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多媒介人类学”（multimodal anthropology）的实践：用一幅画和注释，分享这一年中的六个故事。
《2020备忘录》，作者绘，9"×12"，丙烯、彩铅、马克笔
40°46′50?N, 73o58′21?W和青铜底座
画上的经纬度是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东门口，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青铜像的位置。2020年6月22日，父亲节晚上，纽约市政府决定将这尊塑像移走。这是今年被推倒、拆除、移走的众多雕像与纪念碑中的一座。
1920年，罗斯福去世后一年，纽约成立了专门的纪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了纪念罗斯福一生中作为自然学家、探险家、自然历史学家的贡献，除了沿着Central Park West大道扩建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的建筑（扩建的部分也就是后来的East Wing，主要容纳自然科学展厅与研究机构），还决定为他修建一座雕像。
设计雕像的是美国建筑师John Russell Pope（1884-1937），在他的设计陈述里，他将雕像命名为“Equestrian Statue”（骑马像）。他特意安排了印第安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站在他坐骑的两旁，表现出罗斯福善于团结各个种族、在自然教育与保护上非凡的领导力。美国雕塑家James Earle Fraser（1876-1953）操刀了雕像的实现过程，在他的工作笔记里，他记录道自己希望通过雕像强调罗斯福与各种族之间的友谊，并以此象征美洲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结。
尽管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将超过2亿3千万英亩的土地划归为国家公园、国家森林或生态保护地，但这些土地却充满了纷争，比如从这些土地上被驱赶出去的北美原住民到现在都在为土地的所有权与政府打官司。尽管罗斯福的政治思想比同时期的人更进步，但他对于“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在现在看来绝对不可接受。
无论设计师与雕塑家如何为雕像的初衷背书，这座铜像注定无法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问题上认知的局限：1932年，工人们在博物馆大门外搭建雕像的模型，博物馆内正在举办有关“优生学”的展览和国际会议。
目前这尊雕像属于纽约市历史遗产，雕像坐落的地皮也是纽约市政府的财产。2017年纽约市决定保留市内一些存在争议的历史雕像（包括罗斯福这尊），但要求文化机构对这些雕像的历史背景做出更为详尽的介绍，作为有益的教育资源。此项决议通过以后，有不少人强烈反对。当年十月，一桶红漆就泼到了罗斯福雕像的底座上。声称对此负责的某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覆盖着红漆的雕像的照片：“雕像沾满了鲜血。”
2019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充满争议的雕像做的展览
在警方清理现场之后，雕像恢复了原样。但博物馆内部对雕像争议却非常大。于是2019年，博物馆就雕像进行了一次专门展览：在馆内以展板的形式对雕像建造的历史、罗斯福本人、雕像中北美原住民与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背景，以及围绕雕像发出的不同声音做了一次展示。
2020年6月4日，博物馆“旧事重提”，一纸报告打到了纽约市政府，要求移除东门外的塑像。恐怕也是因为George Floyd事件引起的公愤过于强大，全国范围内爆发的BLM运动愈演愈烈，纽约市政府决定将塑像移走。
那么，移走的塑像该去哪里呢？挪入博物馆内作为“批判性”展品？存进仓库等它积满灰尘？或是，彻底毁掉并将金属回收利用？这些都是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的从业人员对这尊塑像命运的提议。移走雕像远远不是我们需要的答案，这仅是开始：我们该如何重塑（recontextualize）历史的遗物？我们该如何保留和叙述历史的记忆，尽管有些记忆难以启齿？在一场正在进行的历史运动中，我们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自己？
