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政治史研究在过去十多年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成为中古史研究中最瞩目的焦点之一。这其中，包括大量中晚唐墓志在内的新出石刻资料的刊布与整理，无疑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外因。而新世纪以降，中古学界对“唐宋变革”这一命题的重新关注，以及学界自身逐渐意识到的亟待改变的重前轻后的唐史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也很大程度地激发了学者对中晚唐的重新认识和深入考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一些优秀学人与高水平研究的出现，以其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和高屋建瓴的研究格局，直接推动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重视。陆扬的研究及其新近出版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2次印刷）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全书分上、下两篇，除作为附录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为学术史评述，以及下篇中《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为针对魏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专业书评外，主体由七篇唐史研究论文构成。其中大部分之前曾作为单篇论文刊载过，此次为集结成书，做了一定的修改扩充。另有部分文章则是作者在此前研究基础上的重新撰写。这些文章从最初发表到此次集结成书，几近十五年，而作者对中晚唐历史的思考，时间跨度则更长。指出这一点，并非说明此书是十余年来作者所撰写唐史论文的汇集杂糅；也不仅仅表示这是作者在某个特定主题下对其以往研究进行条理整合的系统化展示；从笔者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连续而不断深化的过程，一个展现作者思考脉络的绝佳文本。因此这篇书评的目的，就是以期望对这种思考脉络的复述与评价，来重现作者心目中的中晚唐世界，同时探讨这一思考对中晚唐研究的价值及对我们的启发。
从研究范畴来说，《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以下简称《清流》）一书可以被归类于政治文化史的范畴（序论10页）。谈到“政治文化”一词，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作为作者导师的余英时先生在其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政治文化”所作的释义。余先生在其书的《绪说》中解释到，“政治文化”相当于英文的“political culture”，大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绪说5页）而其第二层涵义，则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绪说6页）
和余著的研究路径相似，《清流》一书同样采取了政治史和文化史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即以政治史的视角处理权力结构及其实际运作，而以文化史的视角把握时代的种种观念和理想，但并不对后者作孤立的处理，而是把它们和实际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作观察。（绪说6—7页）《清流》一书所涉及的两大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与特殊的“文”，大致也是围绕这两个视角展开，并且互有关联的。
特殊的“文”是《清流》一书中最重要的主题。“文”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群体时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具体到唐代的研究中，一种是将“文”的概念限定在“文学”的范畴中加以讨论，比如涉及文学体裁的古文与骈文，关于文学思想的古文运动、经学复兴等。另一种则是将“文”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这在历史领域中运用得更多，有时也将其与“武”作为对举的概念。但在使用后一种“文”进行政治文化的研究时，我们对“文”的内涵则很少做分析。因而看似可以利用“文”来解释中古社会发展的很多历史现象，但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解释力。
