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得诺奖的大都是二流作家”

“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村上春树引用美国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话,村上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

“文学奖”是村上最常被问到的话题,以下是他本人目前最详尽的一次回应。

这是不久前的事。某文艺杂志的卷末专栏写到了芥川奖,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芥川奖这东西大概是相当有魔力的。因为有落选后会大吵大闹的作家,所以其声名益发响彻云霄。又因为有村上春树这样落选后对文坛避而远之的作家,所以其权威性益发明显。”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相马悠悠”,想必是化名吧。

我的确在许久以前两次入围芥川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两次都没有获奖,而且也确实一直在相对远离文坛的地方做着自己的事。然而,我和文坛保持距离,并非是未曾获得(或许该说未能获得)芥川奖的缘故,而是因为我对涉足那种场所一无所知又了无兴趣。在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可谓是)随意瞎找因果关系,未免叫我困惑。

我之所以居于距离文坛较远之地,原因之一是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当作家”。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写了部小说,而那部小说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奖。所以文坛是怎么一回事,文学奖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几乎丝毫不具备这类基础知识。

而且那时我还有“正业”,日常生活总而言之忙得够呛,处理一件件非处理不可的事务就已经手忙脚乱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就算长了三头六臂都不够用,哪里还有闲心去纠缠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上职业作家之后,虽然不再那般忙碌了,可是心里一寻思,这是又过起了早睡早起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去运动,拜其所赐,晚间几乎不再外出应酬,因而也不曾涉足新宿的黄金街。我绝不是对文坛和黄金街心怀反感,只是碰巧在现实生活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与这些场所建立关系、前去造访,仅此而已。

提名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

我凭借《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芥川奖提名。不过老实说(如果有可能,希望诸位原原本本地相信我的话),当时却觉得拿不拿奖都无所谓。

《且听风吟》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时,我的确打心底感到高兴。我可以广而告之,向世界断言,那是我人生中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个奖是我成为作家的入场券。有没有入场券,情况可大不相同。因为眼前那扇大门豁然洞开,而我还以为,只要有那么一张入场券就万事大吉了。至于芥川奖如何如何,我那时完全没有时间去思考。

当时,我在东京经营一家类似爵士酒吧的小店,差不多每天都去店里上班,假如得了奖、受到世人瞩目,只怕周遭就将哗然一片,令人心烦。这也是一桩心病。毕竟是做服务业的,纵然是心里不想见的人,可来的都是客,也不能避而不见—话虽如此,其实也有几次实在忍受不了,只好逃避不见。

仅仅是获得提名,就被媒体渲染成话题,那反响既大,还难免引发反感之类,如此种种烦不胜烦。只有两次,令人郁闷的事情就够多了,如果这种情况年年重复的话……单是想象一下,就不禁心情沉重。

其中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对方(至少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么说是出于好意,我心里也明白。可是每当有人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落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就算我说“得不得奖其实都无所谓啦”,只怕也不会有人照单全收,反而会导致场面尴尬。

NHK也很烦人,还在提名阶段,就打来电话跟我打招呼:“等您得到了芥川奖,请第二天早晨来上电视节目呀。”我工作很忙,又不想上什么电视(因为我生性不喜欢抛头露面),就回答说:不行,我不去。可他们总也不肯退让,反而怪我为何不上电视,生我的气。每次获得提名后都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往往令人心烦难耐。

世人为什么只对芥川奖如此在意,我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不久前,我走进一家书店,发现里面堆满了书名类似《村上春树为什么没能获得芥川奖》的书。我没翻开读过,不知道内容如何—自己毕竟不好意思买吧?不过,出版这种书本身就叫人心生疑窦:“好像有点咄咄怪事的感觉嘛。”

不是吗?就算那时我得到了芥川奖,可是,既无法想象世界的命运会因此发生改变,也无法想象我的人生会由此面目全非。世界大概还是眼下这副德行,我也肯定还是这样,三十多年来(可能有些许误差),大抵按照相同的节奏执笔创作至今。不管我是否获得芥川奖,我写的小说恐怕照样被同一批读者欣然接受,照样让同一批人焦虑不安。(让为数不少的某类人焦虑不安,好像与文学奖无关,而是我与生俱来的资质使然。)

假如我得了芥川奖,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如果事情是这样,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但这样的事绝无可能。既然如此,我没获得芥川奖一事为什么非要特地做成一本书不可呢?老实说,这正是让我困惑的地方。我得没得到芥川奖,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又何曾是风暴呢,连小旋风都算不上,简直是微不足道。 

村上春树:“得诺奖的大都是二流作家”

村上春树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

然而这么说的话,势必有人要想:岂止是芥川奖,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奖其实“又有多少实质性价值呢”?这么一来,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不是吗?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雷蒙德·钱德勒在一封书信中,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我想不想成为大作家?我想不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代表作有《金臂人》《走在狂野的一边》)受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大力推举,于一九七四年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成就奖,却因为在酒吧里跟女孩子喝得烂醉,结果错过了颁奖仪式。他当然是有意为之。人家问颁给他的奖章呢,他答道:“这个嘛……好像被我扔掉啦。”《斯特兹·特克尔自传》里写到了这个小插曲。

当然,这两个人或许是偏激的例外,因为他们独具一格,一辈子坚持叛逆精神。然而他们二人共同感受到的,或者说以鲜明的态度想表达的,恐怕就是“对真正的作家来说,还有许多比文学奖更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自己创造出了有意义的东西的感触,另一个则是能正当评价其意义的读者—不论人数多寡—的确存在于斯的感触。只要有了这两种切切实实的感触,对于作家而言,什么奖不奖的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说到底,这种东西无非是社会或文坛以一种形式对他们进行追认罢了。

然而许多时候,世上的人们只把目光投向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作品的实质终究是无形之物,而一旦被授予奖项或奖章,便留下了具体形态。人们便可以对那“形态”加以关注。恐怕正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性毫不相干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威一方“颁奖给你啦,速来领取”式的“自上而下的视线”,让钱德勒和艾格林们焦虑不安吧。

每当接受采访,被问及与获奖相关的话题(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不知何故常常问到这个),我总是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奖、勋章或者善意的书评,都比不上自掏腰包买我的书的读者更有实质意义。”同样的回答说了一遍又一遍,连自己都觉得腻烦了,却几乎没有人真心相信我这番说辞。多数场合都惨遭无视。

本来不必重新强调这句话:流芳百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奖项。还记得两年前的芥川奖获奖作品的人,还记得三年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世上只怕不会太多。你自己记不记得?假如一部作品果真优秀,经历了适当的时间磨炼之后,人们就会永远把它留存在记忆中。至于厄内斯特·海明威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得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过吗),究竟又有谁会介意这种事情呢?文学奖虽然能让特定的作品风光一时,却不能为它注入生命。这是不必一一言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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