在时代疯狂的洪流里，没有人比那些失去基座、坠入河流的雕像更走运。
“哭泣的树”原型是小说Letters From Cuba中的美洲木棉（Ceiba）
“哭泣的树”
如果什么能替代被移走的雕像、填补那空置的底座，我希望是一棵“哭泣的树”。
有关树的比喻，来自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har今夏出版的小说Letters From Cuba（《古巴的来信》，2020，Nancy Paulsen Books）。这部小说主人公Esther的原型是作者的祖母。Esther的父亲于1937年从波兰的格沃洛沃（Govorovo）辗转到古巴，打算在古巴攒够钱接全家人过来，逃离纳粹的压制与追捕。1938年，作为家里的大女儿，Esther独自一人乘船到古巴，跟父亲一起打零工赚钱。
Esther和父亲住在距离哈瓦那170多公里的小镇Agramonte。这个“空气中弥散着蔗糖甜香”的小村庄，却是当时“全球化”的缩影：除了这一对逃难的犹太父女，还有开杂货店的中国商人和他热爱绘画的侄儿、被贩卖到古巴甘蔗田与糖厂工作的非裔后代、同情犹太移民的西班牙裔医生，也有开始接受纳粹思想、对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糖厂监工。大部分人原本的目的地是美国，但由于美国突然紧缩的移民政策，他们不得不转道去了古巴。“古巴离美国那么近，游也能游过去”，一些人这样开玩笑。他们中很多人却永远留在了这座岛国。
《古巴的来信》，2020，Nancy Paulsen Books
有一天，Esther在好朋友家见到了一棵缠有铁链的树。这是一棵美洲木棉（Ceiba），朋友告诉她树上的铁链是用来捆绑当时从非洲运来古巴糖厂做苦工的黑人奴隶。后来，Esther去拜访朋友，无意间发现一群非裔妇女正围着木棉树击鼓、舞蹈和歌唱：
Yemayá Asesu
Asesu Yemayá
Yemayá Olodo
Olodo Yemayá…
她们在用歌声呼唤约鲁巴（Yoruba）的女神Yemayá，这位掌管河流与海洋的神灵。“她们在呼唤海洋，我曾乘船跨越的海洋，那将我和你分离的海洋……”，Esther听着低沉的鼓声与吟诵，开始思念远在欧洲、自己挚爱的妹妹和奶奶。
来到古巴后，Esther一直告诉自己要勇敢，要帮助父亲尽快凑齐全家的船票钱。十二岁的她没有时间哭泣，也没有时间去回望大西洋对岸的故乡。此时，她发现自己的泪水不断涌出，竟然将脚下的地面浸湿。当她即将昏厥、被众人搀扶起来的时候，她看见木棉粗壮的树干上也流淌着泪水。
Esther的朋友告诉她，这天是Yemayá的生日，击鼓与吟唱便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Yemayá跟随被贩卖到美洲的约鲁巴人（来自现在的尼日利亚和贝宁）跨越重洋到达古巴。“她哭泣，因为她也听到了你的悲伤”，Esther的朋友说。
犹太移民的痛，非洲奴隶的痛，在眼泪、河流与海洋中共鸣。在古巴的日子，Esther和父亲得到了这些来自不同种族、文化朋友的关照与帮助。尽管大家背井离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因为自己经历的悲伤而学会了共情。面对一个并不明朗的未来，相互支持前行。
1939年初，Esther和父亲终于攒够船票钱，将全家人接到了哈瓦那。Esther的奶奶因为眷恋家乡，坚持留在波兰。1939年9月1日，德军轰炸格沃洛沃，战争爆发。包括Esther奶奶在内，大部分留在格沃洛沃的犹太人，消失在那一年的冬天。
胶鞋、草莓与标签
这只奇特的胶鞋来自一位墨西哥的边境穿越者——在胶鞋下面粘上类似于拖布一样东西，人在沙漠中走过的时候，就不会留下明显的脚印。
The Land of Open Graves，201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胶鞋，是在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Jason de León的民族志The Land of Open Graves（201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里。这是有关美墨边境非法穿越者的“又一本书”，但和那些调查记者或社会活动家不同的是，de León花浓重的笔墨向我们描述了一片令人生畏的沙漠：
白天沙石被烈日炙烤，只有低矮的灌木能提供几英寸的阴凉；晚上气温骤降，响尾蛇、野猪和秃鹫在贪婪地游荡；劫匪和人贩子似乎串通好，在穿越者精疲力竭的时候搜刮掉他们身上任何还有点价值的东西；就算躲过了毒蛇、劫匪和强奸犯，边境巡逻警察的直升机、装有红外线探测器的越野车也不时出现。不过，大多数穿越者在这个时候反而希望被发现——他们已经两天没喝过水、伤口严重感染，奄奄一息。
