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徐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一书 “前言”。
这本小书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智人（Homo sapiens）为何如此迷恋过去？
自然，作为受到神圣誓言约束的历史学从业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直白。在这本三百页的小书中，我尝试通过描摹魏晋精英如何借由多样化的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构筑政治文化，来接近上述问题或许并不存在的答案。至于这番迂回又笨拙的表白能否打动智慧女神，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我关于“历史书写”的第二本书。八年前出版的拙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曾运用这一研究视野，在纪传体王朝史与皇帝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理论设定之下，考察其中若干意识形态装置的生成与消亡。书中思路主要来自我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魏晋南北朝史方向求学期间长期受到的制度史熏陶，某种意义上是以制度史的问题意识代入史学史领域进行考索的结果。不过本书并未延续类似的研究路径，而是希望能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探索“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研究视野的可能应用。正文八章由三组围绕特定文本的系列研究构成，分别为“献帝三书”篇、《续汉书·百官志》篇和《劝伐河北书》篇。三个篇章刻意对应于史学史、制度史与民族史三大研究领域，考察对象也均非新出或者稀见，实际上都是相关领域学者十分熟悉的经典材料。“历史书写”的视野究竟可以给历史学研究带来什么不同？与学界既有的认识与思路可以形成怎样的对话与互动？这样的方式或许会比前著所着力的“无中生有”（见罗新先生为《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所作《序言》）更有说服力。下面先对各篇章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再略谈方法论上的认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谓“魏晋精英”，并非机械对应于曹魏西晋王朝乃至三国两晋的精英阶层，而是试图在提出一种超越王朝框架的长时段历史分期的前提下，以之指称一个具备稳定内涵的历史主体。虽然霸权性历史分期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若认同阎步克先生所说“后见之明”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则虽不免“倒放电影”之讥，按照一定标准提出特定角度的历史分期假说，对我来说仍是深具魅力的智识工作。
“魏晋精英”对应的历史分期，起始于2世纪末东汉王权的崩溃，终结于5世纪中叶南朝主体性的建立，其间经历了这一历史主体登场、全盛与流亡的完整过程，或可以“漫长的魏晋”名之。就谱系而言可追溯至东汉后期清流士人的魏晋精英，在以儒学意识形态再造皇帝权力结构的历史潮流中推动了曹魏、西晋两大王权的先后成立，构筑了具有鲜明特质的政治文化。即使在永嘉乱后部分精英被迫流亡至江南地域以建康政权与华北“五胡”国家相抗，“魏晋式”的意识形态仍在其中持续发挥着作用。或者不如说在南朝主体性得以成立之前，魏晋精英于流亡阶段的种种表现，反而使得我们可以对其政治文化进行更为完整的观察和解读。正如田余庆先生揭示的东晋门阀政治之“变态”，有力推进了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之“常态”的认识。
“献帝三书”篇聚焦于3世纪上半叶三部以汉献帝为题的作品，即《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和《献帝传》，讨论甫登历史舞台的魏晋精英对“时代之史”的书写。在全面搜集相关佚文的基础上，首先考察三书的内容、体例与旨趣等基本问题。其后对汉魏之际的两大历史书写运动进行了重点分析。其一是以荀彧为代表的清流士人如何通过《献帝起居注》的创制与撰述再造皇帝权力结构，其二是曹魏王权如何通过《献帝传》的书写正当化其皇帝权力起源之路。如同献帝与曹操的关系所象征的那样，二者之间既有相容与继承的一面，又存在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后者构成了建安十七年（212）荀彧之死的潜在背景，也导致《献帝起居注》于汉魏禅代前夕为曹氏一方强行终止。