但这些金融方面的争论，而非人作为财产这一根本问题，占据了林肯的辉格党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
布卢门撒尔在叙事时，似乎厌倦了林肯这位主人公在政治上的胆怯，因而不时将时间快进到未来。《白手起家的人：1809-1849》的故事在1849年结束，但是其中却大量引用了林肯在后来的更伟大时期的言论，即19世纪50年代林肯作为共和党人或19世纪60年代林肯与联邦军队共同对抗奴隶制的时期的言论，而不是19世纪40年代林肯作为辉格党人的言论。作为辉格党人，林肯的反奴隶制情绪并不能决定其政治活动，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装饰政治活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激进的变革。
这场政治革命就是布卢门撒尔第二卷书的主题。布卢门撒尔模仿林肯最喜欢的作家莎士比亚，在每卷书的前面都安排了大量的戏剧人物。但是他这部冗长的著作，叙事效果不如《麦克白》或《哈姆雷特》，反倒更像是美国内战版本的《权力的游戏》。贯穿行文的，是杰克逊家族和克莱家族的不同派系在首都争夺权力，即使一场更绝望、更本源性的斗争——关于奴隶制和自由在北美大陆的未来——已经开始成形。
布卢门撒尔以这种方式介绍了他的第二卷书：“令人震惊的死亡，致命的妥协，毁灭性的失败，腐败的交易，无耻的背叛，鲁莽的野心，这些内战的先兆都融入政治骚乱的喧嚣之中。统们起起落落……在西部平原上，一片原始的战场被清除，民主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被践踏，暴徒和朝圣者武装起来准备为奴隶制战斗至死。”你几乎可以听到巨龙之翼的拍打声。
客观地说，当被要求描述奴役与自由之间的战争时，林肯自己也倾向于使用这种原始的语言（primary language）。“妥协的日子已经逝去，”他对法律伙伴威廉·赫恩登（William Herndon）如是说，“这两种伟大的思想是通过最巧妙的手段才得以分离的。它们像两个野兽，彼此可以看见，却被锁链分开锁住。总有一天，这两个致命对手中的一个会打破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变革解开了这两个野兽间的枷锁，并开启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粉碎了政党制度，引发了内战，并最终摧毁了奴隶制本身。然而，正如布卢门撒尔所解释的那样，引发这场革命的事件发端于政治家的野心，而非激进派的煽动。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希望团结并控制分裂的民主党，这促使他在1854年推动了一项建立内布拉斯加领土的法案。在华盛顿特区拥奴隶派领袖的鼓动下，道格拉斯同意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来废除密苏里妥协案，从根本上取消所有对奴隶制向西扩张的法律限制。他知道该法案会引发一场“地狱般的风暴”，但是出乎道格拉斯预料的是，这场风暴比预想的还要猛烈——它摧毁了北方的辉格党，并激起了像林肯一样谨慎的人加入新的共和党。
当然，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为什么反对奴隶制的人要充分利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暴行呢？正如布卢门撒尔所承认的那样，这部分叙事并不是集中在像林肯这样忠诚的政党支持者身上，而是聚焦于更大胆、更有实验精神的反奴隶制政治家，比如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Salmon Chase）和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当林肯在辉格党的大旗下艰难前行时，这些第三党派的激进分子发展出宪政理论和政治策略，为反奴隶制力量提供了武器装备，帮助他们1854年发起共和党，并控制主流政治。
自19世纪40年代初以来，作为小型废奴政党自由党（liberty Party）的一员，蔡斯一直在努力围绕奴隶制这一基本性的问题，来重新调整美国政治的方向。蔡斯和他的盟友们认为，大多数北方人都反对奴隶制在西部的扩张，可以在这个坚定而沉默的大多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反奴隶主政党。他们相信，承诺绝对不扩大奴隶制，可以帮助一个反奴隶制政党在投票中获胜，推翻华盛顿的所谓的奴隶主权势（Salve Power），并为反对南部奴隶制的政治斗争做好准备。
