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文学出版翻译界“不大太平”。
先是年初的《在路上》引发又一轮公版书之争。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从2020年起进入公版领域。2020年1月才过去几天，澎湃新闻记者就发现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已在豆瓣上呈现“五花八门”的面貌。
“五花八门”的《在路上》。
出版业内对此讨论不断，此后《畅销书公司大规模做公版，是行业衰退的信号吗？》《出版社别拿公版书蹭热度》等文章一度引发热议。公版书的重复出版早已不是新鲜事，比如北京市新华书店的网上购书查询系统中有1411种《格林童话》、某省八家出版社近十年来共出版了186种《格林童话》。在果麦和读客出版的经典文学名著中，不少经典作品的译者来自于一些新译者和新作者。
今年8月，“麦芒”译《莎士比亚悲剧集》被指抄袭“朱生豪”经典译作，而且“麦芒”译著多达数十部，翻译领域涵盖了小说、戏剧、散文、心理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而如此“著作等身”的译者竟然查不到其任何个人信息。
“麦芒”译《莎士比亚悲剧集》被指抄袭“朱生豪”经典译作。
就此，澎湃新闻记者在年底采访了诸位知名译者、学者、出版人、文学批评家，请他们谈谈当下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现状、必要性及其背后的种种问题。
为什么冒出了这么多经典重译？
两年前，文学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潘凯雄就曾针对“重复出版”写过文章。当时的CIP数据显示，在涉及重复出版的文学、哲学、军事、 历史、古汉语、启蒙、生物和林业等七大门类的选题中，文学类重复出版率之高荣登榜首，共计4000余种，占整个年度文学类选题的8.54%。
他还就此归纳出文学“重复出版”的三点特征：一是进入公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占比最高，在4000余种重复选题中，这类选题已逼近3000种，占比64.57%；二是进入公版的中国原创名著也不少，像老舍的作品2016年进入公版，一年后就是一堆“祥子”扎着堆儿骑着“骆驼”接踵而至；三是700多种文学名著的重复出版者都不约而同地被贴上了“新课标”的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重复出版不是外国文学名著里才存在的现象，中国文学名著里也有。中国市场这么大，一般的读者很难鉴别出版质量的高低，所以只要是出已被经典化的名著，多少就能分一杯羹。这些现象也说明我们的原创出版依然不够丰厚。”
潘凯雄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就外国文学出版而言，如果是真正优秀的翻译，多几个译本也不是坏事，但平庸的译本就没有必要了，至于那种拼凑的近乎抄袭的所谓新译本，则必须坚决地予以取缔。
出版人彭伦也认为“洗稿式翻译重复出版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已属老生常谈。但始终无法真正解决。”他提及，像前些年著名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马爱农被人冒名侵权，人文社和马爱农还起诉侵权的出版方，虽然胜诉，侵权者付出的代价也不大，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而各种重译的版本，只要不涉及抄袭，“孰好孰坏”本身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从出版的角度，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名著重译？”他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现在的公版书有点像出版方的猎物，出版方们都盯着作家的生卒年表，看哪些著名作家在今后一两年内去世满五十周年，以此制定出版计划。公版书没有版权约束，成本低，加上书的知名度大，市场也大，所以哪怕书商知道这个市场竞争激烈，也会因“风险小于利润”一拥而上。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4月报道，当当网公布的数据显示，其销量前五十的图书中，公版书所占比重越来越多，从2016年的9%上升至2018年的15%，增长超过60%。
“这背后其实还涉及我们图书市场的价格规范问题。现在的图书定价太混乱了，新书在网店经常五折，每逢节假还能再做活动。出版方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出版新书的风险越来越大，自然就会想着从公版书那获利。”彭伦说。
问题出在公版书，还是译者？
“大家现在似乎把批判焦点都集中在公版书，但大量非公版书的译作质量同样令人担忧。问题不在于公版书，在于译者。”“注释导读本”《新译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学者傅光明认为，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的必要性始终与翻译质量密切相关。
