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后，千禧一代正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做不到：千禧一代如何成为过劳一代》一书的作者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指出了被寄予厚望的千禧一代实际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欺骗。在工会日渐衰弱、工作者缺少保障的当下，工作者被“追寻工作激情”、“通过工作彰显个性”等话语所蒙蔽，而逐渐失去了为自身应得权利而斗争的热情，这也成为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背后的深层原因。工作，被彻底地去政治化，成为了个体化的、私人的、孤立的斗争的场所。但作者提出，《做不到》一书的批评和反思仍然停留在对特定资本主义的监管和改革层面，而对资本主义根本上的剥削和压迫缺少深入探讨。本文作者Rithika Ramamurthy是布朗大学英语博士候选人、研究生劳工组织的主席。
今年5月，《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表了一篇题为《千禧一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道出了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心知肚明的事实：大流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衰退，而是一种倒退。2020年春天的工作岗位和1999年秋天的一样多。对于我们这些1981年至1996年间出生的人而言，过去10年间，危机后的“增长”仿佛从没发生过。
《做不到：千禧一代如何成为过劳一代》
安妮·海伦·彼得森（Anne Helen Petersen）在《做不到：千禧一代如何成为过劳一代》一书中探索了经济萧条时期存在的心理层面。彼得森表示，千禧一代和其他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曾经有过远大的期望。精英主义的神话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小就相信，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就可以战胜恶劣的环境，获得个人的稳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幸福的结局并没有实现，而且已经产生了广泛的情感影响。尽管“政治经济条件会对心理造成影响”这种论调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在面对“千禧一代正在毁掉诸如Applebee这样的休闲餐厅”或“对千禧一代应有的态度致以哀悼”等一系列反思文章时，该论点仍然值得被重复。成长在保障缩水、经历过多次衰退和无休止紧缩的时代，让这一代人产生了永久的焦虑。在一个缺少社会安全网的世界里，恐惧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在自由就业的时代，无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经历。对这一代人来说，尽管我们曾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我们实际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正如彼得森所写的那样，“我们不指望工作，或者提供这些工作的公司能够维持下去。……我们已经习惯了不稳定的生活。”
彼得森的书以对话的口吻表达了马克·费舍尔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m realism）”思想。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让我们感到，现有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氛围，不仅制约着生产文化，而且监管着工作和教育，并作为一种无形的屏障，威胁着思想和行动。”虽然彼得森没有提及费舍尔的著作，但费舍尔的定义，是彼得森将过劳认定为千禧一代的标志性情感症状的试金石，因为她最突出观点是：千禧一代经历的职业倦怠（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是资本主义下必要的生活状态。
1974年，美国德裔精神分析学家赫伯特·弗罗登贝格首次诊断出职业倦怠，表现为过度劳累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深度疲惫。疲惫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纵观历史，它被称为懒惰（acedia）、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甚至倦怠（ennui），是现代不满的一种症状。职业倦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劳动之间不可否认的关系和其严重的普遍性。彼得森认为，每个人都会感到过劳，这种感觉是当今职场文化的“基础”。从医生到送货司机，从艺术家到学者，从打杂工到谷歌员工——7300万千禧一代工作非常努力，但从没有人觉得，他们已经努力到足以成功的地步。
为了追溯千禧一代的压力何以如此之大，彼得森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追溯到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然后是他们的孩子，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婴儿潮一代（我们的父母）出生于强势政府和受控增长的浪潮下，在工会破裂和工资停滞的时代长大，在个人责任时代组成了阶级焦虑的最初场景（a primal scene）。随着企业悄悄重组养老金，政府大张旗鼓地宣扬“坚持不懈”文化时，政治和企业精英开始通过取消福利、将贫困定为犯罪，和其他侵蚀社会结构的方式来组织他们享受这些曾经的福利和机会（“pulling the ladder up behind them”）。彼得森强调了这一阶层“拥有接近权力杠杆和具有文化知名度”的特性，这呼应了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的观点：即主要是白人男性精英制造了经济焦虑，然后反过来利用这种焦虑来获取政治利益。通过强调“支撑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转变”的经济叙事，彼得森与那些错误的观点（如J·D·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背道而驰；那些错误的观点认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男性气概的减弱或宗教的衰落，而不是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追求或企业的贪婪。