虽然布卢门撒尔论及了这些废奴运动的政治策略，但不幸的是，他对更大层面上的美国反奴隶制斗争的看法是狭隘的。他描述了1850年《联邦逃奴法》出台之后，困扰北方的一些最具戏剧性的逃亡奴隶争议问题。但他并没有把逃亡者本身，或帮助他们的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视为重要的政治角色。布卢门撒尔嘲笑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 Douglass）这样的激进分子的“绝对主义和宗派主义”，沉溺于沉着老练的政治局内人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之间关系的天真看法。他也忽视了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强调废奴主义者广泛的民主承诺，以及在内战前时期，他们在动员和维持内战前反奴隶制观点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布卢门撒尔将林肯朴实的现实主义与“废奴主义者高调的道德说教”进行了毫无意义的对比。事实上，他恰恰忽略了19世纪50年代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政治激进分子和激进社会活动者之间具有罕见而深刻的一致：这也正是查尔斯·萨姆纳所谓的更大的“反奴隶制事业”的意涵，其涵盖的范围从林肯一直延续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这是一部有关政治家的政治史。然而，对于政客们自身来说，布卢门撒尔也做到了述说得当。尽管林肯并没有发起大规模的废奴运动，但当大规模的废奴运动在1854年兴起之时，他很快就成为该运动不可或缺的领导者之一：“一开始他避开了他们，”布卢门撒尔写道，“但后来他又开始领导他们。”林肯的历史任务是掌握由蔡斯等人构筑起来的宪法大厦，增强其所需的民主力量，并打造他们所设想的新的多数派。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他动用了自己在内战前的政治生涯中积累的所有修辞和战略资源。林肯有选择地、但有效地在历史中漫游，以证明“我们的革命先辈”确实为结束奴隶制而战。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为哲学原则披上外衣：“我要说的是，没有一个人足够良善，以至于他能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统治他人。”最重要的是，他将反对奴隶主阶层的斗争与更广泛的大众民主事业联系起来。奴隶制的扩展，正如林肯所写，“使最初的少数人剥夺了后来的许多人自由行使自治权的权利”。
在美国内战前的局势中，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政治计划。共和党人试图借此来遏制奴隶制，并最终实现对它的孤立甚至终结。一如林肯在1858年所说的那样，将奴隶制置于“最终灭亡”的道路上。内战前的几十年里，这种废奴的承诺只存在于美国最左翼的政治派别中（就在1852年，拥有类似废奴纲领的自由土地党也只吸引了4.9%的全国选票）。然而，正如布卢门撒尔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新的共和党，“曾经处于边缘和外围的议题可能被带入到一个新的政治中心”。
鉴于布卢门撒尔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一点值得强调。19世纪50年代，中间派的立场是直截了当地的：丝毫不变地恢复密苏里妥协，不增加任何关于推翻奴隶主权势（slave power）或阻止奴隶制扩张的空话。对于内战前的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或马克·佩恩（Mark Penn）来说，这条路是显而易见的，通向选举胜利的道路也是清晰的。但是林肯努力重塑政治中心——即使在它不可动摇的重压下也不妥协。在奴隶制未来这个的问题上，林肯成为了伟大的不妥协者。
“林肯，”布卢门撒尔写道，“总是想赢。”然而，正如这套著作所显示的那样，1854年之后，他并不想仅仅通过当选总统来获胜。他希望通过改变世界——确认他所谓的“奴隶制本身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正”，驱逐统治美国的奴隶主贵族——来取得胜利。
乏味的党派政治艺术帮助林肯领导了共和党，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共和党如此专注于奴隶制，又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反对妥协。对于共和党人林肯来说，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接受反对者的观念 ，或在废除或保留奴隶制之间发展“第三条道路”来获得权力；而是意味着基于一种可能的共享观念来凝聚一个民主的多数派。这需要变革，而不是左右逢源。最终，它引发了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