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的希望与悲剧

魏玛德国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时至今日，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和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的油画仍炙手可热，悬挂于悉尼、洛杉矶和圣彼得堡等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之中。 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定期在世界各地以很多不同语言重新上演。托马斯·曼伟大的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自 1924 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重印，即便称不上家喻户晓，至少在无数学院与大学的文学和哲学课中广为阅读讨论。

朔肯（Schocken） 百货连锁大楼

当代的厨房设计依然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尚和包豪斯学派（Bauhaus）的创作中获得灵感。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也许抛弃了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奉作圭臬的功能主义，但是，面对埃里克·门德尔松设计的哥伦布大楼（Columbus House）、朔肯（Schocken） 百货连锁大楼（如今仅存一座）——这些建筑既线条简洁，又动感十足——或者异想天开的爱因斯坦塔，谁又能拒绝它们的美感呢？汉娜·赫希也许没有其他人那么声名远播，但今天的参观者见到她的作品都会为其吸引，因为她创造性地融合了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并将非洲或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风格的面具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日用品并列陈设。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深刻，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文章层次分明，二者都力图阐释先进技术和大众社会的意义，他们的思想如今仍能对现代社会的状况提供丰富的真知灼见。又有哪个影迷没有看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大都会》（Metropolis）或者《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 Symphony of the City）呢？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海报

魏玛德国还以别的方式向我们倾诉着，其中，也许最频仍的是警示。这是一个受经济危机和恶劣政治冲突重创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长长的阴影投射在了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凡尔赛和约》使德国背负了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对此观点，无论今天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做了多么大的修正，但彼时的德国人坚信，他们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不公正对待。很多人立刻就指责协约国，还根据有人背后捅刀的传闻，指责国内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嗣后所有灾难——国内动乱、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银行破产，以及其他任何可以想见的痛苦——的罪魁祸首。魏玛德国挥之不去的恐惧是， 如果社会无法就如何前进达成共识，任何微小的分歧都会引发关乎生存的政治斗争，如果暗杀和街头暴乱肆虐，少数族群动辄成为反民主势力的替罪羊，这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态？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1933年1月30 日，纳粹上台执政。

1919年，法国凡尔赛，三名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会议室审阅《凡尔赛和约》文件。

然而，尽管深陷冲突和灾难之中，魏玛时代也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在战争和革命中，旧的帝国秩序被摧毁，由此解放了人们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德国人一度创造了高度自由的政治体制，建立了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众多普通民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至少在共和国最初几年，每个工作日减到了更为人性化的 8 小时；失业保险似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能够在商业周期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时，保护工人的利益。新的公共住房为那些较为富裕的工人和白领职员提供了机会，帮助他们搬出老旧的公寓，搬入干净的现代公寓，里面有室内管道、煤气灶具，并提供电力。女性赢得了选举权，德国传媒业所处的环境自由而活跃。为了开创繁荣和谐的未来社会，人们无所不谈，从裸体主义到共产主义。性学专家和受民众欢迎的社会活动家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充分享受满意的性生活。和电影一样，洋洋大观的消费品世界使人们想象着一种更为富裕的别样生活，即使为此人们必须第二天早晨7点就回到工作台、办公室或者销售柜台。从战争和革命中产生了乌托邦思想。无疑，世界有可能被彻底改变，无论——这取决于发言者是谁——是通过现代建筑、摄影、公共住房，还是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事实证明，这样的自信和信念具有启发性，催生了大量艺术创作和哲学思想。

取得这些成就的，不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和余波中，英国女性赢得了选举权；现代派艺术家则蜂拥来到巴黎；荷兰的建筑师成为新建筑形式的先锋人物；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彼得格勒的民众与政党纷纷推翻了没落的帝国统治，憧憬着光明的政治前途。德国人在一旁观察着这些新进展（无论好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但是，那段岁月中的德国经验有着某种格外紧张和浓烈之感。与西边的邻国不同，德国输掉了战争，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影响是深刻的。 几乎所有议题、所有辩论都笼罩在谁该为战争负责、战后赔款等问题的阴影之下。不能赢得胜利，也就不能对男人和女人们在四年中忍受的痛苦做出补偿。经历旷日持久的战争煎熬后未能获胜，没能带来财富，也没有欢欣鼓舞的感觉。与更东边的俄国不同，德国未曾经历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消灭传统精英的权力和声望。德国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尽管的确通过革命实现了国家的民主化，但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很多旧的社会秩序。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缺乏共识、纷争不断。诸如德国人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与邻国共存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引发了连绵不断的争吵。