《清流》一书中所指的“文”有具体的所指，它是一种特定的文学观，并由这种文学观指导了一种特定的文学实践。这种文学观有别于我们今天对中古文学作品的评价，而是认为，评鉴文学创作的最高标准或文学的价值，必须要与“治术”结合在一起（290页）。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好的文字必须具有“体国经野”的政治功能，而优秀的文字工作者就是要运用“文”的手段、或发挥他“文”的才华，对实际的政治运作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而实现这种最高的政治目标的文字就是所谓的“代立王言”，它是以在充分了知政治形势与皇权立场的前提下，在通过文字恰如其分地传达君主意旨的同时，巧妙而周至地使政治事件中的诸当事者了解并服膺文字所传达的信息与目的，从而实现政治的沟通，维系政治的平衡或瓦解政治危机。
有关这种文学观产生的过程，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但据作者的分析来看，专制皇权的出现应是推动这一文学观产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文学观大约在武后、玄宗时代初露端倪，是武后创建新文治模式的重要手段，从这时起，文字的政治功用开始显现出来、并且已经为政治精英所清楚认识并有意宣扬了。经过安史之乱，随着藩镇时代来临导致的政治形势的愈加复杂，个人化、制度化的皇帝权威日益需要这种特殊的“文”来实现其巨大的象征意义，从而在面对复杂的帝国局势下保证皇帝权威的屹立不倒，并实现帝国的政治稳定。
那么，这种“代立王言”的文字是以何种文学体裁表现出来，书写这种文字的又是哪些人呢？作者指出，这种文学体裁就是以“诏书”为代表的各类表状笺启类应用文，它是中晚唐文学精英最在意、也是其眼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类文字。而撰作这类文字的代表人物就是拥有草诏权的“词臣”。《清流》一书中有三篇文章——《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以下简称《上官婉儿》）、《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下简称《词臣》）及《冯道的生涯》就是专门研究唐五代不同阶段的代表性词臣的。
《词臣》一文是通过六方不同时期的词臣墓志，勾勒词臣这一群体从武后时代到五代初期的发展脉络。其中可看出词臣地位的逐渐上升，其在内外廷体系中职务转迁的逐步制度化，以及其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日益增加。此文同时也是一篇对此时代词臣墓志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作者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词臣墓志的两个特点：撰写详细与书写质量较高，因为这类墓志大都由同时代的著名文臣撰写，撰写者对志主多半有很强的理解，在写作时往往也会将自身的角色认同代入到写作对象中。（284页）接着，通过六则不同时期的案例，作者展现了词臣墓志在书写过程中的一些变化，比如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何时出现、其是如何成为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的（289页）。再进一步，作者也分析了词臣墓志撰者的写作心态与他们试图传达给心目中读者的究竟是何种意旨（299页）。而通过这类书写，一种怎样的舆论正在形成（288页），它是如何引起人们政治心态变化、并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文化的。现代读者在阅读这类文字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有没有忽视其中的微妙意旨或造成误解，等等。
可见，作者不仅创造性地首次指出，文字书写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其所具有的影响唐王朝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还通过他对史料书写意义的重新阐发与实践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书写对唐史研究的重要影响。
至于选择上官婉儿和冯道这两位引起古今中外史家反复争论、定评不一的历史人物来进行重新研究，则并不是作者想在原有的阐释框架下再去为两者的身份或名声进行辩护，而是要重新树立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是以唐五代当时人的政治文化理念、而不是后来者的理念为依据的。作者指出，只有将上官婉儿与冯道置于上述所说的这一特殊的“文”与政治的关系中，对两者的评价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婉儿和冯道正是他们那个时代上述这种“文学观”最典型的实践者，以及唐五代政治文学精英眼中的楷模，这才是作者重新关注上官婉儿与冯道的意义所在。
当“文”与政治相结合，政治功用成为文学精英对“文”价值的核心认知，“文”也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的衡量标准；以“文”为手段来推行的新政治模式，也通过制度与用人措施（比如“科举”与“内廷制度”）弘扬这种核心理念时，一个新的精英群体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也诞生了，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清流”与“清流文化”。
