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开始的疫情着实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命运。因无法返校而蛰居家中的我，很自然地阅读起关于疾病与医疗史的书籍，希望获得理解当下情势的线索。
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性疫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1918年一战刚刚结束不久，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瘟疫就席卷全球，夺取了五千万条以上的生命。约翰·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一书中就详细描绘了这场瘟疫的来龙去脉，以及美国医学界在20世纪初的迅速革新。当时美国医学的改革中心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将这所大学公布的实时数据当作权威来源。
尽管百年来的防疫手段日新月异，但面对疫情时将疾病政治化的做法却从未改变。那次流感之所以被称为“西班牙流感”，是因为西班牙没有严格的战时新闻管控而第一个如实报道了病情，然而这一“诚实”的做法却让西班牙背上了恶名。巴里指出，1918年的流感源头很可能是美国堪萨斯，但当时的美国人却认为是魔鬼般的军国主义德国间谍在美国投的毒。对比今日世界，可见历史教训确实从未被吸取。
古代社会中的瘟疫往往是大规模动乱后的副产品，大量的人口损失缓解了“马尔萨斯危机”而为大乱后的大治创造条件。尽管李中清和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中论证中国拥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手段以应对“马尔萨斯陷阱”，但是疫病终究是古代社会中控制人口最可怖的力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魏丕信在《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中所描述的那样，将援助天灾人祸下呻吟的人民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谓文明国家英国，却如Mike Davis在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Verso, 2001）中所严厉谴责的那样，对肆虐于印度殖民地的饥饿与疾病视而不见，Davis甚至将其形容为市场逻辑下的有组织饥饿！
但是欧洲国家在自己国内却从未如此不闻不问，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滥觞正是英国医师约翰·斯诺抗击伦敦霍乱的努力。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中描绘的巴黎改造，也同样是出于消灭生物学的病毒和社会学上的“病毒”——革命。这些例子都表明，疾病与抗击疾病的努力将生物学现象与政治权力的施展结合到了一起。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将其定义为权力技术变革的一个阶段，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安全机制”以帮助国家完成对于其臣民身体的掌控。
这种技术很快就从欧洲扩展到向近代转向的亚洲国家。班凯乐在《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中讨论了外国在船舶检疫中对中国主权造成的威胁，直接刺激了晚清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这一结论同样得到了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中诸多文章的支持；无独有偶，苏珊·伯恩斯被收录于《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一书中关于19世纪日本公共卫生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也明确地将日本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包含在民族力量和威望的话语中，并影响着日本的国际地位。这种理解，早已远远地超脱了疾病的生物学意义，而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
我将这种将生物学现象纳入政治史考察的方式称之为“活的”政治史，并不是因为其与“生”物学之间的关联，而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理解方式。传统政治史的焦点在典章制度与帝王将相的传记之上，这当然是政治史中最核心的范畴，我在今年的阅读中也不乏精彩的作品，如帕特里克·贝尔福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中信出版集团，2018）、安熙龙的《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和拉尔斯·布朗沃思的《诺曼风云：从蛮族到王族的三个世纪》（中信出版集团，2016）。
但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型为政治史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路径，这种思考路径的第一步，就是思考政治事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例如王明前的《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将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史放在了其基层权力与统治区域之间的互动中，提供了不同于单纯军事-政治斗争的视角。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云妍、陈志武和林展合著的《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中信出版集团，2019）通过抄家档案来分析清代官僚的家庭资产结构。
“活的”政治史同时还要求检验制度在实践中被如何执行。白彬菊的名著《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就是考察制度如何实践自身的典范。白彬菊在提出军机处的诞生乃是出于雍正对于“法外活力”，也就是绕过现有制度（法）遂行灵活统治手段的需要之后，便将视角转向军机处的日常运作：军机处里到底是使用满语还是汉语？数以万计的奏折和档案应如何登记和归类？军机处的职权边界又在哪？军机大臣和其他官员的关系又如何处理？这些细枝末节的探讨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军机处这个制度的细节，而是关乎君主专制界限的政治哲学探讨。事实上，军机处的骨干乃是那些处理文书工作的军机章京，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完成了军机处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使原本的临时机构转变为真正的权力中枢，这种官僚化形成了对皇权实践的非正式约束。纵使清代皇帝可以严厉地推行成竹在胸的决策，但是他们并非对所有事务都心有定见，所以他只能批准军机处的建议而非对每一件事都进行决策，也就是说原本作为皇权专制象征的军机处，也成为了控制皇权本身的缰绳。
