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开创词典小说先河的《哈扎尔辞典》之后，塞尔维亚国宝级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另一本代表作塔罗牌小说《君士坦丁堡之恋》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魔术师”、“祭司”、“隐士”……22张塔罗牌对应了22个章节故事，你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按照自己抽出的塔罗牌顺序读完全书，帕维奇用这本打破了传统时空线的小说，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历史名城君士坦丁堡。
12月17日，《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举行，本书译者曹元勇，作家路内以及学者朱琺来到现场，带领听众一起走进帕维奇的文学世界，寻找这本塔罗牌小说的正确打开方式。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在帕维奇眼中，艺术分为“可逆向复原的”和“不可逆向复原的”。前者可以让受众通过变换观察视角，从不同的侧面观赏作品，诸如建筑、雕塑、绘画；而“不可逆向复原的”的艺术，比如音乐和文学，它们像一条单向的道路，路上一切的运行都是从开始到终点、从诞生到死亡。帕维奇希望把文学这门不可逆向复原的艺术做成可逆向复原的艺术，《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便是帕维奇对于此创作理念的最好实践。
欲深入帕维奇，需了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历史
米洛拉德?帕维奇在生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然而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却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1996年年底北大学者张颐武撰文批评作家韩少功《马桥辞典》有抄袭帕维奇《哈扎尔辞典》之嫌，引发了韩少功对张颐武的诉讼官司，这场官司引发了读者对《哈扎尔辞典》的浓厚兴趣。1998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南山、戴骢、石枕川三位译者合译的全本《哈扎尔辞典》，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第二本帕维奇作品，叙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中的遭遇。两个家庭分别为拿破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隐喻今天的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在小说中，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在奋斗，而是为了与本民族无关的事情在拼杀。不管是胜利或失败，他们除了承受战争的痛苦外，没有为本民族带来一丝好处。处于众多力量之间的塞尔维亚民族，就这样在别人的战火中被撕扯着。
在《哈扎尔辞典》出版时，帕维奇的祖国还是南斯拉夫，而到了写《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他曾经的祖国已分崩离析，到2009年他去世时已经成了一个塞尔维亚人。曹元勇表示，“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作家的命运也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南斯拉夫当时不分裂的话，帕维奇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米洛拉德?帕维奇
了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历史，是深入帕维奇思想的前提。帕维奇借助写哈扎尔，实际上是暗喻南斯拉夫的命运：南斯拉夫自古以来就是东方和西方交汇之处，后来更在共产主义东方与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积累了复杂的矛盾。帕维奇通过《哈扎尔辞典》，认为南斯拉夫人是有自己独立品格的民族，不应该为了迎合别人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但其时南斯拉夫尚未解体，帕维奇对于自己的观点做了巧妙的处理，留下了一部充满了暗语与春秋笔法的《哈扎尔辞典》。但到了写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作为统一国家的南斯拉夫已经解体。塞尔维亚作为帝国剩余的一部分，继续夹在东西方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更加尖锐。于是，小说的主角也不再是消失的民族，而直接成了塞尔维亚人。
如何正确打开塔罗牌式小说
和1990年代很多人一样，曹元勇结识帕维奇也是因为“马桥事件”。“当时我在前往广州的火车上看《哈扎尔辞典》，完全被其中所写的迷幻世界所吸引，里面所描写的比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还有魅力。追梦人和捕梦人的形象令我着迷，这些东西会浸入我们的内心。我想象我在卧铺车厢里做了一个梦，能够钻进每一个人的梦里，也许会有奇遇。”
“在翻译《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时，我主要依据英文版、法语版以及塞尔维亚语版本。作为译者，我坚持尽量使用原文对应的词语和结构。遇到理解不了的地方，就参考法语版的表述。但如果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只有查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汉语词典》。而帕维奇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塞尔维亚民间表述法的作家，包括一系列俗语、格言以及民间故事。他不会直接引用这些民间表述，而是有变形，如同卡尔维诺一样变幻出自己的特色。此时，仅仅比较不同版本或者查阅辞典都不够用，我只能向帕维奇夫人请教。而帕维奇本人一直以来对翻译有这样一个观点，倘若实在不行，就按照字面直译，让读者去想它是什么意思。不能融会贯通的地方运用直译，可能损失掉的东西就越少，意译只能是翻译者妄加的意思。”