《唐代的清流文化》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清流”的定义、主要特点和意义。在作者使用这个概念前，我们对在唐史研究中使用“清流”一词还是极为陌生的。其实正如作者在序论中所说，他也是近年来才开始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并且，迄今也很难在英文表述中找到恰切的名词、所以只能用自创的专有名词来进行指涉。（序论10页）作者的这一为难恰恰说明，在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追寻历史内在脉络这一点上，作者有相当的敏感和自觉。“清流”在唐代文献中出现过，因此它比其他概念更能反映唐人的真实认识。但即使如此，这个出现频度并不高、且对现代研究者而言并不具有不言自明含义的概念，也需要首先对它的内涵、特点进行充分的说明，才能用它来概括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也因此，它无法在另一种文化的体系下找到恰切的语汇来进行表达。所以“清流”一词对读者而言虽然较为陌生，但并不是作者哗众取宠的选用，而是精心考虑后的结果。
作者指出，清流并非一种制度上的身份，而是依托社会想象和政治成功所形成的一个为社会认知的群体，是实践并认同上述“文”的功用和价值的政治精英。这样一来，作者的这一概念就势必会与我们以往在讨论唐代的政治文化精英时，所常用的旧门阀大族与新兴士族的概念相碰撞。后者是我们研究中古士族阶层的一对惯用概念，也是我们在解释“唐宋转型”的身份变化时固有的一个论断。
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史脉络中来看，这一概念的提出第一次将对历史发展的解释，从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论中解放出来，并且也相当有洞见地注意到了，社会转型必须落实到人的身份转变这一核心问题上。但是，诸多具体的实证研究业已指出，在唐代后半期，大族子弟在政治地位上并没有明显的衰弱迹象，而科举所择取的人才也并不全是新兴士族。此外，所谓的身份，是否就必然要落实到出身上，或者诸如同样对“唐宋转型”的身份变化有强烈意识的日本学者那样，汲汲于从制度、法律、经济层面挖掘其内涵呢？作者的视角显然与以上两者都不同，他首先指出，所谓的身份，未必一定要与出身或与制度挂钩，它更多地还应该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至于史料为什么会给人留下旧门阀大族与新兴士族相对、两者的政治地位会产生升降变化这种表面的观感，则是没有意识到，“清流”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也会发生变化。
“清流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只面向旧门大族、或者新兴士族，只要认可并有能力的士人均可成为清流中的一员，所以唐代后期既有旧门、也有孤寒出身的清流成员。但清流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呈现出排他性的倾向，比如越来越将“文”的能力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才华，并视为是政治能力的唯一标准。这就导致了几个现象的出现，比如产生了一批父兄子侄相继为词臣宰相的清流家族。若如作者所说，唐代的科举是一种承载“文”的意识、认可并塑造精英身份的机制的话（序论14页），那么这种以举荐、温卷为特色的唐代科举，就是诞生清流家族的温床。同时，也正因为对“文”的政治价值的无限拔高、及几乎将其视为政治能力的唯一标准，所以繁剧的吏干型职位日益被排除在清流的选择范围之外，唯有“字人”之职才是清流士大夫最向往，并被作为一种“故事”而成为登廊庙的最优迁转途径。所以从表面上看，清流反倒是呈现出了一种颇似魏晋时代门阀的特征。而斥此特征为“浮薄”的反对声音，或者力求改变这一现状、呼吁清流文化更具包容性的声浪也在唐末五代开始出现。
但不管如何，文化机制与这种机制的内涵终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清流文化在唐后期与五代毕竟已显示出了它无远弗届的力量，不仅影响了政治精英的价值观与心态，而且实际影响了朝廷的用人政策，甚至从中央向地方渗透，使唐后期藩镇的僚佐成员也逐渐产生了清流化的趋势，从而根本上支配了当时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240页）到了唐末五代，这一原本由皇权主导发展的文化机制，终于获得了其自身的文化霸权，产生了实际的政治力量。
我们注意到，作者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的开头引用了五代初期一起著名的政治事件——白马驿之变。作者如此为之，并不单纯是为了要引出对“清流”一词的解释，正如文章最后所言，白马驿事件的实质就是朱温对以裴枢为代表的清流群体的打击。因为这种被其视为“浮薄”的清流文化，已经严重挑战了朱温的权威，成为妨碍朱温建立自身话语权、实现其政治野心的一道巨大的文化阻碍。（259页）但即便强悍如朱温，能选择在肉体上消灭清流群体的领袖并革唐代之，清流文化作为一种强势的政治文化机制，依然在五代各王朝延续下来，并成为五代王朝统治模式中的核心政治文化。而作为这种清流文化代表的冯道，能历经五代诸朝而屹立不倒，其真正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冯道像