“莎剧是莎士比亚用英文写的，全球有超过百种语言的译本。各语种译本是莎剧传播的载体。但是，译本并不等于莎剧。”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即便是莎剧的英文本，也分“牛津”“剑桥”“阿登”“河畔”“皇莎”等多个权威注释本，没有唯一，更何况有一半莎剧，自身还存在“四开本”与“第一对开本”的复杂问题。英语世界研究莎剧的普遍做法是，要注明自己采用的哪个版本，并对不同底本加以对比、研究。
就中国而言，目前市面上以《莎士比亚全集》行世的译本有多种，其中尤以早已进入公版的朱生豪译本流传最广。
“但我想说的是，产生于1936-1944年的朱译本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傅光明称，这不是朱前辈的问题，而是那时候远没有今天优越的客观条件。而且，语言也随时代而变。对于经典化了译本，我们亦应历史地、理性地、学术地看待，尤其在研究层面上。
前辈朱生豪、梁实秋等人的莎士比亚翻译作品。
在决定新译莎翁全集之前，傅光明阅读了朱生豪、梁实秋、彭镜禧等多位前辈的译作，感到通行许久的莎剧译文已有许多不大适合现代阅读，翻译中的“归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在严格意义上时常连“信达雅”之“信”都难以达到。以莎翁名剧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为例，朱生豪将其译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梁实秋译为《温莎的风流妇人》，彭镜禧译为《快乐的温莎巧妇》。傅光明觉得这三个译名都不妥帖，他本人译为“温莎的快乐夫人们”。
“也许当成译为‘风流’，受了20世纪初那首著名舞曲‘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的影响。反正单从剧情看，是一肚子坏水的爵士福斯塔夫要勾引温莎镇上的两个夫人，结果反被两位忠贞的夫人捉弄了。在中文里，‘风流’一旦和‘娘儿们’（尤其‘娘们儿’）组合在一起，便具有特定的贬义，而事实上，这两位夫人一点不风流。玩笑地说，从剧情看，叫《温莎的风流福斯塔夫》更合适。”傅光明刚新译完了《温莎的快乐夫人们》，正打算以“温莎”一剧为例子，写篇莎剧阅读、翻译、研究需正本清源的长文。
“朱译、梁译、彭译，包括我现在的傅译，其实都只是多种中译本之一。作为莎剧研究者，显然不能只以某一个中译本为底本，这是核心问题。”他表示，新译莎翁全集，他之所以注重在注释上花功夫，就是希望给新时代的莎剧读者提供自行比较、深入理解的可能。
“目前已出的十三部新译莎剧，每部都有数百条注释，再配有几万字长篇导读。通过注释导读本，读者会发现莎剧并非高不可攀，难以理解，它很好玩儿，充满了鲜活的市井气。莎剧本身是一个打开的、言说不尽的文学世界，是丰富、博大的知识海洋。只有不断求知、问学，我们才能真正推进莎剧的阅读、翻译与研究。”
经典重译，还有必要吗？
在《世界文学》主编高兴看来，外国文学经典重译固然有出版方的商业考量，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
“我们对翻译前辈们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做了一件开拓性、建设性的事，也是文学翻译中最重要的事。但完美的文学翻译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前辈们的翻译也存在着种种遗憾，比如理解有误、汉语与外语不对应等等。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前辈们在翻译时可能用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语言或者三四十年代的语言。相比现在语言来说，这些语言有时是有点落后了。”
因此他认为外国文学经典重译在今天依然是必要的，同时“大有可为”，比如弥补之前的遗憾，更新语言，加强对原作者的理解，还有外语和汉语的平衡。
译林出版社法语文学编辑、青年译者唐洋洋也认为经典重译是很有必要的。“这里的 ‘重译’，主要是指更换新的译者翻译，推出新的译本；有时也可以指原译者在完成翻译一段时间后，对译文进行大规模的修订。无论哪一种，对于提高译文质量都是很有必要的。”
她表示，受物质条件限制，老一辈译者对语言本身或者文化背景的认识不够深入，也会影响翻译的准确性。而发达的现代科技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便利，译文质量的提高得到了保障。例如译林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组织译者翻译《蒙田随笔全集》，当时用的底本里有不少古法语，译者的工具基本上也只有纸质词典，翻译难度很大，障碍重重；到前几年修订和重译时，可以直接参照现代法语版本，翻译工具也得到了升级，就使得重译工作顺利了很多。
其次，随着语言习惯不断变迁，一些词语或说法或许会显得“过时”，旧译本会变得不再符合年轻读者的需求，这时候就需要适时推出新的译本。再次，译者的语言风格、个人经历、年龄阶段等，也会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她觉得很多译者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文体，擅长翻小说的译者，未必适合翻译诗歌，反之亦然。“译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经历，会对文本产生不同的认识，造成不同的翻译结果。在译本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换其他人翻译，或者由译者本人进行修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前段时间唐洋洋读了翻译家郭宏安以《局外人》为例谈文学翻译的一篇文章，她特别认同其中一段话：“一件经典的作品，因时代的前进而焕发出新的光彩，所谓‘苟日新，日日新’，是常见的事情，所以，没有‘定于一尊’的译作。新译未必胜过旧译，后来未必居上，艺术并不时时处处以新为贵，但是，人们总是希望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新的译者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下力争推出胜过旧译的作品。他们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