献帝时代史的书写在禅代完成后逐渐被“建安时代史”所覆盖，呈现为曹魏王权之“国史大纲”的单一面相。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第二章的“余论”部分《颠倒之旅》指出，范晔《后汉书》所见以“非曹”为基调的献帝叙事，在史源上可以追溯至孙吴王权所主导的献帝时代史书写。但在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后，这些不见容于曹氏立场的敌国传闻之辞，反而因“尊晋”的政治需要在洛阳精英中获得了更大的流通舞台。陈寿以《三国志》而非《魏书》的形式书写汉末三国史能够获得朝野一致的肯定，也应该纳入这一脉络进行理解。其后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非曹”之势终至于不可逆转，将曹魏王权定格于“汉贼”的历史像。
第三章的考察对象与“献帝三书”并无直接关联，但在方法上颇有可比之处。不同于“献帝时代史”这样的宏大主题，本章选取了东汉中期的一位小人物冯良。其事迹在范晔《后汉书》中以附传形式出现，只有短短百余字，但同样可以展现出汉晋以降的长时段中，历史书写文本发生因袭、歧变与反哺的复杂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孙吴精英的东汉人物书写在其中扮演的异类角色，也为范晔所积极吸纳。
《续汉书·百官志》篇聚焦于3、4世纪之交司马彪所撰《续汉书·百官志》，讨论全盛时期的魏晋精英对“制度之史”的书写。《续汉书·百官志》是关于东汉官制的核心史料，但其“史学性”的一面长期未能得到学界重视。第四章首先揭示了这一作品的基本体例，即由源自东汉“官簿”的正文部分和西晋司马彪所作的注文部分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两个部分在文本的内容和面貌两个层面均判然有别。进而运用这一认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其书的“郡太守”条和“太尉”条进行了历史学意义上的文本复原。
第四章同时指出，司马彪以如是形式撰成的《续汉书·百官志》，具有鲜明的《周礼》模拟意识，与执着于沿革叙述的两汉官制撰述传统形成了巨大断裂，是魏晋时期以儒学意识形态再造皇帝权力结构这一历史运动的典型表现。而人们之所以对此书原本的体例结构与撰述旨趣视而不见，是缘于其后萧梁刘昭为《续汉书·百官志》作注时对其文本面貌进行了全面改造，并在流传过程中彻底取代了单行的司马彪原书。我们正可由此窥见南朝主体性的成立如何终结“漫长的魏晋”。
魏晋精英创制的《百官志》书写，与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为代表的东汉主流传统刻意保持了距离。不过在新莽末东汉初成书的王隆《汉官篇》中，已然可以发现某种以制度撰述进行历史书写的旨趣。第六章推测《汉官篇》对汉代官制的体系性叙述背后，可能存在某一具体时期的制度蓝本，并通过对州牧、太傅和大司马相关内容的讨论，将其断限落实在王莽上台辅政平帝的最初阶段。这一不同于东汉建武政权选择“元始故事”的制度书写倾向，以及王隆的河西窦融集团出身，可能也决定了《汉官篇》在东汉长期的湮没无闻。
《劝伐河北书》篇聚焦于5世纪初谢灵运所撰《劝伐河北书》，讨论江南流亡阶段的魏晋精英对“异族之史”的书写。这里的“异族”主要指称4世纪初西晋国家崩溃后百余年间在华北活跃的诸“胡”族及其所建政权，即习称的“五胡十六国”。第七章指出《劝伐河北书》虽然未能在当时实际促成宋文帝发动北伐，但结合晋宋之际的若干材料来看，其中关于“异族之史”的历史认识与意识形态仍可视为魏晋精英政治文化的典型表现，值得重视。
第八章由此转入对“五胡”称谓这一经典问题的考察。文章从五胡十六国的内部视角转移至东晋南朝的外部视角，指出包括著名的“五胡次序”故事在内，“五胡”称谓实际出自“五胡时代”行将结束时，亦即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在义熙年间刘裕两度北伐成功后传播愈广，与当时恢复中原可期的乐观情绪互为表里。看似指称“五胡”王朝依次而起，实则暗示与之对应的四大非汉人群，即“胡”（狭义用法，泛指匈奴系人群）、鲜卑、氐、羌气数已尽，出于建康一方的新王者即将崛起并重返华北乃至完成天下一统。
既然如此，为何宋元以降的主流认识是将“五胡”理解为匈奴、羯、鲜卑、氐、羌五族，并与源自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的“十六国”之称无缝对接，以“五胡十六国”将西晋至北魏之间的华北诸政权一举囊括呢？第八章“余论”部分推测这是北朝精英引入源自建康一方的“五胡”一词后，以自身的历史认识填充其中并在隋唐时代得以发扬的结果，恰与南北朝时代的政治进程遥相呼应。
