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多年，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札记、书信和报告，向欧洲人展现出一幅幅中国历史的宏伟画卷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传教士热心于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欧洲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教士的孔子印象
早期来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有《大中国志》，于1642年出版。这部著作一经出版，便被译成多国文字，受到欧洲东方学者的欢迎。曾德昭在中国待了22年，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他的《大中国志》比利玛窦的著作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人文地理状况。
《大中国志》中说到孔子在中国具有很高的地位，“孔夫子这位伟人受到中国人极大的崇敬，他撰写的书，及他身后留下的格言教导，也极受重视，以致人们不仅把他当作圣人，同时也把他当作先师和博士，他的话被视为是神谕圣言，而且在全国所有城镇修建了纪念他的庙宇，定期在那里举行隆重仪式以表示对他的尊崇”。他还说到儒家的“四书”“五经”，“有关的注释需要他们努力学习，背下来，竭力了解困难之处，使他们获得各种辨识力，这样去节制他们的行为，制定治国之方。这都是根据从其中找到的格言警句进行的”。
《万世师表》图，清代拓本，牌位上孔子居中而坐，颜渊、子思、曾子、孟子四弟子分坐左右，两侧分刻十二先贤像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长期在中国生活和传教，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民众情感以及生活习俗有深入的了解，其所著《中华帝国纵览》于1676年一经出版，就在欧洲各国广泛传播。后来陆续被译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在英国出版的摘译本尤其受欢迎。
闵明我建议欧洲各国政府仿效中国政府，减轻田赋，造福农民，甚至认为可以把中国称作伊甸园。他介绍了孔子的学说，引用了100多句孔子和其他典籍的格言。闵明我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把中国作为西班牙的一个榜样，以中国政治上的“清明”促进西班牙的政治革新，以中国繁荣富强的景象来唤起西班牙民族重振往日辉煌的激情，并最终使西班牙摆脱当时内忧外患的困境。闵明我对中国农业和农民政策的介绍对法国的重农学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到启蒙运动时期，《中华帝国纵览》尤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莱布尼茨、洛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傅尔蒙等人提到过这本书，认为它对于了解中国大有裨益。
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的《中国新史》，是一部全面概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著作。安文思是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为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的后裔。他于1640年来中国传教，直到1677年病逝于北京。他撰写《中国新史》时，在中国已生活了20多年。
《中国新史》原书名《中国十二绝》，意即中国的12条优点，记述了中国的名称、地理位置、历史、语言、物质生活、矿产、航运、船舶、政治制度、国家结构等，特别对中国社会的礼仪风俗、城镇特点、官僚贵族体制和皇城建筑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呈现出一幅全景式的中国图画。其中也谈到孔子，有一章的题目就是“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
安文思以推崇的口气提到孔子，他说，中国人用极崇高的名字去称呼这位哲人，“当他们说圣人时是表示尊崇，意指孔夫子，指大智大勇的人。这个国家对那位哲人极为尊敬，尽管他们不把他当作神祇崇拜，但为他举行的典礼的规模之大却超过祭拜偶像或浮屠的仪式”。安文思说孔子“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天赋种种美德”。安文思对中国人也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人是比其他人更精明和聪慧的。他还介绍了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认为这些经典著作犹如他们的《圣经》，并说他们传教士都极勤勉地学习这些典籍。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Le Comte）的《中国近事报道》是17世纪末比较全面概述当时中国国情的著作。该书是李明在华期间写给国内要人的通信汇编，共有14封信。李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报道。其中论述了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书籍和道德，包括中国人思想的特点、政府和政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等。李明认为，孔子是中国人教义最纯洁的源泉，他是中国人的哲学家、立法者、圣贤，尽管孔子不是国王，但他却统治着中国极大的一部分，而且到他死的时候，通过他所提倡的箴言和他所展示的公正例子，他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事务上享有更大权威。李明在书中撰写了孔子的小传，还辑录了孔子的一部分箴言。
他指出：“孔子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光辉所在……这正是他们理论最清纯的源泉，他们的哲学，他们的立法者，他们的权威人物。”李明介绍了“五经”中每部经典的主要内容，然后指出：“这5本书是非常古老的，所有其他在王朝有一定威望的书不过是这5本书的抄本或评注本。在不计其数的曾为这著名的原著付出劳动的作者中，没有任何人比孔子更杰出。人们尤其看重他所收集成’四书’的有关古代法律的书，并视其为完美政治的准则。”