以笔者之见，作者对“清流文化”内涵变化的条分缕析，其贡献并不亚于提出“清流文化”这一概念。如果说后者是目前最切近唐代后期政治文化发展内在脉络的一个概括，那么其解释力的有效性就在于，这一概念是在特定的时空和文本语境中才获得其确切的定义，也才能发挥出它的解释作用的。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这种“时空序列”感具有相当的敏锐与自觉，始终将其作为动态而非静态的对象来进行考察，这从他对新出墓志中词臣与词臣家族的分析顺序来看就相当明显，这是有意要寻求词臣形成的动态过程（process）。而巧合的是，对上官婉儿与冯道的研究其实也无意中构成了一组词臣发展史的研究对照，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文”与清流文化发展的一前一后两个阶段。其实这种“历史感”本应是史家应有的素质之一，但在我们当下的研究中，它却很大程度地缺失了。
所幸的是，在《清流》一书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感”，比如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虽然作者仅用了一篇论文——《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下简称《宦官领袖》）来集中阐述这一问题，但却精彩异常。
文章涉及的主人公，是唐后期政治生活中最为人诟病、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群体——宦官中的两名要员梁守谦和刘弘规。作者利用传世史料与石刻史料对这两位宦官的生平事迹进行了重建，并以梁、刘二人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将近百位与之相关的宪、穆、敬、文四朝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妥帖地置于一系列合理的叙事框架下，展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9世纪唐代政治风貌的绚丽图景。从写作风格上来说，这篇文章最为充分地展现了作者构建复杂历史图景的高超叙述能力，使读者有回到历史现场的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此文立论的意图，并非只停留在通过复原梁、刘二位在传世文献中着墨不多的宦官的政治生涯，来打破唐代宦官“专权”的史学定谳，或是单纯呈现9世纪帝国上层政治的风貌。若是要呈现，那也是要以9世纪宦官官僚在特定场合中动态生成的精彩图景，来揭示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制度化内廷的出现及其运作。而且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线索，导致了史家对于宦官群体的认识长期存在着误解。
据作者的观察，从德宗时代起，内廷的权力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因为在安史之乱后的新环境下，仅凭三省六部等外朝官僚系统，无法承应各类复杂的军国事务与传达皇帝权威。但在扩大内廷权力的同时，一方面要保证外朝体制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内廷权力过于膨胀而直接威胁到皇权。明确两者各自的职能与权力界限，通过皇帝的居中驾驭，使内廷与外朝官僚系统互相配合与制约，就是这一改革的目的。梁、刘二人是在内廷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被培养出来，并对这一新中枢体制运作有真切体认、在实际运作中又能胜任协调内外廷之间关系这一中间人角色的新型宦官官僚。所以以梁守谦、刘弘规为代表的宦官官僚群体的出现与成功，正是内廷体制化的产物，这也就是作者要选择梁、刘二位来进行研究的目的。
此文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作者在文章最后特别拈出元和时代最著名的宦官吐突承璀，与所论的梁、刘二人作比较，可谓独具慧眼的点睛之笔。一方面，作者在两唐书《宦者传》who’s in and who’s out的表象记录中，揭示了现实政治中究竟“谁入阁、谁出局”的真相，是通过文本书写揭示权力博弈的一个精彩案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作者辨证地展示了内廷体制变迁的脉络，即只有在与吐突这种代表旧体制下的“家奴”型宦官进行对比，梁、刘二人作为新兴宦官的意义以及他们最终能取代吐突的秘密才得以体现出来。这就是笔者在上文中说的，带有“历史感”的一种研究，即使是研究一个特定时期的群体成员，作者仍旧不会放过将其置于前后左右的时空坐标中进行考察、以期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机会。因此，虽然作者对宪宗时代以后的内廷宦官并没有着墨，但从他的思路来看，这一内廷未来的发展其实早已在他的考虑之中。我们也期望在这一思路下作者对文宗朝“甘露之变”的研究，能有机会尽快呈现在读者面前。
