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历史撰写的四种叙事原型：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归纳了历史撰写的四种叙事原型：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浪漫剧的主线情节是超凡英雄对经验世界的救赎与征服，美德战胜邪恶，进步战胜落后；与之相对，讽刺剧的叙事原型则刚好相反，强调征服的意愿不能带来胜利的结果，英雄阻止世界滑向黑暗的努力徒劳无功。喜剧和悲剧处于前两者之间，皆以人类力量的有限为前提，展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喜剧以冲突的暂时和解结尾，而悲剧则描绘了主人公百般努力却不得不与环境妥协。从“种瓜得豆”这一反讽式的书名中，我们大致可以猜到作者选择的叙事原型不会是一部高歌猛进的浪漫剧。
在浪漫剧式的叙事中，清末民初接受西方新观念的知识人常被描绘成一群启蒙者，这些启蒙者通过在新式书报刊物等舆论平台上发表言论来试图影响或改造大众，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促使民族觉醒，改变其在近代世界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日益凋零的命运。考虑到近代中国的特殊情景，这些启蒙者又往往在某些历史叙事中呈现出喜剧主人公的面目：无兵无权的读书人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却仍然充满着使命感，他们生产出新知识和新思想，启发下一代读书人继续前行。若是将这些启蒙者置于革命的脉络中，就会显得更像悲剧的主人公：他们虽然接受了新思想，却囿于读书人的“阶级局限”，无法看到真正进步的社会力量，于是被历史裹挟着前进，并最终被革命抛在了后面。
海登·怀特
作者研究清末民初这批知识人和他们的知识再生产活动，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从知识生产者和受众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各种“新”的观念、词汇、知识是如何被接受和理解的。从书中所引史料来看，他从各处搜罗了大量当时大小报刊书章上的言论（尤其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报、小刊、小册子），当时人的日记、笔记或回忆录，世情小说里对社会百态的描摹评论，学堂的教科书和学生习作等等。史料范围的扩大，使其对知识生产者的理解也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不是局限于那些耳熟能详的知识精英，而是涵盖了更多籍籍无名的普通知识人。这些普通知识人既是新知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和再生产者，他们对构建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浸淫在这一阅读文化中的大众，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启蒙与灌输，而是从各自背景出发，有选择地接受新知，从各自动机出发，灵活多变地理解新知。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作者得出了一个颇为反讽，也颇具说服力的结论：知识人舍旧谋新，却徒有其表，徒有其名，旧制度、旧思维和旧的专制手段，并未真的被取而代之，“反而在新的名义之下更加得到巩固和发展”（344页），也即他的书名所归纳的“种瓜得豆”。
《种瓜得豆》的个案：“淫书”、“黑格尔”、“古腾堡”、“世界语”、“舒新城”
具体到书中的个案研究，作者的观点和视角还有细微的不同。他首先讨论了清末一些具有启蒙理想的知识人试图形塑大众阅读趣味的努力是如何受到挫败的。通过改良小说、戏剧等大众读物，这些知识人将国民观念、文明、进步等“新知”传递给大众，但启蒙者并不能垄断大众读物这一开放的场域，各种新旧参与者都在其中逐利，不免泥沙俱下，而阅听者也不会全然听从启蒙者的引领，大多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因此，启蒙的效果差强人意，甚至效果适得其反。继而，作者具体探讨了清末大量编译出版的生殖卫生类书籍。生殖卫生与“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里的“性”又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方面是医学和科学意义上的性，攸关种族繁衍，在晚清强国强种的语境下，有着进步和启蒙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道德和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性，这不免成为读者猎奇的对象，接续了中国社会固有的“淫书”传统，反倒走向了启蒙的反面。这两章打破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简单的线性关系，代之以充满内部冲突与张力的互动网络，在此网络中所有参与者都是行动者，都有再生产知识和意义的能动性。
接下来该书则转向了另一个问题：外国知识如何传入中国，并通过中国译介者的再生产和重新诠释，进入本土的知识语境，形成新的叙事。作者搜罗了晚清时“黑格尔”被介绍到中国时各种各样的说法，从报刊上的简要描述，到西方哲学史教材书籍的译介编著，再到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将黑格尔吸收进各自思想体系的尝试。张仲民认为，这些并不完备和准确的知识，反映了清末知识人趋新的功利主义心理，虽然不乏误读，却构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库中便捷可用的思想资源，影响后人匪浅。作者还考察了“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这件事传入中国，并如何形成不同的历史叙事。作者发现，“古腾堡”发明印刷术作为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事件，早在晚清就通过传教士、日本教科书等渠道传入中国，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又发展出三种不同的历史书写模式：第一种仅介绍其本身，第二种将其与中国印刷术相比较，第三种则更进一步追溯和构建其中国源头，重新诠释毕昇及其活字印刷术的意义。由此作者讨论了印刷术如何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建构过程，并探讨了其中所体现出的历史书写与记忆政治的关系。
