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末的一个午夜，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余英时教授刚刚入睡，被台北打来的越洋电话惊醒：“您知道吗？钱穆先生逝世了。”余英时是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头牌大弟子，几十年来师生之间形同父子，感情极深。
余英时内心哀痛，无法自已，含着夺眶而出的泪水急就《尤记风吹水上麟：敬悼钱宾四师》。他追忆第一次在新亚面试时见到老师的情形：“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跟钱先生熟了之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偶尔彼此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说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钱穆的尊严，未必体现在权力面前，更多地表现为一位读书人的清高与自重。他的身上，有典型的士大夫气质，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与一般人比较，中国士大夫最突出的是有家国天下情怀，无论富贵还是贫贱，皆不以一己之利益或趣味为满足，操的是治国平天下之心。
启蒙钱穆家国天下关怀的，是一位体育老师。他7岁入私塾，10岁进了家乡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学校。教体育的是同一个家族的钱伯圭先生，他曾经游学于上海，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
有一天，伯圭师牵着钱穆的手，问：“你读过《三国演义》吗？”钱穆点点头，伯圭师正色曰：“此等书以后不必再读！一开卷即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之错乱，今日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要学他们！”一个10岁的孩子，听了老师的这番话，竟然“巨雷轰顶，全心震撼”，钱穆晚年回忆说：从此74年来，我的用心，全在这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及其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师之一，钱穆完全是自学成才，连中学也没有读完，曾经想考北京大学也不得其门而入。他以一己之努力，先后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与《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严密的考证和细致的梳理，推翻了流行于世的前人旧说，而震撼学界。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依然以乾嘉的考据学为正宗，钱穆以实证研究闻名，有天生的考据功夫，按照如此的路径依赖，大可在史学界一帆风顺。偏偏钱穆为少年时代播下的家国天下关怀所刺激，不满足于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有更大的抱负与雄心：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他以考证见称于世，却不讳言自己的考证只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从历史上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无法用实证的方法找到的，它只能在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中去体会和阐释。在欧风美雨冲击之下，近代以后的中国不仅失身，而且还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是让钱穆最痛心的。余英时说老师“一生为故国招魂”，真是画龙点睛之论。
钱穆平时与得意门生讲得最多的，是关怀要大，目光要远：“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
对于他的前辈梁任公，钱穆未必敬佩他的学问，却倾心赞同他的的关怀与问题路径：“任公讲学路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
钱穆还将王国维与梁启超作了一个比较，王国维比起任公，虽然路径二流，但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也能算一流学者。钱穆在这里说的“路径”，是一种问题意识和背后的关怀，而考证，则属于工具层面的功夫论，顶尖的学问，必定有一流的“路径”和一流的考证。“路径”二流，也不要紧，只要像王国维那样，不陷于鸡零狗碎的繁琐之途，致力于大问题的考证，也同样可以是一流的学问。
梁启超
王国维
钱穆出生于1895年，按照他的年龄，属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他的前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虽然都继承了家国天下的士大夫情怀，但关切点已经转移。
晚清士大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参政欲望，康梁一生都有急迫的用世之心，只是不得志而已，章太炎流亡日本时为鲁迅、钱玄同一帮学生讲学，谈到学问常常昏昏欲睡，一论政治立刻神采飞扬、眉飞色舞。但钱穆、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胡适说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钱穆有救世的关怀，但救世最终要落实到救心，为中国的未来招回民族的新魂。