以上，我们主要就《清流》一书的主题展开了一些讨论，这里来简要谈一下此书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色。上文曾说过，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史料的运用，是当下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其学术意义也早已为大家所认可。《清流》一书出版后，学界和相当多的读者对作者运用墓志等新出史料勾勒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工作赞许有加，同时也将作者的工作置于近年来中古石刻史料层出不穷、刊布整理工作有序推进、学界热点因之转移的大背景下来看待。实际上，作者本人也是近年来推动中古墓志研究、并在方法论上提出有建设性意见的旗手之一。
通过碑志来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证辨误、增订史实当然是出土文献最显豁的功能，比如以《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以下简称《刘辟》）一文来说，其中引用《张氏墓志》再次印证官修史书里所谓朝廷在刘辟事件中的军事胜利得益于不设监军，纯属无稽之谈（85页），就属于通过出土文献订正具体史实的表现。而作者写作此文本身，也是为了以新出土的诸方墓志，来帮助澄清十多年前纯用传世文献来解读刘辟事件时一些模糊的历史环节，从而使西川事件的面相得到更丰富的展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宦官领袖》一文了，若没有近年来《梁守谦墓志》的发现，或者说，缺乏这类碑志文献，仅凭正史或私人撰作中的记载，显然是无法勾勒梁守谦与刘弘规这两位宦官领袖的生平轨迹的。
不过作者处理墓志的能力与对墓志价值的理解，并不仅限于上述补史的史料分析层面上。《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虽然是有关魏晋南北朝墓志整理成果的书评，其实也是一篇系统探讨中古墓志价值与指导墓志运用的方法论层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就指出，墓志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生命的文本，并不天生是证成某种已有假说的证据资料，即便它具有补史证史的实证价值，史家在面对它们时，也必须首先以一般文本理论来进行考察。诸如墓志语言的特性、体例、文本结构，及其作为一种书写方式本身的演变；进而包括作者的创作语境、读者的接受背景，相关阶层的政治心态、价值取向；等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方才可进一步深入墓志之中，去窥测其中所隐藏的生命的律动。否则不仅实证研究很可能显得薄弱苍白，也无法真正体现出墓志资料丰富多元的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清流》一书是如何展现作者上述认识的。比如就墓志语言特色来说，通过对《刘辟》一文中《韦羽墓志》用典的解读（79—80页），与《上官婉儿》一文中《婉儿墓志》排比句式的讨论（269页），作者在释出墓志所想传达的志主在深陷浊乱的困境下，选择自裁以明心志的意旨的同时，又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巧妙地指出墓志所真正掩盖的志主的无奈或老道的处世立场。可见，墓志的用典与语言风格哪怕在我们利用墓志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并非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有相当丰富的意蕴的。又如就体例而言，作者在《刘辟》一文中对《薛丹墓志》的分析，特意指出此方墓志为自撰墓志，并将其放在唐代自撰墓志的整体中来进行考察，不仅更为深刻地表现了薛丹本人的性格特征，也揭示了一个类似薛丹的重要的中晚唐新型文人群体的面相。
文笔平庸的上官婉儿墓志，虽在具体的史实层面提供不了太多有效的信息，但在与其他相关撰述的反差对比中，就可捕捉到墓志撰作的用意及其时复杂微妙的政治背景，反倒有助于理解当时紧张的政治情势。梁守谦、刘弘规二位的墓志与其功德铭及神道碑均有保留，虽然在史实信息与撰作主旨上，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受体例与功能的制约，不同类型的碑志史料在行文风格与侧重点上仍旧会有不同表现。并且，尽管主旨一致，但撰作者身份的不同，仍可让人在体会这两位宦官领袖性格特征的同时，觉察出他们在当时朝野与舆论中的地位与形象。比如刘弘规的神道碑是由李德裕这位个性孤傲的词臣领袖为其撰作（89—90页）；而梁守谦在选择功德铭的撰写者时，只是让其副手杨承和撰写，与先时权宦吐突承璀要求翰林学士李绛撰写圣德碑而遭拒显得截然不同（140页）。上文有关《词臣》墓志的讨论，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墓志研究的多重视角。