白彬菊对于军机处的探讨生动地说明了有太多纸面上完美的制度，在实践中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扭曲。宋怡民的《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就探讨了朱元璋立下的军户如何被一般人巧妙地回避，甚至为己所用；胡恒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则告诉我们清代日益庞大的人口已使“县官临民”的做法不再可行，于是由州县的佐官分辖各区在清朝成为通行的做法，这一点直接质疑了“皇权不下县”理论的真实性；Bradly W. Reed的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则借由清末的巴县档案，为我们揭开了被称之为“爪牙”的那些书吏和差役们的生活世界。这些被正官所鄙视并遭到严格法律限制的吏员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组织方式和人际关系，使官员反而不得不依赖他们才能将行政权触及地方；何·皮特的《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指出，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有意的土地权属模糊反而使农地产权制度顺利运行。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制度在纸面和实践之间的落差，这正是“活的”政治史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之一。
除了检验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活的”政治史还试图追溯政治斗争的思想脉络。以鸦片战争前的论战为例，教科书中所讲述的是所谓“严禁派”和“弛禁派”之间的论战。但井上裕正却在《清代鸦片政策史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中告诉我们，事实上更本质的问题乃是“外禁派”和“内禁派”的区别。所谓的“外禁”是指将所有禁绝鸦片的责任推给广东当局，要求他们彻底阻塞鸦片的进口；而“内禁”则要求全国的官员一起行动，打击鸦片在国内的流通和销售。对于广东以外的官员而言，他们自然不可能支持“内禁”的主张，因为禁绝鸦片无疑是棘手而充满政治风险的工作。于是广东的思想界就产生了以“弛禁”为名的思潮，以摆脱愈加无法控制的鸦片贸易所带来的政治责任。然而与此针锋相对的，乃是波拉切克在《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一书，被称为“春禊派”的文人集团。在清朝放松了康乾时代的意识形态高压后，重新崛起的汉族文人集团热衷于针砭时弊和博得清誉，在鸦片问题上充当道德卫士，激烈地反对广东士人的实用主义主张。
“严禁”与“弛禁”的论战几乎成为朋党之间的斗争。在清代统治中被极力压制的朋党之所以在此时死灰复燃，其原因乃是嘉道时代的思想转变。张瑞龙在《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中指出嘉庆-道光时代，由于朴学理想的破灭，许多学者重新拾起了理学的大旗。他们呼吁从繁琐的考据中回归对于世道人心的关注；同时，嘉庆、道光两帝对清代衰落的明显自觉，也迫使他们接受士人们的争论并做出改变。
这种时代趋势使嘉庆、道光二帝显然缺乏他们父辈那种掌控意识形态的能力与自信。清代作为异族政权而君临天下，必然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汉人精英之间存在思想上的张力。然而由于殊途同归的两个原因，这种张力却并没有导致公开的决裂。对于经历了明亡的士人而言，痛苦的朝代更迭激发了他们对于学术思想的深刻反省，晚明自由而缤纷的思想解放迅速地被正统理学所取代，而考据学则进一步力图将儒学返璞归真。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一思想的变化历程。赵园的《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也从伦理和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儒学向正统的回归也被清代统治者所利用。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以及姚念慈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都着力分析了康熙如何摧毁汉人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而将所谓的“道统”与“治统”合而为一于君主本人。也就是说，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统治者既是“君”也是“师”；既统领政事，亦教化万民。君师一体的身份使皇帝剥夺了士大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权，而这无疑使知识和权力的共谋走向深化。这一过程的高峰，就表现在盖博坚在《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中描述的各路儒学思想争相向皇权献媚，以获得官方支持的现象。从这一点来看，诚如杨念群所言，道统和治统的合一使专制主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士的精神则成为了最大的失败者。
在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暴力-军事领域，“活的”政治史同样能带来不同以往的视角，这一视角的关键就在于在多层次的权力场域中观察军事行动的深远影响。Peter C. Perdue在其名著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从自然环境、内陆贸易、制度渊源、技术传播、宗教权威和历史记忆等多种角度，将清代征服准噶尔帝国的洪业，栩栩如生地绘制于读者眼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约翰·托兰的两卷本《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1982）。这两本书都是从宏观角度，将诸多的线索收系于一场战争的叙述中。