通过撰写婴儿潮一代的经济谱系，彼得森将关于千禧一代的论点建立在阶级焦虑的代际转移中，从历史方面展现了当代的疲惫。彼得森指出，比起为社会正义和工作保障而战，许多婴儿潮一代对物质条件变化的反应是“加倍努力地去控制他们可以试着控制的东西：他们的孩子”。通过调查一系列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受访者，彼得森将“婴儿潮一代”的资产阶级核心与千禧一代的不安联系起来，发现“忙碌”、“精心栽培”（即父母有意识地在早期开始就为孩子做好教育投资，培养孩子的各方面能力，与放养式教育对立）、“直升机父母”（指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过分介入儿女生活，保护或是干预其生活的父母）和其他优化实践是代际联系的核心。这种为了培养最成功的一代而进行的激烈竞争（rat race），导致下一代人童年的方方面面都失去了闲暇时光，并在努力传承中产阶级地位的过程中灌输了不稳定因素、产生了不安全感。一代人的渴望成为了另一代人的焦虑。
如果争论就此为止，那么它只不过是敦促我们杀死脑海中的专横父母的，心理层面上的争论。代际争论经常被批评为过于简单化或概要化。但彼得森的书，试图为这个情绪化为主的争论提供更多的物质背景。套用马克思的话：千禧一代不会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也绝对不会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无论是在自我选择的环境还是其他情况下。婴儿潮一代不仅是我们脑海中的噩梦，而且他们甚至还没死；他们还活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像老板和政客一样欺负我们，或者像父母一样担心我们。这种对养育子女的专注——以及它的物质和政治动机——作为主题贯穿全书，让作者得以证明情感与经济力量是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这个所谓私人空间中。彼得森的观点是这样的：虽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创伤，但晚期资本主义在各个财富阶层造成了经济和心理层面的不平等压迫，而这也与时代有关。换句话说，时代是阶级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
千禧一代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本书最有力的章节，即第四章至第八章，系统地将使得职业倦怠成为集体现实的诸多现象串联起来：在历史上对于劳动保护的侵蚀；关于梦想职业和“激情”工作（dream job and “passionate” work）的文化升华；临时工地位的逐步提升；企业的监视文化（surveillance culture）和上班摸鱼（time theft）在当代的永久化。本书的每一章都遵循前一章的立场，用一些放肆而俗套的标题，诸如《做你喜欢的事》、《工作为何如此糟糕》、《工作为何一直那么糟糕》、《技术让一切运作起来》、《周末是什么?》来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批评。在这些章节中，“糟糕透顶”并不仅仅适用于形容自由撰稿人和不稳定的学术工作经历，它是任何职位的特征，它掩盖了劳动和薪酬等问题，反而突出了求职者的独特性。
彼得森对制造业的供需问题作了令人震惊的描述，该问题让企业把糟糕的选择变成了诱人的机会，只提供最低工资和缺少福利的卑微工作，被描述成了所谓的“客户支持英雄”或“明星修理工”。从2006年到2013年，有“忍者”之称的工作岗位增加了200%。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开头提到的《华盛顿邮报》文章中的错误：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似乎出现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现在这些工作岗位已经因为流行病而消失了），但它们大多是糟糕的、不稳定的，而且竞争非常激烈。在“有灵活性和有趣”的幌子下，工作被重塑为个人表达的场所，这样一来，员工可以被要求做更多的工作，而他们的雇主却提供更少的工资。对工会的蓄意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让工会工作显得“明显不酷”的文化重塑（当你可以获得额外津贴时，谁还会想要保护？），意味着过度工作文化中最有害的一面，成为了对美好生活盲目追求的标志。工作，被彻底地去政治化，成为了个体化的、私人的、孤立的斗争的场所。这是你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要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些章节探讨了围绕工作的文化态度是如何在麦肯锡顾问的带领下产生了物质形变式的症状，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是，虽然本书的这些部分，以及一篇使本书得以出版的、在Buzzfeed被疯转的病毒式文章，简明扼要地把握住了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心理问题，但它们的责任却止步于此。
“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抨击，而是针对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抨击，”彼得森告诫说，“这种资本主义的目标是为与产品或其背后的劳动者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创造短期利润。”这句话使得彼得森无法提出任何激进的建议，只能倡导恢复工会或改革企业惯例。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需要通过压迫和剥削工人来创造价值。虽然工会化和监管肯定会为生活质量带来真正的变化，但只要资本家仍在榨取剩余价值以获取超额利润，工作就会变得糟糕。今天，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大声疾呼且做出毫不妥协的批判，并共同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特点正是其固有缺陷。彼得森恰如其分地诊断出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她在Buzzfeed发表的原创文章的流行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除了温和地提醒人们，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以外，她并没有开出有意义的药方。