早在1926年国民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有朋友听说劝钱穆很敬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他加入国民党，钱穆回答说：“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为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文化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
抗战胜利之后，钱穆为《大公报》写时评，集了一部《政学私言》的小册子出版。一日梁漱溟来访，极为称赞钱穆的立场，引为同调，说可以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进言。钱穆不以为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迷于政治，不是舍弃自家农田为他人耕耘吗？”梁漱溟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有了结果，政治清明之后，我们合办一个文化研究所如何？钱穆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文化研究，倡导后学，兹事体大，重于政协。国共对峙，强扭的瓜不甜，国事无望，办学何不从今日开始？”梁漱溟颇为不悦，起身就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
梁漱溟与钱穆，虽然在复兴中国文化上为同路人，但在人生志向上，却有微妙差别，梁漱溟有救世抱负，先政治而后学问，而钱穆则冷眼看穿政治不可为，与其救世，不如救心。
梁漱溟
救心之士，首先要的就是自由、独立的身份。1949年江山易主，钱穆出走香港，他的少年时期恩师吕思勉留在上海，写信给他，劝他回来看看，沪港两地经常走动。钱穆回信说；“老师劝我沪港两地自由来往，这是我做不到的。回来虽无刀镬之刑，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我愿效法明末朱舜水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
钱穆中学辍学，17岁即入小学当老师，在出名之前，在苏州和无锡的中小学有20年的任教经历，国文、史地、英语、数学、体育、音乐，都开过课，可谓是“全课教师”，这使得钱穆的知识视野比一般学者要辽阔许多，也不以狭隘的某一专题或领域为满足。
他在苏州中学担任国文课主任教席的时候，撰写了他的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顾颉刚读了甚为惊讶和佩服，专程到苏州拜访，两人一见如故，顾颉刚对钱穆说：“兄才华横溢，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可以到大学去教历史。”
民国时期的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不问学历出身，只看有否真才实学。梁漱溟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只因一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研究印度哲学的《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看重，直接聘到北大当教授。陈寅恪周游列国，不屑一张文凭，也没有著述发表，梁启超推荐他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校长有点为难，梁任公生气地说：“我梁某人著作等身，还不及陈寅恪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不过是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寥寥数百字的《与妹书》。
在梁任公的声誉担保之下，陈寅恪进了最高学府清华，开始了“教授中的教授”生涯。钱穆也有这样的幸运，他在顾颉刚的力荐之下，先是到燕京大学任教，随后发表了更有学术分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转而入北大历史系。他的命运有点像梁漱溟，少年时期欲考北大而不得，成年后以一篇文章直接进北大担任教授。
让钱穆誉满京城的这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以细密的考证，指出了康有为那篇轰动一时的《新学伪经考》有28个不通之处，洗清了被康有为诬陷的刘歆伪造古经的不白之冤，长期以来，国学界治经的人不懂史，治史的人不问经，经史两分。而钱穆，以史治经，引经入史，一举结束了被康有为挑起的长达30年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据说，之前各大学的经学史课程讲的都是康有为的观点，钱穆文章一出，各校的经学史课程纷纷停开，不得不按照钱说重新备课，调整讲法。
以钱穆一流的考证能力，要在北大站稳脚跟，本来可以开设考据学的专业课程，继续走考证之路，偏偏钱穆有着更大的雄心。他在北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有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但他最大的愿望，是独自开一门中国通史。
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将中国通史列为必修课，但历史系的教授们还是习惯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没有一个人能够融合贯通，将中国历史从上古一口气讲到明清。于是所谓的中国通史，便成为各自讲一段的断代史拼凑，缺乏一条红线通贯而下，让学生听了一年课，依然感到头绪纷繁，不到要领。
北大历史系本来考虑让钱穆讲上古秦汉前半部分，让陈寅恪讲隋唐之后的后半部分。钱穆却说：不必两人分担，我可独任全部通史。同事们听了半信半疑，之前北大历史系还没有哪位教授有如此能力。但有着丰富的中学任教经历的钱穆，愿意吃第一只螃蟹。
他将中学的经验带入大学课堂，花了整一年的时间用于备课，每天下午到公寓附近的太庙，找一处参天古柏的绿荫，放一张茶几，一把藤椅，砌一壶好茶，反复衡量，拟定通史讲授大纲。
