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作家》创作期间的止庵
1987年9月15日，止庵完成了小说《姐儿俩》，10月15日完成修改。这是止庵写的最后一篇小说，那一年他28岁。三十年后，止庵的第一本小说集《喜剧作家》出版。里面收录了五篇写于1985到1987年间的小说。
和如今很多试图再现1980年代的作品不同，止庵的这几篇小说并非再现——站在现在回想三十年前，总是带着一丝猎奇和怀旧的意味。但这些作品又和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版的作品不同，那时最红火的小说大多描写乡村、知青和“文革”，描写刚刚经历过暴风骤雨的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和伤痛。止庵的这几篇小说，都着眼于都市，大部分着眼于知识分子，带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记录特定时代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状态。这样一个奇特的处境，让止庵的这本《喜剧作家》有了别样的意味。
当止庵三十年后重新看这些小说时，除了修改了一些因为标准化而丧失的表达和文字之外，其余地方基本没做改动，他觉得没法修改，这些故事中有着1980年代该有的运转逻辑。止庵的一个朋友读了这本书后，给他提意见，说在第一篇《姐儿俩》中，为什么不让姐妹俩回到北京之后另外找地方住，这样一来故事就会复杂得多。止庵说这个没法改，姐儿俩除了家里没有地方可去。因为当时的规定是北京人不能在北京住旅馆，只能住在自己家，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
第二篇《走向》写到男主人公下班回家发现炉子灭了，这在当时也是件人们经常担心的事情。有一个朋友在看到这里之后，专门打电话给止庵和他聊以前是怎么给家里的炉子封火的，两人各有什么经验。
而在《墨西哥城之夜》中，止庵讲了一个有点无奈又有点滑稽的故事：夫妻两人离婚后由于丈夫还没找到房子，于是只能继续和前妻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可想象，但在住房刚刚开始商品化的那个年代，房屋买卖并不普及。离婚夫妻住在同一屋檐下这种如今看来啼笑皆非的事情，在当年却十分普遍。
这些关于1980年代的种种细节，在由言语编织的故事缓流下，若隐若现，唤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种记忆，同时也为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幻想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开了一扇小窗。“我觉得一个作品必须有一个根，得根植于一个时候。这就包括它的环境和人物合理性，不能违反一个时代的基本生活逻辑。”止庵说。
止庵的1980年代
止庵认为那个年代和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个年代的每个人有一种自己的可能性。“当时每个人都有往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今天所有人都是一种可能性，即物质的可能性。无论到哪，人们对人生的要求是一样的，住房、好的工作、好的家庭等等。这种同质化，可能是今天的人反思自己的生活之后觉得不满意的地方。这种情况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两者之间有一个交界的地方，过渡时期，就是1980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什么可能性都没有，1990年代大家有一种共同的可能性。我只说可能性，其实好多人是没有实现的。包括我写的人物，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实现。”
《喜剧作家》的第一篇《姐儿俩》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过渡。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我”，这个“我”不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止庵回忆，当年他把这篇小说寄给一直鼓励他写作的父亲，父亲在回信中认为“我”这个人是没有用的。止庵并没有和父亲做过多的争辩，但是坚持己见。因为他觉得这个“我”很有用，作用在于消解小说中描述的事情，使其变得没有意义。
回看这几篇小说，止庵说：“这些故事其实写得很绝望，没有一个是朝着光明发展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最后都退到了比原来更差的地方。大概这种想法就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思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影响我们最大的是尼采、萨特和弗洛伊德。这里头有很多萨特的影响。他的想法对我们有一种很直接的共鸣。每个人都想变成一个不同于现在处境和状态的‘我’，但是变成之后的那个‘我’可能还不如原来的‘我’。”
这种状态用来描述止庵自己也合适。回忆自己的1980年代，止庵笑称：“我在1980年代什么也没实现，我想实现的事儿什么也没做成。”
1982年，止庵成为了一名口腔科医生。
1977年，止庵考上大学，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止庵在大学学医，1982年毕业之后在医院做口腔科医生。两年多后，到了一个报社做编辑。1988年，止庵的一个亲戚承诺，如果他把英语拿下就为他负担出国的费用。那一年止庵都在看英文，那一年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棉花被》有了中译本，这是他1988年读的唯一一本中文书。后来，亲戚不再提出国一事，止庵进了一家丹麦公司，做医疗设备的销售员。