呼吁翻译批评的在场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外国经典名著的重译问题就非常突出。从市场而言，一旦图书进入公版领域，理论上谁都可以对其进行翻译。
许钧也不全然否定重译，因为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自己的审美习惯、语言习惯，有时新译本的诞生也合乎时代需要。他说，但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译者是否达到了翻译水平；重译是否能超越前人译作，是否带来了新的可能。比如周克希翻译的《包法利夫人》，黄源深翻译的《简·爱》，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重译。
“事实上，当下的外国文学名著重译出现了三种不好的倾向。”许钧表示，一是译者水平、责任心与道德感不够，二是出版方完全服从于市场导向，并延生出抄袭、拼凑等“翻译乱象”；三是在重译宣传上不够尊重之前的译本。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翻译应该是一个“发现经典”或者“重新阐释经典”的过程，比如韩少功和他姐姐发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自己也最早翻译了勒克莱齐奥的《沙漠》。“很多人说 ‘我翻译的是经典’，可这个经典是已被公认的经典，那你的贡献自然不如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大。一个译者要会‘发现经典’，并通过翻译‘成就经典’。”
他还特别强调当下的翻译出版市场缺乏专业批评。换言之，翻译批评在今天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我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关于《红与黑》翻译的批评与讨论，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批评。现在市面上有一百多种《小王子》，今年又来了一窝蜂的《在路上》，这些版本肯定是有好有坏的。在市场导向里，宣传最多的或许是翻译问题最多的，这非常危险。所以在市场导向之外，我认为还应该有学术导向。”
现在市面上有一百多种《小王子》。
“总而言之，译者要有自律，出版社要有追求，读者要有判断，批评者要能担负责任，出版管理者要能规范市场，这样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才能呈现出更好的面貌。”许钧说。
高兴也呼吁翻译批评在场。他说：“中国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译批评，而且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实际上，中国文学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系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印证式评论，或者赞美式评论比比皆是，批评的声音还是太少了。”他坚持译本的好坏肯定是有标准的，否则翻译学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他也希望，未来的经典重译不仅有译文，同时还有专家的导读、赏析与批评，这可以帮助读者进行选择和判断。“读者们也需要对译者有一些了解。我原来曾极端地想，翻译是需要准入证的，现在是门户大开，谁都能做。这里边确实鱼龙混杂。优秀的翻译者引导着读者。糟糕的翻译者误导着读者。有时，一次翻译就是一场马拉松。”
李文俊译的《喧哗与骚动》。
一直以来，高兴十分不解文学翻译在许多学术单位“不算成果”：“在当今中国，无论评估体系，奖励机制，还是稿酬标准，都对文学翻译表现出严重的歧视和轻视，没有最起码的尊重。自然，我指的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文俊先生译的《喧哗与骚动》，高莽先生译的《人与事》，杨乐云先生译的《世界美如斯》，叶渭渠先生译的《雪国》，易丽君先生译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刘星灿先生译的《好兵帅克历险记》不知要胜过多少篇‘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反倒是作家和读者给予文学翻译十分的尊敬。他们甚至明白，由于特殊的历史缘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翻译曾经引领中国的写作者走过了一段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