没人知道亚利桑那与墨西哥接壤的Sonoran沙漠每年吞噬了多少人的性命，就像de León所说，这片荒野简直是“敞开的坟墓”。它也是美国国土安全局认为能够威慑和阻止非法穿越者最有力的一道防线。然而，de León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非法穿越者是否踏足这片沙漠，不在于自然环境有多险恶，不在于边境巡警的装备有多先进，甚至也不在于被驱逐的后果有多严重——只要美国还需要低成本劳动力、只要全球经济仍然按照目前的模式发展，就会有人源源不断地从墨西哥和中美洲其他国家冒生命危险跨越边境。
疫情期间，很多人会在家门口挂上一幅画着“爱心”的牌子，表示对从事“必要工作”的人员（essential worker）表示感谢
今年三月，美国疫情暴发的时候，Silva正在加州的一间农场上采摘快要成熟的草莓。她是“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中的一员，很多年前从墨西哥进入美国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几星期前，Silva的雇主给了她一封信，是一份来自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认可Silva在农场的工作并认为这对目前美国的食品供应链“非常重要”。Silva一直将这封信带在身上，以免在疫情期间外出工作时被警察抓住，扣上违反“居家隔离”禁令的罪名而被遣返。
她来美国的这些年，没有一天不担心四处巡逻的警察。然而还有大量的、和她一样提心吊胆的非法移民，正在加州采摘草莓，在密歇根为苹果施肥，在纽约和爱达荷的牧场为奶牛准备饲料。早在疫情发生以前，美国农场的劳动力就已经严重短缺。很多农场都依靠雇用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临时工，来缓解繁忙季节人手的问题。在特朗普加大对无证移民的驱逐之后，不少农场因为雇不到工人而相继倒闭。
Silva手中的签证来自一个叫H-2A的项目，这是专门发给作为季节性临时工来美国的移民。2019年，超过25万人通过这个项目拿到了签证。但疫情发生以后，国土安全部和州政府都不再发放这种签证——恰恰在草莓与蜜桃将要成熟之际，将负责采摘它们的临时工人挡在了边境之外。
哪怕像Silva已经踏入了美国的土地，她仍然为自己的处境担忧：短缺的人手意味着她将要延长工作时间，季节性的临时工没有病假福利，没有医疗保险，政府发放的纾困金里，他们也拿不到一分钱。（有关Silva和无证移民在疫情期间的故事与数据，见“Farmworkers, mostly undocumented, become ‘essential’ during pandemic”, 04/02/2020, nytimes.com）
当疫情发生时，我和我身边的大多数朋友都在为突然被阻断的“流动性”而感到沮丧：无法旅行、国际会议取消、聚会与活动被无限拖延… 然而，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幸的是）他们的“流动性”不会因为病毒、沙漠、或者自然灾害而中断——“流动性”甚至都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de León于2020年发布的装置作品“Hostile Terrain 94”
de León于2020年发布的装置作品“Hostile Terrain 94”（局部）
2020年9月，de León和他的团队在宾州的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做了一个展览（“Hostile Terrain 94”, Phillips Museum of Art）：他们将大约3200个手写的标签安插在美墨边境的地图上。这些标签代表着2000年到2020年这二十年间，在Sonoran沙漠发现的非法穿越者的尸体；地图上标签的位置还原了边境巡警及志愿者发现尸体时的GPS定位。白色的标签是已辨识出身份的死者。剩下的1000多张黄色标签背后的死者，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他们的姓名。
Thank you! Thank you essential workers…the undocumented, the unidentified…
口罩、眼镜与救生圈
为那些诚实、勇敢、辛劳、曾经或者仍在与病毒抗争的医护人员。
招财猫与大麻叶
在美国，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的是餐饮、旅游、代购和服务性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最为明显。离我家不远有一间中餐馆，在夏天到来之前关了张。六月店面拆除的时候，我看到工人将他们前台的那只招财猫搬进了卡车。在这个多事的庚子年，不知有多少抱着金元宝的猫流落街头。