止庵回忆，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方法方式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需要辛辛苦苦做一些事情。“我记得当年我下班之后就坐在桌子前面，辛辛苦苦地写，每天晚上只做这一件事。我父亲是个诗人，他希望我有一份工作还从事写作，工作做得很好，写作还能成功。这个期望一点都不现实。我当年读的书里有一本书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他里面讲了一个一事无成的人不断投稿，报纸每次都退回，他就想这是机器还是人在办报纸，就跑去看，发现真的是人在办报纸。这个让我记忆非常深刻，那个年代好多人都写作，好多人都获得很大的成功，我当年写诗、写小说都不成。”
对于成与不成，止庵说1980年代自己对于成的定义和现在不一样。“1980年代的成就是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就是比如写一个小说得有评论、有反应，有人看了联系你。现在因为有自媒体，所以发表的意义就变了。那个年代你写完之后要把这个东西寄到杂志去，可以寄第一个退回来，第二个退回来，第三个修改了发出来了，有读者读了有反应。应该是这么一个路，但是我这个路就没走通，它只是走到了发表为止。每一篇发表都不那么容易，发表之后就是稿费，那时候稿费也就是一个小说一两百块钱，我记得喜剧作家得过七百多块钱。年轻人要求的不是这个，比这个更多，我现在要求比这个更少。那时候做一件事，你总希望改变一下你的环境。那个年代和现在改变自己环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看这些小说，止庵认为谈不上多么好，但也不算坏。“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作品。但不是现在这个我，跟我隔了三十年的时间，中间是得是失，我没法儿评判，但对我来说它是那个年代的一些真实想法和感受，如果不是当时写下来就没有了。比如说第二篇《走向》里有一个人在城里、在胡同里漫步的段落，这就是当年我自己的经历。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在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虚度时光，看一个亮着灯的窗户，想象里边人的生活。所以这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它的意义仅限于真实而已，这里边没有来龙去脉，没有高潮，没有判断。我觉得确实可能需要有一个高潮，那个年代大家读作品需要有一个故事。但这确实是我自己后面有一个哲学的东西在支持，我认为就是徒劳。”
1980年代的止庵在公园留影。
不愿告别的1980年代
如今回想，让止庵遗憾的不是他当年的“不成”，而是没有把另一部准备了一段时间的小说写出来。止庵觉得，如果自己的文学写作生涯要告于段落，不该是在《姐儿俩》这里，而应该是在这个未写出来的小说。《喜剧作家》中的五篇小说，其实都是为了这部未出生的小说做的准备。在止庵1989年2月份到1990年2月份的日记中，记录了故事的梗概，人物小传和很多片段。后来因为工作繁忙，止庵就没再写了。
“1980年代之所以是个嬗变的时代，在于出现了两种人：一种人是有过去的，一种人是脱离了过去的，我们现在的人是都没有过去的。第二种人逐渐变成了现在的人，第一种人逐渐被淘汰了。其实回想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他们真正的魂是关于过去的。我想写这样的一个冲突，想把这个冲突放在一个事情里，去写在那个年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如有些人脱离了自己的过去，一个人到深圳去了，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什么都不要了。他们是离开自己的过去。还有一些人离不开自己的过去，他们和上一辈的事情没有了断。我想写一个人离不开他的过去，但是他发现周围的人都脱离了过去。他发现他不能接受这个变化，他要把前面的事情做一个了断。”
止庵觉得和过去的告别与否，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事情，那个年代的变化，也体现在这里。对于如今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没有过去，都活在当下。可是1980年代不同，那时候的人和过去仍然有某种联系和纠结，上一代人的好多遭遇他们不能将接受，不能说算就算，“所以这个故事肯定是一个悲剧。”
止庵说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不想和过去彻底告别的人。止庵觉得，人和过去告别得有个告别史，得履行一个手续，得有一个做法，不能稀里糊涂的跟过去告别，这样的人就像一个没有根的人。“我知道这个事情实际上对整个历史进程来说是一种倒行逆施，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作为或者有一个好的结局。可能就是悲剧，不想跟过去彻底告别的人本身就是悲剧中的人。”但止庵不认为这个尚未开始的小说是一个自传性的小说，“它明显是个寓言故事，小说的最高形式应该是寓言。”
对于止庵来说，抵御这种不断地把人与过去剥离的强大力量的方法，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写作。他们都是一种记录和记忆的方式。“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过去，他发表的针对当下的看法就没有根。历史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又要如此了’，或者‘经常如此’，这是前人说过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