总之，将墓志视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命的史学研究对象，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清流》一书所阐发的对墓志资料价值的重新理解，以及其在实际研究中展现出的灵活多变的使用与理解能力，大大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框架与范畴。不仅是传统上对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变得更为丰满，也开启了对政治心态及更广泛意义上政治文化氛围的探讨。
上官婉儿墓志
上文主要就作者的墓志运用情况谈了一些大体的看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无意过度拔高墓志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从《清流》一书来看，其立论基础还是更为系统的传世史料，作者的绝大多数观点也都形成于墓志的刊布与整理成果还未如此丰富的十几年前。事实上，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墓志资料的使用特点，同样适用于传世文献的研究。
比如对西川和浙西事件的解读，就是作者基于传世文献中的矛盾，包括此前未受关注的符载等人的文字加以重新勾画的。而十几年后出土的多方相关墓志，并未推翻、甚至基本完全印证了作者之前的解释和判断。另外，这篇几乎纯用传世文献所作的研究《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实也是一篇关于政治心态研究的佳作，尽管它讨论的话题还是传统的朝藩关系。这篇文章揭示了政治认知的不对等是如何导致朝藩双方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冲突，政治舆论对皇权建设的不可轻视的作用，以及政治原则的突变对当事者与后来者价值观所造成的紊乱。这些层面都是以往我们在藩镇和朝廷关系的研究中从未考虑的。但恰恰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视角，并且囿于固有的朝藩对峙的政治思维，使我们错过了理解某些重要历史现象的可能。
再比如，和薛丹的自撰墓志所展现出这类文人特殊的内心世界一样，传世的《长乐老自叙》也是一篇体现撰作者冯道刻意营造自身形象与反映其自我认同的类似自撰墓志的文字。而相较文笔草率的上官婉儿墓志，由张说撰写的《上官昭容集序》其实更值得关注，因为张说将自身词臣身份的角色想象及“文”的理念，与对上官婉儿的政治定位联系在一起，从而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上官婉儿的地位及对唐代历史的影响。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篇序言的修辞手段与唐代其他著名词臣文集序言的相似性（274页）。其他方面，包括作者对唐末五代笔记小说作者身份的留意（257页），在《宦官领袖》一文中对《李相国论事集》的系统分析（102—106页），在在显示了作者处理传世文献的精致入微与超出流俗的眼界视角。
所以正如作者所言，尽管金石资料在现今的唐史研究中可能产生革命性的效应（88页），但我们不能迷信这类新出土文献的价值（265—266页），看似剩义无几的传世文献，实际上可挖掘的空间还相当大。就作为一种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无论是石刻史料还是传世史料，都可以用一般文本理论加以审视，在这方面两者并无二致。只是今天的史家应该超越19世纪以来的传统历史编撰理论，在对“书写内容”进行细致考察的同时，也能认识到“书写策略”的价值，从而进一步深入到书写缘由、目的、背景、氛围等的考察中，拓宽政治史研究的内涵。作者的这些认识及运用史料的诸多手法，对当下中古史研究如何激发传世文献的价值、以及如何提高碑志研究的质量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示范效应。
对史料书写内涵作全方位、立体化的考察，这种看似模糊传统学科分类体系下历史学与文学界限的做法，在现今的文史研究中已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史家逐渐意识到，在通过传统的考证（不管是传世史料，还是所谓由出土文献配合的“二重证据”）获得史实的真实性的同时，文本形式的真实性同样也是史学真实的一端。归根结底，学科的分野或内容与形式的割裂都只是科学理性的结果，而不是我们以及古人认识世界的正常方式。所以，作者采取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从一开始就追求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分野，从政治制度、社会心态、文学文化等多角度切入，恰恰是希望以多样化的史料解读视角来呈现一个更为整全与真实的唐帝国。
作为一本被归类于政治文化史范畴的史学研究作品，《清流》一书和国内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叙事史的风格，文史研究的融通，对书写语言的重视，强调对政治机制与过程的考察，关心古人的思想观念与心态感受，等等，都使它具有比较明显的新文化史特征。这或许与作者所浸润的西学环境有一定的关联。在作者求学北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独占鳌头、开出一系列似锦繁花的时代。如今早已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林·亨特、达恩·顿、娜塔莉·戴维斯等，均在这一时期贡献过可能是他们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并呼应着更早时期的汤普森、卡洛·金兹堡、埃曼纽·拉杜里等，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后现代学术浪潮。