钱穆的中国通史课轰动京城，学生们奔走相告，要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霸位，除了本校的学生，还有其他学校的学生纷纷赶来蹭课。钱穆上课的二院大礼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大。挤得满满当当。钱穆讲课，从不请假，也没有迟到、早退。上课铃响，他就开讲，没有一句题外的废话。台阶式的梯形教室，满坑满谷的学生，更显得钱穆身影的瘦小，但这个小个儿，却拥有强大的气场，感染了全场几百个学生，支配了他们的大脑和心志。
他的学生严耕望说：中国通史教授最成功的，当以钱宾四先生为最。他学历、才气兼备，擅长演讲，又赋予民族感情，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兼备这四项条件，也不具有他那样的卓越表现。有一位姓张的学生，从高中三年级起，每年来听钱穆的通史课，从北大到西南联大，连续六年。钱穆很奇怪，问：“我每年的课内容有变化，但大的宗旨历年不变啊，你为什么每年都来听？” 学生回答说：“老师，我就想在您每年讲的变化的内容里，寻找不变的宗旨，所以每次都有心得，屡听不厌！”
钱穆在北大有一个好朋友陈梦家，非常欣赏钱穆的通史课，几次劝说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时正值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流亡于昆明。钱穆有点犹豫：“通史涉及材料太多，所知有限，等到抗战胜利之后返回北平再考虑。”陈梦家说：“不然，待先生返平，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多少题材涌上心来，哪里还有时间来写一部教科书。不如现在流亡期间，书籍不富有，先生只要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让读者受益！”钱穆觉得言之有理，终于接受了陈梦家的建议。
他搬到昆明东南的小城宜良，在城西伏狮山下寺庙边租了一个幽静的别墅，周四乘火车去昆明到学校上课，周日回来，周一到周三闭门写作。汤用彤和陈寅恪都来过，感叹说：“这里太安静了，若我一个人住，非得神经病不可”。然而，钱穆耐得住寂寞，经过一年的时间，他写出了中国通史中经典中的经典《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钱穆著
《国史大纲》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它凝聚了钱穆几十年对中国历史的独特思考。五四以后，史学界的主流是疑古思潮，在一元论的历史演化论的支配之下，将中国古代视为落后的封建社会，政治上是野蛮的东方式君主专制主义。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中，以醒目字体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要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引论先期在《中央日报》刊出之后，在学界引起轰动，赞成、反对者不一而足。特别是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钱穆坚决反对将“封建”描述古代中国社会，用“专制”定义古代中国政治。他说：
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来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汉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除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
在《国史大纲》之中，钱穆以通贯的史观，论证了从汉唐到两宋，中国政治是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士大夫与君主在政治系统之中形成了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只有到了元代异族入侵，才给中国带来了野蛮的君主独裁制度，明清两朝承袭元制，废除宰相，士大夫权力式微，君主权力独大。中国历史并非自秦以来两千年来一团漆黑，汉唐两宋的士大夫与君主的共治格局，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正面遗产。
虽然钱穆对传统政治深怀温情与敬意，他依然对其“好”所能达到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很大原因乃是有明君贤相主政，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类似的精辟论述在《国史大纲》中比比皆是，难怪许倬云教授说，这本书至今还隐藏着十几个博士论文的好题目，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而已。余英时也说，《国史大纲》看似流畅，其实并不易读，因为钱穆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涵蕴，值得再三玩味。以我个人的体会，每隔几年，我会围绕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将《国史大纲》相应篇章检出来读一遍，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屡温屡新，非常耐嚼，所谓经典，即是如此。
自进入北大任教之后，钱穆一改之前的考证梳理，主要致力于通史、通论式的写作：，除了《国史大纲》之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湖上闲思录》、《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精神》、《文化学大义》等先后出版。这些著作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以浅显的语言阐明深刻的义理，在读者那里脍炙人口，长期以来畅销不衰。
然而，民国史学界依然奉德国兰克学派和乾嘉学派的实证主义为圭臬，颇看不起钱穆的这些通论性研究。有人嘲笑钱穆：你不懂甲骨文，还搞什么上古史？也有人批评他写通史只用《二十四史》中的熟史料，拿不出冷僻的独家文献。傅斯年对人说：“我一向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字，他的关于欧美的知识，都是从《东方杂志》而来。”