《中国近事报道》1696年于巴黎出版。该书出版获得巨大成功，短短4年间法文重版5次，并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译本。
《中国近事报道》中的康熙画像，画框饰以龙纹，1696年法国巴黎版
儒家典籍的西译
书面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明清之际中华文化西传的高潮，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古典经籍在欧洲的流传和研究。
在来华的传教士中，罗明坚最早将中国典籍翻译成拉丁文年，罗明坚把中国儿童蒙学读本《三字经》译成拉丁文，后给耶稣会总会长寄去，在寄送时，他还写道：“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顺。”该书稿此后并未出版。1592年，又一本中国儿童蒙学读本《明心宝鉴》由当时在菲律宾传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e）译成西班牙文，在菲律宾出版。
高母羡认为相当多的传教士并不了解中国文化特征，所以看不到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有近似的地方。他翻译《明心宝鉴》就是为了使欧洲人了解中国，从而确立和平传教的信心。菲律宾大主教萨拉萨尔（Salazar）非常赞赏高母羡的做法，并认为《明心宝鉴》西班牙文本的出版对于东方的传教事业有深远的影响。《明心宝鉴》后来由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神甫带回西班牙，并于1595年呈献给菲利普二世。
以中文、西班牙文对照方式呈现的《明心宝鉴》，西班牙国立图书馆藏
尽管高母羡先于罗明坚翻译出版中国典籍，但罗明坚却要早于高母羡在欧洲出版中国典籍。罗明坚是与利玛窦一起来中国的，罗明坚比利玛窦年长9岁，来中国时已经40多岁了，之前曾获法学博士学位。罗明坚是儒学西传的先驱，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翻译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588年，罗明坚奉命自澳门回罗马向教宗汇报期间，随后，其在罗马将“四书”中的《大学》一书的部分内容翻译为拉丁文，由另一名耶稣会士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编入1593年在罗马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历史、科学、救世研究丛书选编》。该译文稿本今存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自罗明坚幵始，耶稣会士幵始重视对“四书”的翻译工作。
最初，耶稣会传教士翻译“四书”是为了教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1594年，利玛窦经过数年的努力，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略加注释，随后将稿本抄本寄回意大利，可惜此稿未及印行。根据利玛窦自述，他翻译“四书”是为了给日后的传教士所用，因为在他看来，传教士来华若不精通儒家经典，绝不会有什么收获。同时，他也希望“四书”能受到欧洲人的重视。他的这个译本成为来华传教士必须研习的读本，也成为后来传教士翻译的蓝本。艾儒略（Gulius Aleni）在所著利玛窦传记中记载利玛窦译书一事说：“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其能识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
继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之后，1626年，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书名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是中国经籍最早刊印的西文本，也是来华传教士的读本。
“四书”的全译本出自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el）之手。卫方济以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文为基础，以拉丁文译《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孝经》和《小学》。其特点是逐字翻译，即书名亦不例外，如《大学》译为《成年人之学问》，《中庸》译为《不变之中道》，注释也较为详细。卫方济的译文于1711年以《中国六经》为题由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印行。
此后，卫方济的这部书又被译为法文，法译本之首有文论中国政治哲学及伦理哲学的起源、性质和意义。卫方济在序文中说道：“今我以六经的拉丁文本贡献于左右，非独使你们熟悉中国人的著作，而且你们可以把他们正确的思想付之实行。”他还说，中国古代圣贤的道理，可以发明基督教的宗旨。
至卫方济的《中国六经》止，亦即到18世纪初，中国的“四书”已全部译成西文在欧洲刊行流传。
在后期来华传教士中，孙璋、蒋友仁、钱德明、韩国英等人也都对汉学有较高造诣。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对中国文献涉猎甚广，以拉丁文译《诗经》《礼记》。蒋友仁（Michael Benoist）以拉丁文译《书经》和《孟子》，他的译文非常审慎准确，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见其《书经》译文初稿时大为惊奇，便鼓励蒋友仁将《书经》全译。法国传教士晁俊秀（Franciscus Bourgeois）说，其书虽未刊印，已为众人推许，其了解汉文之深与译文之忠实，远在以前各译本之上。
宋君荣也把《书经》翻译成法文，于1770年由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在巴黎出版。此书除了译文和注释外，还有出版者添加的补注、插图和原文没有的中国上古三朝的帝王简史。在宋君荣看来，《书经》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书，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具有无可否认的权威。他认为，《书经》记述的是中国英雄时代的历史，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有着明显的不同。古希腊的英雄是一些凶狠、残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强盗，而中国的英雄则是一些秉性仁厚、作风民主、敬德保民的圣贤。《书经》所反映的是中国上古时期的英雄治国、安民、修身的圣贤之道。
