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帝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学界一直颇有争议，为此，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于近日举办圆桌会议，来自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知名学者就古代世界的“帝国”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治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此次会议分为四个议题，分别由《光明日报》报社编辑周晓菲、《史林》杂志社编辑徐涛、《社会科学战线》编辑刘莉和中西书局编辑王宇海主持。在第一个议题“古典世界的‘帝国’与‘帝国治理’”相关问题中，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魏凤莲教授通过例举公元前5世纪期末雅典帝国政治斗争中的宗教事件，如赫耳墨斯神像被毁、亚西比德保护下的厄留斯密仪式游行，以及阿吉纽斯战后将领的判决等，分析宗教礼仪制度作为雅典城邦的政治基石在希腊人民中的重要作用，阐释了宗教礼仪制度与雅典城邦的关系；南京大学世界历史系的祝宏俊教授认为，由于斯巴达公民人数锐减、公民内部分裂、公民道德水平下滑以及公民内部政治派别斗争，斯巴达帝国的公民队伍逐渐解体，加之监察管制的取消，晚期斯巴达帝国日渐衰颓，治理模式也随之变得特殊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王忠孝博士提出，“恺撒”一词具有多义性，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恺撒”名号在罗马元首制时期的演变：“恺撒”一词先是作为私人名被屋大维及其后继者继承；后来又为克劳狄家族继承，以宣扬和恺撒家族的关系；最后演变为了统治名，成为皇储的身份标识，并成为后世欧洲大陆君主的标准称谓之一；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的宋立宏教授通过分析罗马公民权利的下放、罗马总督的权力与制约以及罗马在被征服地区推行的统治政策，认为罗马帝国在鼎盛期形成了“大帝国小政府”的模式，军队成为保护帝国运转的重要力量，公元3世纪后，“大帝国小政府”的模式逐渐解体，并最终被官僚体系所取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晏绍祥教授对古代帝国的治理模式和各古代帝国治理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新观点。对于当前古代帝国治理的相关研究，晏绍祥教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首先，不仅要关注帝国的“开疆拓土”，也不能忽视帝国的“守成治理”；其次，考虑到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地方自治或许也是帝国治理的有效模式；第三，古代帝国治理的比较研究、古代帝国治理模式的古为今用等方向都值得当前学界进行深入发掘。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柴彬教授从“中间人”这一概念入手，认为这一群体的出现迎合了帝国统治边远地区的需求，承担着行政管理、征收赋税、组织军队、传教等职能，对帝国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这一群体也不可避免具有消极性，例如割裂了统治者和底层之间的联系、滋生腐败以及权力过大危及帝国的中央集权。柴彬教授将帝国治理“中间人”和殖民地宗主国的代理人进行对比，认为这两者均是帝国无力对广大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不得不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但“中间人”与帝国高层的联系并不紧密，具有较强的离心性。
此次会议的第二议题是“古代近东的‘帝国’和‘帝国治理’”相关问题。在这一议题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欧阳晓莉教授认为，根据泥板文献可知，信徒会向神庙敬献供奉物，而国王舒勒吉的十项改革使得神庙财产收归国有，因此，在乌尔第三王朝，神庙不仅是崇拜场所，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储备场所；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王献华教授提出以“人”本身为视角看待两河流域的种族问题。王献华教授认为，要在发生学的背景和变动的语境中谈论民族和认同，而图像学可以作为研究的指标，指示具有身份认同的某个民族是如何在族群流动中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海峰教授以经济文献为主要依据材料，认为古巴比伦时期实行的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借贷利率，甚至出现了较多的无息利率，这种借贷利率反映出了古巴比伦帝国建立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治国理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刘健研究员认为波斯帝国皇帝纳布尼德的懦弱名声或许并非属实，而是居鲁士大帝用来宣传的一种手段，刘健研究员认为，纳布尼德时期的文献与传世文献中对纳布尼德的描述和评价明显相反，后者的记载或许受到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宣传性叙述的影响，这种一正一反的鲜明反差反映了古代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一致性和传承性；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王欢副教授通过分析托勒密时期的王室敕令、纸草档案、神庙遗址以及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历史记载，认为托勒密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具有人口规模大、人口流动性强、多族群共生的特点，而埃及曾对这一地区保持着一段时期的持续有效的军事和经济控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郭子林研究员认为，古埃及的宗教仪式的最终目的在于展现国家的治理能力，因此宗教仪式不仅具有表达王权神圣性的宗教意义，更体现了新王国时期静态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动态的国家治理活动；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王三义教授以分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垂直管理地方事务的优势和困境。王三义教授认为，垂直管理的优势在于上传下达的便利，但军事奴隶制使得垂直管理存在消极的一面，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官僚机制本身具有的缺陷。
