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陶柏康撰写的《赵祖康传》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依据详实的史料，记录了“中国公路建设先驱”赵祖康求学问道、建设祖国的一生事迹。1月12日上午，《赵祖康传》出版座谈会暨赵祖康文献捐献仪式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文博楼举行。
赵祖康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现场捐赠赵祖康1922年交通大学毕业证书，这是1921年交通大学定名成立后首批颁发的学生毕业证书，是见证交通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捐赠物品中同时还有桥梁大师茅以升、建筑大师林同炎亲笔书信等重要文献实物。交通大学既是赵祖康一生践行“工程报国”的初心之地，又是青年时代形塑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要“熔炉”。对于交大而言，赵祖康则是这所学校爱国主义、科学主义、思源校训的集大成者与杰出代表，更是现代工程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一面精神旗帜。
赵祖康之子赵国通、赵国屏向交大捐赠赵祖康交大毕业证（原版）
“中国公路的泰斗”：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
赵祖康深受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影响，青年时代即立志从事中国交通事业，并以“致力工程，为民服务”为终生目标。当时的中国公路总长度不过2万余公里,且各省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工程技术缺乏标准;有路面者不多,以致晴通雨阻;桥梁多为木质临时式的,大江大河多用人工摆渡；经费无固定来源,管理缺少规章制度；汽车无统一的牌照,不能过境行驶,技术水平较低,也无培训组织。目睹中国公路的落后情况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赵祖康曾写豪迈诗句“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自己的救国梦。
在他主持公路建设期间，擘画和整修了苏、浙、皖三省两市6条联络公路，继而建成全国首条公路网做出重要贡献。他致力于开拓中国的公路交通事业的制度化定型。先后主持和参与制订《公路工程准则》、《公路工程暂行标准草案》、《公路路面规范草案》和《公路交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公路建设标准化管理制度，确立中国公路建设的基本体制，为全国公路联网和规范化建设奠定基础。
1930年代，在环境极为恶劣条件下，他亲自主持修筑了西(安)兰(州)、西(安)汉(中)和乐(山)西(昌)三条打通西北、西南大后方的主干线, 为了督导施工,他不遗余力,在乐西公路建成后,他积劳成疾,一度病危,还留下了“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的诗句。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后, 赵祖康主持修筑滇缅公路，他在协调地方关系、加快工程进度乃至赴美国采购交通器材等方面身体力行、格外重视。1938年11月，滇缅公路提前2个月全线筑成，为团结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力量、共同抗击日军发挥积极作用。因其在滇缅公路修筑过程中的卓越贡献,1946年，赵祖康获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的抗日战争自由勋章。
书封
原版中国工程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刊
交通大学：赵祖康“工程报国”的初心之地
交通大学与赵祖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工程名人与工程名校之链，而是一种交会互融、彼此相契的共生关系。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青年赵祖康初入南洋校园，在这里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思想“引路人”，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侯绍裘，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在侯绍裘的引领之下，赵祖康积极投身“五四”洪流，担任学生会负责人，推销进步书刊，组织学生运动，对团结与引导青年学生寻求革命真理做出了积极贡献。
赵祖康和侯绍裘等人还在“五四”洗礼之后，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逐渐摸索出一条深入工农，开启民智，改造社会之路，这就是南洋义务学校的创办。作为主要负责人，赵祖康为义务学校建章立制，扩充教员，教书授课，编写教材，付出了诸多心血，使之不断朝着正规化、组织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截至1924、1925年的不完全统计，南洋义校正式毕业生共60余人，为数虽不多，但却是一支雄厚的力量，成为“劳动运动中的中坚人物。” 南洋义校由此真正成为南洋学生“爱国运动的基础，社会运动的张本”。