自诩为“孔子传记家之传记家”的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在1784年出版了《孔子传》，除参考各种史籍外，并论及《论语》《史记》《家语》诸书。他还著有《孔门弟子传略》，书中列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仲子等五人，是百余年来西方人研究中国经籍的必读之书。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对中国的孝道颇有研究，他编著的《论中国人之孝道》，将中国古今关于孝道之说汇于一编，所译介的孝道文本，涵盖古代文献经典与当时各种官方文本的译介，其中有节译《礼记》《孝经》和《大清律例》中有关孝道的法律，其他还有皇帝应有之孝道、社会表示孝道的风俗、古今孝子故事、劝孝之诗文等等。韩国英认为孝为中国风俗政治之基础。他在序言中幵宗明义地说，中华帝国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这个大家庭的父母。他将孝道与帝国紧密地联结，因此，任何意图攻击这个伦理道德规范者将引发全体中国人的反击。
此时，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远播
当时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典籍中，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有着极大的影响。
1687年拉丁文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该书集耶稣会士几十年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之大成，是耶稣会士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来华传教士对“四书”的翻译从罗明坚和利玛窦时代就幵始了。清初出现了以杨光先为首的反对天主教的浪潮，传教事业受到重大打击，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被打入死牢，其他各地的23位来华传教士也被集中到广州。
在此期间，他们召幵了“广州会议”。这是来华的各个天主教修会讨论关于中国礼仪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经过充分的讨论，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柏应理幵始在原先“四书”简单直译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校对和注释。尤其针对其中译名的敏感之处以及耶稣会士当时所受到的批评，引用中国古籍在译文中提出反驳。这项工作大概在1670-1672年完成。作为书中一部分的《中庸》，即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翻译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是在此之前完成的。殷铎泽在回欧洲时，将译稿带回欧洲，交给了德国汉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柏应理回欧洲时，在罗马学院找到了基歇尔去世后留下的部分译稿。法国皇家图书馆馆长得知这部书稿的情况后，提出要出版这部书。柏应理又在书稿中加上自己写的序言和他早在中国写好的《中国年表》，最后在巴黎出版。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还收录了西方人画的孔子全身像，这很可能是西方人第一次看到孔子的形象。画中孔子身穿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庙宇式的书馆前。书馆上端写有“国学”二字，附拉丁文注音解释，书馆柱子上写有“天下先师”字样。孔子身后的两旁是装满经书的大书架，书架上的书籍均标出书名，自上而下，一边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另一边是《礼》《易经》《系辞》《诗经》《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书架的下面还有孔子弟子们的牌位，上写颜回、子思、子路等，共18名。美国学者孟德卫指出：“这幅肖像把孔子描绘成在图书馆内的学术贤哲而非在庙宇中的神祇先知。这种描绘显示出了耶稣会士是如何强调孔子的理性一面，这正是欧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在1500-1800年期间，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源于孔子的形象。关于这位博学的圣人的最著名的描绘是他身处于一个放满书籍的书屋里。这一形象最初出现在1687年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后来又经局部改动在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发行物上不断再版。”
《中国哲学家孔子》收录的孔子像，这一形象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经出版，立即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轰动和反响，各种译本纷纷问世，各界人士也纷纷撰写文章加以介绍、评论。符腾堡大公国的大臣毕尔丰格读罢此书后对孔子产生了狂热崇拜，并在其所著《中国伦理和政治的典范理论》一书中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作了阐述。
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都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介绍孔子学说时就利用了这本书。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怀着巨大的兴趣，认真阅读了这部用艰涩的拉丁文撰写的书，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在笔记中，他写下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并将书中的许多段落译成法文。如孟德卫所说：“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幵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中国哲学家孔子》让儒家学说在西方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它把中国、孔子、政治道德3个名词联在一起，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启蒙学者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由此孔子的伦理观风靡欧洲社会。