看过以上简介之后，大概不会再有读者误会本书为一部“史学史”研究之作了。我关心的对象并非史学史视野中的“史家”与“史学”，而是历史上所有的行动者及其声音。以上所述魏晋精英于2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这一“漫长的魏晋”时代所展开的多样化历史书写实践活动，涉及时代之史、制度之史和异族之史三个不同维度。参与主体从司马彪、范晔、谢灵运这样的经典史家/文士到王允、荀彧、曹操、刘裕等成熟的政治人物，从汉魏之际的清流士人到晋宋之际的建康精英，从曹魏、孙吴到东晋、刘宋，精英个人、社会集团与王权层面尽数包含在内。其形式既可表现为《献帝起居注》《续汉书·百官志》《劝伐河北书》这样的完整作品，也可以是类似冯良事迹、伏后诀别献帝、“五胡次序”故事这样的情节文本，甚至类似“五胡”称谓这样特定的修辞片段亦可成为分析对象。罗新先生将傅斯年当年的名言“历史学只是史料学”颠倒为“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指出应当“把所有文字都看作一种史学写作”，“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样去分析其作者、读者和写作目的，而不是简单地认定为某种‘客观史料’”。本书正可看作是对这一旨趣的初步践行。
在2016年的一篇小文中，我尝试突破历史学的思维边界，在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性关照中对“历史书写”进行定义：
就如同“历史”一词既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指对过去发生事情所进行的记录与叙述，“历史书写”同样也可以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层面上进行区分。狭义的“历史书写”，指成形的、可见的史学作品；这一意义上与传统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存在很大重合。而广义的“历史书写”，可以理解为一种即时性的人类行为，即人们在行动之际无时无刻不在脑中对与己相关的过去进行理解和形塑，以此获得现实行动的正当性与安全感。
某一历史书写作品，必定是复数的和持续的历史书写行为，层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结果。笔者所说的“对古人的历史书写”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定义为，由狭义的历史书写作品（可见的、成形的、静态的），剥离、分析和复原出广义的历史书写行为（不可见的、复数的、动态的）。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书写研究”未必只限定于中国中古史乃至中国古代史领域，其问题关心毋宁说是人类学式的。
这里引入了作为一种思维活动的“历史书写（广义）”概念，强调经过种种加工后的历史信息，构成了所有个人——当然不仅是历史学家——赖以生存和行动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如果追溯至人类思维活动最为基本的单元“感觉”，这一结论在生物学意义上仍然是可以成立的。神经科学家蒙特卡斯尔（V. B. Mountcastle）有言：“中枢神经元对于神经纤维来说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它从不是完全忠实的，允许对质量和度量的变形。……感觉是真实世界的摘要而非复本。”埃里克·坎德尔（Eric R. Kandel）进一步指出：“大脑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感觉接收原始数据并忠实地复制出来。……感觉系统是一个基于假设的发生器。我们既不是直接地也不是精确地面对着这个世界。”
因此，在“历史书写”的研究视野中，“史实”与“史学”的关系不宜视为客观与主观的简单对立且以此为据对后者进行价值评判。换言之，既不存在脱离了“历史书写（广义）”的纯粹“历史行动”，也不存在与“历史行动”完全合拍的“历史书写（狭义）”。理想的“历史书写”研究视野，在强调“历史书写（广义）→历史行动→历史书写（狭义）”这一基本线索的同时，对三个环节之间必定存在的种种层累与互动亦应抱持清醒认知。
不过以上只是一种理论推想。作为时间秩序的臣服者，人类毕竟无法真正重返过去。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只是“历史书写（狭义）”，再由此逆流而上，方可达至对早已不复存在的“历史行动”与“历史书写（广义）”的认识之境。本书以《观书辨音》为题，希望提示的正是这一与实际发生顺序正相反动的思维过程。英文标题Seeing Voices借用了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于1999年录制的歌曲之名。MJ此曲本为祝福聋障人士而作，让我联想到在随时而逝的历史之音面前，所有人都同样处于“聋人”的境地。斯音已渺，不复得闻，唯有史家之法这一“幻术”能够将其可视化，呈于读者目前。在这一意义上，或许本书的旨趣更可以简化为“观音”二字。正如当我凝视封面上的步摇冠剪影时，金叶纷披之声已然于心中摇曳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