交通大学是赵祖康“工程报国”的初心之地，施展才华抱负的早期舞台。如果说侯绍裘是赵祖康的爱国精神“引路人”，那么淩鸿勋校长则是他步入工程学术奥堂的“引路人”。“五四”之后，铁路工程建设先驱淩鸿勋继任南洋大学校长，成为“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教育理念的坚定继承者与开拓者。在他掌校期间，交大的工程教育开始在国内大学中脱颖而出。
赵祖康文采锦绣，妙笔生花，本来就是天赋异禀，在交大耳濡目染土木工程之后，使之更具备这种“工文并重”的气质，一直是淩鸿勋、茅以升等当时国内工程名宿看中赏识的青年才俊。1925年秋，应校长淩鸿勋之邀，以助教兼校长室秘书的身份回到母校，除了辅助教学外，还协助淩鸿勋整理留学美国期间带回来的中英文技术资料。在此之前，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河海大学校长茅以升的助教兼任秘书，主编过河海大学《河海周报》。茅以升是赵祖康转读交大唐校的主任，对他颇为赏识。因此，此次再入南洋大学服务，淩鸿勋还派他先后出任《南洋旬刊》主编、《南洋季刊》总编辑、出版股主任等职。
1926年6月，中国工程学会发起成立全国性的“工程教育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为淩鸿勋，年纪轻轻的赵祖康以淩鸿勋学术秘书的身份，得以与吴承洛、茅以升等国内知名工科教授进入筹委会，并以文笔之优、文采之胜担任书记员。同时，他还与淩鸿勋合作，首次完成全国34所专门以上工业学校工程教育之调查，共同发表《工程教育调查统计之研究》一文，展示出严谨科学、求真务实的工程学潜质，在国内工程教育界大放异彩。凡此种种机缘，都为赵祖康日后走上工程人生之路打下重要伏笔。
赠书仪式
捐赠交通大学定名成立后首批颁发的学生毕业证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捐赠的1922年赵祖康毕业证书，是1921年交通大学定名成立后首批颁发的学生毕业证书，是见证交通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20年12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交通救国论”的代表性人物叶恭绰，鉴于交通部下辖的三地四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散设各处，各自为政，组织不相联属，专业设置重复，学科程度参差不齐，决定将三地四校首次合组，于1921年8月1日正式定名“交通大学”。英文名称为Chiao Tung University，“交通大学”校名由此启用。学校实行董事会制度，为最高校务决策机构，经董事会推举，叶恭绰担任交通大学校长，驻北京办公，下设北京、唐山、上海三个学校，简称“交大沪校”“交大唐校”“交大京校”。这是交通大学历史上首次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优化学科资源，提升办学层次，交大三校还展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院系调整”。按照规划，沪校专办电气科、机械科；唐校专土木科；京校专办管理科。据此，沪校的土木科调归唐校，铁路管理科迁至京校。在此背景下，1921年7月，赵祖康随沪校土木科整体移并于唐校。这就是这张毕业证书由交大唐校签发的由来。
赵祖康交大毕业证书中英文版本并行，是交大自晚清南洋公学创办以来“中西并重”、“海纳百川”办学传统的鲜明体现。赵祖康中文毕业证书四边以麦穗花纹进行装饰，证书左方钤有“交通大学校之关防”的印章字样。底部刻有小篆体的“交通大学毕业文凭”，正文载有毕业生的籍贯、年龄、学科、学位等信息，落款赫然写着茅以升、罗忠忱等民国工程教育巨擘的亲笔签名和印章。与晚清时期的毕业文凭相比，已经褪去了科举的味道，比较接近于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毕业证书。中文毕业证书之外，还同时匹配一张英文毕业证书。证书抬头写着“Chiao Tung University ”, 英文校名之下还附有“BACHELOR OF SCIENCE IN CIVIL ENGINEERING”的字样,译为“土木工程科学士学位”。其中的BACHELOR一词，表示已达四年本科的学历程度，是交大在国内较早实行现代大学学位制度的明证。
晚清民国时期的交大可谓“留学生的摇篮”。1916年，清华庚款生在全国各地仅招10名（清华学堂本校除外），交通大学学生占50%。为了方便学生出洋留学，以及到上海这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就业（主要是洋行、银行、学校、工商实业公司），那时的毕业证书都包含三个部分：中文版、英文版及成绩大表。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1949年。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目前馆藏最早的毕业证书，是1907届交大校友、著名银行家徐新陆的毕业证书，也是中英文两份；包括1934届交大校友钱学森的毕业证书。
此次捐赠中，还有反映赵祖康为国筑路所作贡献的实物：汉渝公路赵祖康题词碑刻工艺品—“蜀道何难”，“秦川锁钥”。也有赵祖康与近代工程名人茅以升、薛次莘、林同炎之间的亲笔通信若干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