2013年译文出版社把帕维奇的版权买下后，曹元勇首先选择的就是翻译这本塔罗牌小说，“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塔罗牌是干什么的，对此我非常好奇。”
塔罗牌和小说的关系是什么？如同《易经》有64卦384爻，塔罗牌系统一共有78张牌，其中大阿卡纳牌有22张，解释人的命运，小阿卡纳牌56张，辅助大阿卡纳牌进一步解释命运的趋势。《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巧妙地运用了大阿卡纳牌的22张牌，将故事拆成了22段彼此相关，却有一定独立性的故事，每一段故事的主题恰好与22张牌的寓意相合，仿佛是对塔罗牌的进一步解释。比如，第9号牌在塔罗牌体系中是“隐士”，代表了智慧、经验和明智，作者在写这段故事时，恰到好处地插入了一个隐士，用他的口来说出塞尔维亚人的命运，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了铺垫。
朱琺表示，“帕维奇之前，卡尔维诺也写过塔罗牌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卡尔维诺预设进入密林之后，大家都丧失了言语能力，只能通过摆放塔罗牌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经历。而每个人切牌以及摊牌的方式不一样，一张塔罗牌相当于一个情节单元。由于没有表述为语言，经历就呈现为一种多解的形态。但卡尔维诺写了两部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他将78张大小阿卡纳牌都运用其中。”
塔罗牌在占卜之外讲故事的传统其实早已有之。作家路内言，“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塔罗牌的介绍，它原先并不是吉卜赛算命之物。实际上开始时就是随机抽取看牌讲故事。这种形式很有意思，讲故事本身就带有很多巫术传统，当然写小说也是在讲故事。不过一个作家如果只是单纯玩弄结构，他的作品只会是昙花一现。帕维奇结构把玩中容纳了很多宏大的东西，比如家国命运。像帕维奇这一路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其实不多见，跟他近似的有卡尔维诺、埃科等。”
《哈扎尔辞典》
那么，怎样才是塔罗牌式小说正确打开方式？曹元勇表示，“《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最好还是从头到尾先看一遍，其实《哈扎尔辞典》的一般读法也只能如此。只有看了两三遍后，可以跟随自己心中所愿侧重或抽取一部分字条来看。”
“在翻译过程当中，我试图把它当成一部算命小说翻。但后来发现没有什么算命不算命的东西。命再算，牌本来就在那。只不过翻过来后，把牌面的意思告诉你。我惊讶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用塔罗牌式的结构，七八万字就写了那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它不单是一部战争背景的爱情小说，里面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你可以深究里面的神秘色彩，也可以按图索骥寻找拿破仑战争的秘史。是以到后面随便抽出一章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复杂，很多细节埋伏在不同章节里面。就像讲一个人的命运，前面走的路早已有很多暗示，只不过在走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帕维奇讲，天才的读者永远比作家多，当然比翻译家更多。这本书好像根本读不完，需要交给读者寻找和创造更多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此书最独特的地方。”
帕维奇与中国先锋文学
帕维奇《哈扎尔辞典》一经引入中国，其对小说叙事技巧性、创造性的变革被许多中国作家所借鉴。路内认为，“帕维奇对中国的先锋派有过影响，或者说对中国九十年代小说走向历史想象，走向更复杂的结构有深厚影响。中国的先锋小说多是短篇，但是当《哈扎尔辞典》这样的长篇大作出来后，中国先锋小说也开始向深处挖掘，拓展作品厚度，引发了很多对于中国文学可能性的想象。帕维奇不仅把小说的时间或空间作为一个维度，他实际上也把语言作为一个维度。每个小说家心中都有一个背反的梦想，第一他要将自己的语种光大门楣，第二是他要写出一个世界性语言的作品，像帕维奇一样，任何一种语言翻译其文学作品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曹元勇表示，“其实我们1990年代有一部先锋小说，李洱的《花腔》。当时这部书被认为是先锋小说的集大成者，它和《哈扎尔辞典》有某种形式的内在联系，《马桥辞典》反倒只是辞典体的偶合，没有太多相似处。《哈扎尔辞典》以红书(基督教)、绿书(伊斯兰教)和黄书(犹太教)三个视角来进行叙述。而《花腔》则是以延安、国民党以及日军三方代表千头万绪的回忆与叙述呈现以瞿秋白为历史原型的革命人物一生的遭际。”
帕维奇非常重视文学的建筑性，他父亲在困难时期曾经做过建筑师。帕维奇受其影响，对于文学有其面向未来的一种新的看法，他试图提升读者在一部小说的创造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小说中有关情节的选择和情境发展的决定权都留给了读者，让他们去决定：阅读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朱琺表示，“中国的先锋文学中也可以找到此类变革的愿望。有人认为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学的诉求，也有人表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度中国先锋小说家的理念，即小说重要之处不在于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命题中国作家好像还未完成，或者说从哲学史的角度，还没有完成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但帕维奇似乎比我们走得更远一些，他更关注的是读者怎么阅读的问题。通过作者对以往书籍破坏性或变革性的设置，让这本书对于读者来说有不同的读法。”
此次新书首发会中，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表示，译文社目前已取得帕维奇另外四部小说的出版权，其后将陆续推出《鱼鳞帽——艳史》、《双身记》、《风的内侧》以及《茶绘风景画》，让越来越多塞尔维亚优秀作品来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