这股新文化史的浪潮在欧洲中世纪史及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尤为突出，流风所及中国史领域则是更晚一些的事情，且较多地还是集中在档案文献丰富的明清、民国史研究中。不惟受文献资料的局限使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很难像他们的欧洲史同行一样，施展新文化史的拳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中、日学界，传统深厚的实证主义研究在经历“文革”和历史分期论的争论后，此时也才刚刚各安其位或谋求更为深入的发展，更遑论应对西方新文化史的冲击了。所以当世纪之交，国内学界初次接触作者那带有新文化史意味的中古史论文时，即便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学人，恐怕在当时也都多少带有些惊异的心情。
不过在有一点上，作者与国内中古史学界的研究方式还是颇为相似的，那就是在国内最为特出、并与政治史最为密切的制度史领域，《清流》一书不仅表现得毫不逊色，甚至体现了更为扎实的功力和独具慧眼的洞见。我们可以试举几例：比如作者在《刘辟》一文中曾经说到，“阅读唐代墓志等资料所获印象，从京兆府法曹调授，上县县令似为主要的升迁去处之一”（77页）。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中讨论柳璨的转迁，说“他从光化二年登第到天祐元年正月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入相，前后不过四年多，升迁之速，可以说是自李训以来所仅见，完全不合朝廷规则”（216页）。这些俯拾即是的论述背景，若没有广泛的史料阅读量和对中古历史的贯通认识是很难得出的。若认真铺陈开来，其实均可以成为有发见的制度史研究。
所以《清流》一书无论是以西方学术体系的眼光，还是放在国内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背景下来看，都可以占有与之对话的一席之地。
最后我想谈谈作者为什么要写《清流》一书。在这里，我想提请大家关注《清流》一书的《序论》。和国内相关论著的序论有所不同，在这篇长序中，作者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其研究内容，还非常具体地将其自身研究的心路历程坦诚地描述出来。追寻作者的研究心路，我们发现，尽管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有所调整和完善，但作者的研究兴趣和目的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改变，就是要追问唐宋间政治和社会精英所经历的真正的变化。这也正是为何收入《清流》一书中的诸篇论文，尽管有些写作年代彼此间隔有十几年，但全部集中在中晚唐五代，且文章之间的关联性一目了然。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在笔者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家，除了其研究内容要精彩、方法要多样外，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且这个问题应尽量是一个较为宏大的带有人文关怀的问题。这个问题作者未必要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必须坦诚于自己的内心。这其实也是一个涉及史家责任感的话题。已故的日本中古史学者谷川道雄，曾在论及他们这辈与更年轻的日本学者时感慨道，尽管年轻学者在历史细节的研究中业已取得了超越前辈的成绩，但和他们这辈曾为历史分期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学者相比，年轻学者对宏观的历史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的感伤之情并不来自于学界讨论的焦点，已从他们这辈学者关心的话题上发生了转移，而是在于，对于他们这辈经历过二战的学者来说，在中国历史分期论话题争论的背后，隐含着他们对同处东亚世界的日本历史、日本国家性质的认识，以及国家未来命运的关心。而这种史家的责任与关心在年轻一辈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而在一个早已习惯以材料与课题为导向的研究时代，史家能否重新唤起那种久违的、对解决历史问题保有极大乐趣与信心的情感；能否在对古代世界的研究中寄托历史情怀；能否在身份认同已茫然无措的当下，重拾产生迫切想要研究问题、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改变现状的冲动，也许，这也是我们希望更多学术“清流”能出现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