若从技术的视角看，费正清、小弗兰克·A.基尔漫，《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和Tonio Andrade的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都解释了军事技术在中国战争史乃至对世界战争形态的影响；而关于战争的文化维度和记忆层面的佳作，还可以举出梅尔清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卫城出版社，2020）描述了居住在江南的一般人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残酷的记忆；Joanna Waley-Cohen的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I.B. Tauris Publishers, 2006）则揭示了清代不同于其他中国朝代的独特战争文化。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和加拿大战俘肯·凯姆本的回忆录《天皇之客：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民族出版社，1995）则是关于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对手不同角度的反思与回忆。
“活的”政治史还力图捕捉那些在“主流”之外或躲在暗影中的故事。这些故事首先包括模糊的认同与边缘的群体。柯娇燕的两本书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和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就着力挖掘了清帝国中的边缘群体，比如苗、瑶、客家乃至疍户的生活与认同。而在现代人类学的调查中，麦高登在《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中对寓居广州的黑人侨民生活情况的调查，以及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群学出版社，2013）对凉山彝族人对于现代化的痛苦适应都是令人深思的作品。
这些边缘群体都是被现代性的洪流所抛弃的人，他们要么如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所描述的那样直接投身反现代化运动；要么如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书中关注的1960、1970年代的青年那样投身亚文化运动；要么就只能默默地忍受；凯博文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落和病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正是力图剖析精神衰落的自我表达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这些作品共同的基调，就是为底层发声。
这种对于底层的关注也延伸到了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韩书瑞、罗友枝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与冯尔康的《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中华书局，2005）从宏观和细节两方面描绘了清代的社会生活。曼素恩的《张门才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和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则从妇女与家庭的视角探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谭凯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则从唐代中国精英居住的密集性出发，解释为何黄巢之乱能够一举消灭延续了数百年的门阀大族。
最后，“活的”政治史也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活生生的个体，只是由于资料有限，这些个体很难不是传统政治史中的帝王将相。当然近年来的作品，如宫崎市定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福原启郎的《晋武帝司马炎》（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和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中西书局，2018）都或多或少地从更多的角度切入人物传记的书写。但我在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传记，却还是一本相当传统的作品。唐纳德·基恩的《明治天皇：1852-1912》（上海三联书店，2018）一书尽管在编排上非常刻板，把明治天皇生命中渡过的每年都生硬地切割为书中的一个章节，但作者戴着这如脚镣般的结构，给我带来了最行云流水的叙事。基恩笔下的明治天皇绝非活力四射的彼得大帝，而是像日本的定海神针。他尽管偶尔会用骑马与酗酒放纵自己，露出倦怠，但大多数时候，他始终忍受着各种国事要求他承担的义务及其带来的痛苦。明治天皇并不积极介入政务，但是在需要时能给予无可置疑的圣裁；他巡幸自己的国土，参加各种仪式，忍受常人不能忍之痛苦并将之视作自己的义务而安之若素，他用这种方式履行着一位君主的责任，毫无怨言，十年如一日。对于日本而言，在19世纪这样一个国家命运急速转变的时代，有这样的君主无疑是一种幸运。
除了帝王之外，宗教领袖也是有趣的课题。今年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接触了大量基督教的知识，这引发了我对耶稣的兴趣。有三本著作值得我特别推荐：第一本是勒南的《耶稣传》（商务印书馆，2010），这本原著于19世纪的作品以丰沛的情感还原了耶稣的一生，尽管这本书尚且有许多东方主义的烙印，但是对于历史地理解耶稣这位人物，勒南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二本是詹姆斯·泰伯的《耶稣的真实王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这本书的特点在于用考古证据还原了耶稣的亲属，尤其是其同母弟弟雅格在早期基督教社群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是巴特·埃尔曼的《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这本书从文献学的角度介绍了福音书是如何被选择、修改和正统化的。
以上是我从今年读完的305本书中挑选出的比较有趣、值得一读的一些作品，当然还是有一些作品没有被选入，更何况我还必须围绕一定的主题将书目串联起来。但无疑，这是一项有趣的工作，正如我强调“活的”政治史要从多领域、多角度阐析政治事件，那么“活的”读书法也应从这一总结中找寻知识与知识间的链接。在知识的链接过程中，创新的火花得以迸发，思辨的种子开花结果。我想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思维训练，值得各位读者去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