除了领取政府的救济金，不少华人四处寻觅工作机会——有人东山再起，有人身陷囹圄。比方说，于2020年12月6日发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篇报道，题记是“在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保留地上，野心家设计的大麻骗局吸引了上千华人投资务工。两个脆弱的社群开始仇恨彼此，摩擦上升至械斗”。
山火、船与灯塔
船似乎即将靠岸，但对岸的树林中却燃起了熊熊大火。
仅2020一年，加州就发生了9000多起山火，燃烧的范围超过400万英亩（数据来自nytimes.com和latimes.com）。四月地球日前后，CNN气候问题首席记者Bill Weir给刚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信（“To my son, born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and climate change”, cnn.com）：
作为你老爸，最凄美的一幕，是看到你妈妈隔着P100口罩第一次吻你。
Weir说在儿子快要出生前，他因为太过担心，差点在eBay上花600美元，只为拍下一只价值不到1美元的N95口罩。就在他即将完成支付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在自己的急救箱里有一只P100口罩——他去年在加州报道火灾的时候，一直戴着这只口罩——尽管口罩上面也许还留有山火的烟尘。
Weir在工作中，采访过无数从事环境问题的科学家。他深知，气候的恶化与一场无法预料的疫情，绝不会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新闻标题。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人类的两重灾难，竟然在纽约的一间产房中、在母亲隔着口罩对新生儿的一吻中，被结合在了一起——这是让一位资深记者极度绝望的时刻，却又给一位新生儿的父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山火、船与灯塔
国内疫情还很严重的时候，我在热贡的画师朋友收到了一笔订单，是一线城市的某画廊老板想要订制一百幅叶衣佛母的唐卡。叶衣佛母（loma gyonma），是藏传佛教里最能赐予人们健康体魄的佛母本尊。她住在深山中，以树叶及孔雀尾翎为裙，精通山林里草木的药用原理，尤其善于祛除瘟疫灾害、防止传染性病毒。
当我看着新闻中如地狱般烧红的天空，不禁疑问：失去了栖身的山林，叶衣佛母是否还能找到医治病毒的草药？她是否还拥有治愈疾患的法力？或者，她是否仍愿意去医治狂妄自大、破坏自己家园的愚昧之徒？
四月一个晴朗的周日，如果在平常，我们会带孩子去动物园。这天我打开电脑，给女儿搜索大象的照片。女儿挑了一张站在非洲草原上的大象，开始“写生”。她笔下的大象站在金黄色的土地上，身上开满鲜花，鼻子向上仰起，背后一片暖色。她说：“大象爱晚霞。”
Weir给儿子的信里最后写道：
我们本以为自己年龄太大，不可能成为父母，但你却是我们去克罗地亚度假时最好的礼物——你的曾祖父在这个国家出生，而你孕育在杜布罗夫尼克海边一间由灯塔改造的民宿里。……灯塔的守护人，机警而可靠，他带着对自然的敬畏，履行拯救生命的承诺。这也将是你的使命，我美丽的儿子。
我们中的很多人与这位心碎的父亲一起，勇敢地爬上了人类的灯塔——他们焦急地望向海面。没有人知道这场风雨将会持续多久。我只希望，当我们孩子这一代（以及后面的来者）在打开探照灯引航时，世界的巨轮不会因为承载了人类太多无知、贪婪、自大与冷漠而变得过于沉重，在暴风雨中，失去控制，撞毁灯塔带来的最后希望。
后记
病毒撕开的，不仅仅是人类免疫力的创口，还有我们社会脆弱的抵抗力及其积累的种种慢性疾病。记录下这六个故事并不是为了和2020告别——尽管我很希望像在童话或科幻里，撕掉日历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前方的2021，有融化的冰川、无法扑灭的山火、仍在肆虐的病毒、摔断腿的招财猫……
画和它的注释是为了记住：这一年中的进步（如果移走的雕像算一个的话）与令人难以置信的倒退、面对危机面前人类宝贵的共情能力（哭泣的树）、愚昧（手纸）、肆意妄为（山火）、无端的仇恨，以及与之相对的真诚与勇气。
无论喜不喜欢，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
2020年12月29日
于康州新伦敦
(本文作者薛茗为UCLA人类学博士，目前供职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纪录片导演、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