除了对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近东的“帝国”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外，学者们还就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即中西文明异同和互鉴进行了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黄洋教授围绕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的族群认同展开论述，他认为，尽管中国的先秦文献大多以“禽兽”一类的字眼代指外族人，但蛮夷和华夏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身份转换的界定标准就是行为是否符合儒家之礼，然而古希腊人则是以血缘而非行为来界定身份。此外，黄洋教授还谈及族群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族群认同体现在文化观念上，其“帝国”观念具有包容性，因此能够将蛮夷纳入华夏；罗马的族群认同则是体现在法律层面上，其包容性和中国相似；希腊因其政治具有排他性，因此外族群体不能被本群体接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徐晓旭教授考察了希腊化时代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和交往。通过分析公元1世纪《红海周航记》地理路线中最早提到“秦”的记录，以及《后汉书·西域传》中甘英通往“大秦”的道路，徐晓旭教授认为在印度洋贸易网中，各国更倾向于通过海上丝路运载货物，因此某种意义上海陆交通比单一的陆路交通更加重要。此外，徐晓旭教授还对“塞壬”进行重新解读，认为这一词表达的是“忘忧”之情，而非“令人悲伤”，这种变化体现了意义的跨文化飘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刘招静博士从心理学和性别角度对中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进行解读。刘招静博士认为，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语境下，女性应当取悦于男性，因此当时的欧洲将性别等级植入到中国形象之中，将中国男女描绘为“阴盛阳衰”，以服务于欧洲基督教。这种塑造体现了中世纪欧洲人的集体心理诉求，即塑造符合欧洲读者期望的中国形象。
此次圆桌会议学者们讨论的最为深入的一个议题是古代帝国的中心和边缘问题。为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金寿福教授以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行省为例，探讨罗马帝国的衰落。金寿福教授认为，罗马帝国对其行省埃及的剥削促进了罗马地区基督教的兴起，例如埃及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苦修”派，也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落；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黄薇博士认为，边缘地区对帝国中心的身份认同是有限度的，犹大地区对帝国的认同和族群记忆基本依赖于希腊化早期的先知作品，并在反复阅读中不断重新诠释和逐渐强化，亚述和巴比伦在犹大地区的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是由犹大群体自己塑造的；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郭丹彤教授以努比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为例，分析了新王国时期埃及对周边地区的不同治理模式。郭丹彤教授认为，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以及追求建立国家和个人荣耀的思想支配下走上了帝国之路。在努比亚，埃及建立起殖民地，并将其生活习惯和行政管理体系移植到这一地区；在西亚地区，埃及通过该地区各国向其宣誓效忠的方式确立起宗主国的地位。
此外，郭长刚教授认为，当前的学术研究既要看到帝国对治理和秩序的需求与族群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也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例如“阿拉伯之春”事件，考虑到帝国治理的优势，进行新的叙事和解读。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恒教授对当下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世界史的研究需要中国眼光，要结合中国史研究；其次，世界史的研究要具有中国特色，创造自己的研究路径；第三，世界史研究要结合实际、服务当下；最后，世界史研究要走向国际化。
最后，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帝国”应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内部文化和民族组成是多元的，并通过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影响其他国家。他们还认为，从广义上讲，只要是统治的地域足够广阔，并在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称为帝国。尽管古代世界的帝国已经消亡，但古代帝国的治理模式仍值得后世研究、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