古腾堡
如果说启蒙者的挫败和新“淫书”的流行描述的是动机与结果相悖的“种瓜得豆”，那么黑格尔和古腾堡的接受史则刻画了知识在传播和诠释过程中的“种瓜得豆”。通过搜集大量稀见史料，尤其是被后起的主流叙事覆盖的材料，作者完成了一次类似知识考古学的发掘，展示了清末民初知识人再生产新知识的复杂情况。
作者也并未完全回避知识精英的影响力。他围绕清末大力推广世界语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探讨了中国知识人对人造语言“世界语”的接受情况。世界语寄托了刘师培等人“世界大同”的未来想象，但在推广世界语的过程中，刘师培又表现出真理在握的专横与不考虑语言现实操作的天真，甚至由于后来其政治立场的改变，他又迅速抛弃了世界语的主张。民国乃至共和国时期，一直有人步刘师培的后尘，或出于对世界主义的美好想象、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推广世界语。有意思的是，他们身为倡导者，却往往不会讲世界语，而喜欢大谈学习世界语的益处及重要性。此处，知识人言行与主张的乖谬，是另一种“种瓜得豆”，暗示了启蒙者自身的缺陷和虚伪。
最后一个个案，作者以湖南人舒新城为例，展示了地方知识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接受并非简单的跟风模仿，亦步亦趋。由于新式学堂取科举而代之、书报等新式媒介的兴起，这些地方知识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已经处于一种充满变革势能的社会氛围中。新文化运动恰为舒新城在湖南本地的改革提供了知识资源，而舒对新文化思想的大力宣传又推动了该运动在地方的迅速传播。在张东荪等精英知识人的提拔下，舒新城从湖南的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有全国知名度的教育家。在这里，作者通过舒新城的例子提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投机事业”，为舒新城这样的地方知识青年提供了争夺话语权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论证，乃至获得奥援、建构自己的权力网络和社会地位的机会。
舒新城
清末的种子，当时的豆，后世的瓜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与欧美新文化史研究对话的意图。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作者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介绍欧美的新文化史研究，正与此书各章的写作同步。然而，作者并没有简单照搬基于西方经验材料的新文化史课题，而是从本土的史料出发，发现新的问题点做个案研究。由《种瓜得豆》一书可见，作者不仅透彻地理解了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典范，而且还纯熟地实践了其方法。
新文化史研究产生于西方学者对其自身学术脉络的批判，对精英主导的叙事的反思，对普通人能动性的彰示。而此书的每一个个案研究，也都试图解构既有的主流历史叙事。尽管表面上它们互相之间看起来没有太过密切的联系，但全都围绕阅读和受众反应展开，在整体上有着相当强的冲击力。当我们跟随作者的视野，把史料从少数几种核心文本尽可能地扩大到各个层级、各个地域、诸多不常见的文本，把历史的主体从少数精英扩大到诸多籍籍无名者，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启蒙”的讽刺剧。作者不仅质疑精英知识人具有的主导知识生产和移风易俗的能力，也挑战知识人作为启蒙者的自我认同。这说明，作者不是单纯模仿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而是得其批判和解构主流叙事的精神。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
然而，正如海登·怀特指出的，历史学者通过将一系列事件置于某种情节安排中，构建起事件的意义，而用怎样的叙事原型来安排情节，往往是出于道德和审美的选择。因此，讽刺剧未必是此书各种经验材料唯一可用的叙事原型。如果由我来写，我可能会选择喜剧的叙事。读小说消遣，看戏娱乐，偷看淫书，都带着人间的烟火气，相较高远的启蒙理想，更切近人性。新的政治观念掺杂在人生日用之中，人们懵懂囫囵地吸收着那些半真半假的“新知”，即使仅仅是拿来当装点门面的谈资，也是好的，也许哪一天就造就了某人的顿悟，启发某人的灵感，去进一步寻求真知，或实践理想。风气总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而且总是从少数人开始。清末新小说滋养了民初的知识人，“五四”一代就是读着梁启超“新民体”成长起来的。清末种下的种子，即使在当时仅能得豆，焉知在后世不能得瓜？
浪漫剧和讽刺剧正如一对镜像，都预设了“毕全功于一役”的英雄角色。浪漫剧中，启蒙者振臂一呼，全民便化身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固然不太可信，但因此而对接受群体中诸多负面反馈感到“种瓜得豆”的失望和反讽，也大可不必。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体知识人各有局限、各有缺点，也的确很难看到他们具体改变了些什么，但其合力在无意中造就共业，便形成了刘咸炘所谓的“风”（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书第四讲）。风气之变本非一蹴而就，新旧之间，也不能划然若判。张仲民在书中所表现的泥沙俱下的混沌状态，在我看来，正是历史的常态。知识人作为文化生产网络中的一环，无需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清末民初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文/刘文楠)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