这种对诊断的纠结，部分原因是彼得森过度依赖情感分析法。书中关于技术的一章就说明了这一点。彼得森用第一人称叙述了三页，详述了她每天被科技淹没的情况：“我起床后对Alexa（虚拟语音助手）大喊了几声，就为了打开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我打开淋浴。当它升温时，我会查看协同工作软件Slack。”这种自述式的风格，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彼得森有多忙，以及工作和休闲的界限永远是模糊不清的。这种风格很有说服力，甚至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但它暗示了本书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将情感上的“疲惫”作为社会知识的所在，这意味着彼得森的经历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个普遍假设，即情绪体验会直接导致对沉浸感的理解的扩大。回到她之前关于这种感觉是基础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一对一的分析消除了来自不同阶层或种族背景的人如何经历疲惫的重要区别，即使它承认其他种族或性别可能会处于更大的劣势。本书的社会学规范体现在其收集和整理了经历过职业倦怠者的例子；但是，这一系列的联系并没能利用或集体化最初的见解：一系列独特的条件导致工作成为一个无法忍受的问题，而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终，这本书在组织形式上重复了它的政治问题。因为《做不到》将核心的、反资本主义的论点放在了更接近回忆录的东西里，所以在共同的情感和个人的启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将可概括的经济理论包藏在特定经验的外壳里——从一个人的童年，到每个人的童年，到筋疲力尽的工作环境，再到个人烦恼——导致彼得森论证的力量不断受到自身情况的束缚。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关于养育子女的章节，它正确地将养育子女定义为一种无报酬的工作形式，并强调“其成因是系统性的”，但在结论中，彼得森又奇怪地提出了她个人选择不生孩子。这并不意味着本书的失败只是因为它只围绕着像彼得森这样的白人、千禧一代、中产阶级的经验——尽管这肯定是一个值得批评的点。这意味着本书并没有完全围绕着要做的事情凝聚起来，因为它没有超越这个视角的限制，即如何将人们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感受到的、或在不均衡的情况下所经历的过劳疲惫，与如何将在当前政治时刻下，将过劳当作一个有用的组织工具相互平衡。在分析过劳这样的影响时，应该同时重视其在结构和感觉上的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排除那些在资本主义过度残酷中遭受最多痛苦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结束语中“烧毁一切”的严厉禁令显得缺少效果，而最后“和精疲力竭算帐”和“重新承诺和珍惜自己”的一些姿态，则提供了一种令人沮丧的、拒绝的政治。虽然本书令人钦佩地阐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经验，并发现它隐藏在职场文化和休闲时间的各个方面之下，但它并没有完全超越对“工作糟透了”这一不足为奇的见解的重构。它最终提出的、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如“方便的清单”和“广泛而详细的政策解决方案”，实际上就那样。根据这一结论，除了“团结一致”之外，真的没有任何单独的、解决职业倦怠的方法。但对彼得森来说，团结仍然局限于我们有限的政治想象之内。
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反抗现状。我们可以拒绝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失败而责备自己。我们可以认识到，仅仅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是不够的。我们得让大家过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实质性变革必须来自公共部门——我们必须集体投票，选出那些为之不懈奋斗的政客。
虽然彼得森试图想象一个集体抵抗的动态愿景，但这段话的第一人称复数却停留在承认、抵抗和拒绝的领域。让人们把自己视作工人，再将自己看作被剥削的工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更难的是让他们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在纠察线上或其他地方与他人团结一致。难上加难的是建立一场超越投票箱的运动。在许多情况下，拒绝和抵抗是只有某一特定阶层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任何情况下，选举宣传只能是众多策略中的一种。如果当前政治僵局的部分原因是人们普遍拒绝将工作视为政治争论的场所，那么必须将工作重新激活，使之成为集体行动和作出持久变革的场所。《做不到》解释了为什么工作总是让人感觉很糟，为什么它变得更糟了，以及工作可以改进的地方。但除了将这些问题视作结构性问题，我们还需要组织起来、共同结束剥削。如果像彼得森大胆地写道的那样：“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们不妨一起接近工作和我们的不良感觉外的极限。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2020年12月29日刊，原题为：Work Sucks： On Anne Helen Petersen’s “Can’t Even”，作者：Rithika Ramamurt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