毁灭性的全面战争和创造性的革命——这些很多欧洲人都经历过，但在德国却有着非常独特的色彩——成为推动魏玛共和国的主角们工作和思考的力量，无论是视觉艺术家、建筑师、左翼政治改革家和革命家，还是保守右翼阵营中善于思考、主张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们也为某种更为深刻持久的东西所激励，即意识到他们正生活在现代性的阵痛之中。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仍然拥有非常重要的农业经济、很多小商店、技术娴熟的手工业者，以及稳居于部队军官团、国家官僚机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各阶层的旧式精英阶层。但是，这个常被理想化的旧世界——包括贵族拥有田庄，农民实施耕种；德意志诸邦，以及由各邦君王和帝国皇帝主宰下的政治统一的德意志；严格的阶级差异——已开始受到挑战，不再风平浪静了。社会的重心已转向喧嚣精彩的城市，转向能够敲打出先进工业经济产品的工厂和矿场， 转向“大众社会”的紧张和刺激。在这个世界里，大多数人为工钱或薪水而工作；人们阅读报纸，在百货商场购物，收听电台转播的职业拳击赛，每周至少看一次电影，从而养活了商业经济和文化中的偶像们；政治生活包括动员民众参与投票，前往市政厅或者附近的工厂游行示威，有时则拿起武器投身革命和起义。

所有这些魏玛时代的主角，无论他们的政治和文化倾向如何，都纠缠于紧张的现代性世界之中，无处可逃。为了逃避，有人隐居黑森林（Black Forest），有人在慕尼黑（Munich）或阿尔卑斯山的村庄里过着半隐的生活，还有人声称反对一切现代性的表征，而代表“传统的德意志价值观”。即便如此，他们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为了组织大批追随者前往投票站或市场，也不得不借助报纸和广播的力量。另一些人则积极拥抱现代性，他们宣扬大众政治和工业社会，或是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抽象艺术、不协和的音乐、用工业材料建成的线条简洁的建筑。他们认为这些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紧张、冲突和激越。魏玛文化和魏玛政治催生了如此众多的创新，恰恰是因为艺术家、作家和政治组织者力图阐明现代性的意义，将其推向新的方向，其中有些通向解放和快乐，有些则是骇人听闻的威权主义、谋杀和种族主义。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涉及 1918—1933年魏玛时期的所有主要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我参考了大量当时的文字和视听资料，还查阅了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大量研究著述。作为文化中心和政治首都，柏林自然获得了格外的关注，但我同时还讨论了乡村社会以及德国其他市镇和城市的发展。我努力从那个冲突、刺耳、活泼和艰难的时代中，重新抓住那些刺激和革新的元素。同时，我也非常重视魏玛社会遭受的严重制约，无论这些制约是来自协约国、疲弱的国际经济、德国自身威权主义传统的重压，还是新兴的、更加危险的、倾向暴力的激进右翼的出现。当然，我最终要面对的是什么出了问题、何以导致了灾难性结局等问题，并说明魏玛共和国并非自行崩溃，而是被当权的右翼和新兴极右翼势力合力推下了悬崖。当权的右翼势力，由商人、贵族、政府官员和军官组成，他们实力强大，处境优渥，从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对其采取敌视态度。共产党人也试图埋葬共和国，但威胁最大的一直是右翼势力。

然而，魏玛共和国十四年的历史，不应该因为之后第三帝国十二年的历史而过于蒙羞。没有任何历史事件是事先注定要发生的，纳粹的胜利无疑也是如此。魏玛时期的冲突和局限当然助长了纳粹运动，但如果将魏玛只看作第三帝国的序幕，那就是一派胡言。魏玛德国是一个精彩而激动人心的时代，这一时期诞生的很多艺术作品、哲学思想和政治想象提供了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光明前景。这些远见卓识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

本文节选自《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美]埃里克·韦茨（Eric Weitz）著，姚峰译，聂品格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