因为受到主流史学派的轻视和排挤，钱穆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呆得并不愉快，《国史大纲》写成之后，他便回无锡老家省亲，以后游教于齐鲁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华侨大学，再也没有回北大，北大在抗战胜利之后复员北平，也不给他发聘书。
甚至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虽然钱穆名气很大，但80多位当选者中，却遍插茱萸少一人，不见他的名字。钱穆很生气，从此与主流学界一刀两断，互不来往。严耕望说：“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一直到1966年，中研院举行第七次院士会议，许多人觉得钱穆再不是院士，似乎不是钱穆的耻辱，而是中研院的耻辱了，才将钱穆补入，一洗历史之缺憾，终于实现了考证派和通识派的大团圆。
钱穆考据学出身，以通识派为旗帜，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家。在通与专之间，究竟孰重孰轻，他有非常自觉的看法：“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余英时说：究竟通还是专，从来是一大难题。若按照西方的分类，选一专门的范围进行窄而深的研究，未免给人以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之路，又是研究者的精力与时间所不能容许的。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一般人视他为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地理沿革和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有专门论述，且能将它们融合贯通。读钱穆的著作，即使是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著，的确有一种左右逢源、视野宏大的感觉。
素书堂，钱穆故居
钱穆常常感叹，中国学术界实在差劲，学者眼光狭窄，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严耕望自以为智力中等，做不了像老师那样的大学问，钱穆对他说：“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钱穆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位是钱树棠，另一位是严耕望，论聪明，钱树棠远在严耕望之上，他博览群书，多能论断。而严耕望专精一二。然而，聪明的钱树棠不知其兴趣何在，屡变其学，终身未有大成就，而专精的严耕望，在老师的鼓励下，又获得了通博的大视野，成为了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的著名专家，最后也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严耕望在他的《治史三书》中，深情回忆了钱穆老师对他的耳提面命，详细阐发了学术上专精与博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值得每一位问学者认真研读。
钱穆的学问，可谓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乃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思想文化，两个基本点，一是政治制度，二是历史地理，这三点支撑起钱穆有关中国历史的知识架构。他擅长将制度史与思想史打通，从制度中寻找思想之魂，从思想外探求制度肉身。制度是流水，流淌在各朝各代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他在制度之外，又注重历史地理。而要懂历史地理，学问不仅仅在书本里，还在山水之间。
钱穆非常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人文古迹，在自然山水里吸取智慧的灵感，在历史现场中获得真实的感受。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有许多与同事、朋友、学生出游的记载，其景其情，历历生动。在他看来，游历亦如读史，尤其是一部活历史。他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经常与学生李埏出游，回忆录中有如此记载：“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李埏对钱穆说：“当年在北平听您上课，学生皆崇拜先生之渊博，以为您必长日埋头山斋，今日才知道先生有如此雅趣，先生之好游，为我辈之不及也！”钱穆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及，心无旁及。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
一般人游山玩水，只是身体的快乐，对于钱穆来说，无异为另一种读书，读自然与社会的大书。岂止是读书，更是一种心灵修炼，从山中求仁，从水中求智，将自己的身心沉浸于自然的怀抱，放空心灵，放空大脑，如此，各种奇思妙想会悄然涌现。
1948年，当国共在战场上打得硝烟弥漫的时候，钱穆应荣德生之邀，回故乡无锡在江南大学任教。校园距离鼋头渚不远，钱穆在课余常常信步于此，眺望太湖美景。他写道：“我的生活，其实也算不得闲散，但总是在太湖的近旁，时时见到闲云野鸥风帆浪涛，总还是有一些闲时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则总是在那些闲时光中透逗，在那些闲时光中酝酿。”他在这里写下了亦诗亦文亦思的《湖上闲思录》，散文与历史、诗意与哲理融为一体，充溢着生命的灵气。
《湖上闲思录》钱穆/三联书店/2000年
严耕望认为20世纪中国有四大史学家：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钱穆。这四位史学大师，要论个性，陈垣最为精专，陈寅恪最为深邃，吕思勉最为博大，而钱穆，最为通透。他是真正将中国历史读懂、读通、读透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