《易经》的研究和翻译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籍之一，孔子晚年热衷于钻研《易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相传，孔子写下了解释《易经》的“易传”（又称“十翼”）。后来，学界对此说法多有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十翼”应系儒家孔子后学所撰写，虽然不是孔子亲作，但却不能说不是孔子思想所灌注。
在“五经”中最早受到传教士注意的是《易经》。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讲到了《易经》，他说这是一部论述自然哲学的著作，通过一些自然原则来预测未来，测算旦夕祸福。
1658年出版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中国史初编》中已有对《易经》的介绍。卫匡国说《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八卦的发明者是伏羲，中国人的第一门学问是数学，他把《易经》看成是数学知识的发源物。
《中国史初编》书前还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全图，图下有对《易经》六十四卦的简介。这可能是最早向欧洲介绍的六十四卦。
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传教士对《易经》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了很大进展，白晋（Joachim Bouvet）、刘应（C.de Visderou）、马若瑟（Joseph Mariade Premare）和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等人先后从事对《易经》的研究和翻译。
1697年，白晋回欧洲期间，曾在巴黎作一演讲，向法国听众介绍中国的《易经》。在演讲中，他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样合理、完美。他说，虽然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耶稣会士的观点，因为大部分耶稣会士至今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其学说没有丝毫可靠的基础。但是，“我相信我有幸发现了一条让众人了解中国哲学正确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我想通过分析《易经》这本书中种种令人迷惑的表象论证（这个主张）的真实性。《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
白晋在巴黎期间，还曾与莱布尼茨建立了通信联系，白晋于1698年再度来华后，又多次与莱布尼茨通信，虽然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但《易经》问题是主要的话题之一。特别是1701年11月4日白晋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附上了他把《易经》六十四卦重新排列而画成的一圆一方的卦图。莱布尼茨收到信后，对图中卦的数学排列顺序仔细研究，发现此图与他在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吻合无间。此亦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
白晋从欧洲返回中国后，又奉康熙皇帝之旨研究《易经》。康熙皇帝问白晋有没有其他的西洋人能协助他释“易”，当白晋奏道江西有此能人时，康熙皇帝即令将此人带至北京协助白晋，此人便是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e Foucquet）。
白晋《康熙传》书影
白晋等人对《易经》的研究，在耶稣会士中形成了一个“索隐派”。这一派除了白晋外，还有马若瑟、傅圣泽、郭中传（Jean Alexisde Gollet）等人。“索隐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这4名法国耶稣会士想从中国经典中发现《旧约》人物的一种尝试。”索隐派接受中国人对《易经》的看法，相信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最重要的经籍，因而寻找基督教的奥义要从《易经》入手。白晋认为，中国的古代经典所表述的思想不仅与基督教教义相吻合，而且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从这些记载中，人们不但可以悟出基督教教义，而且还可以找到后来记载在《圣经》中的故事和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经籍包含着两层意义，即表层的意义和深层的意义，表层的意义是中国人所理解的字面的意义，深层的意义则为中国人所不了解，只有深刻理解基督教教义，信奉基督教，并对《圣经》极为熟悉的人才能发现和理解。为此，他认为《易经》是诸多中国古典经籍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种。基督教的一切奥秘、基督教神学的一切教义和基督教伦理的一切箴言，都可以在《易经》和另外一些中国古典经籍中找到。白晋这一派在耶稣会中是少数人，他们以《易经》作为思想基础，被称为“唯经主义者”或“易经主义者”。
在耶稣会士中，白晋等人的观点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并不为其他传教士所赞成。但是，正如美国学者魏若望（John W.Witek S.J.）指出的：“索隐主义虽是少数派观点，但却成为在中国和在欧洲的西方人致力于以比较的眼光来理解中西两种文化的触媒。”
（本文摘自武斌著《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