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景德镇唐代兰田窑为代表的散落在乡村四野就矿而置的唐代早期历史遗址，到以湖田窑为首呈片状集中分布在南河流域的宋代古窑址群，再到以御窑厂为中心向周边延展开来的明清陶瓷作坊……千年窑火延续至今的景德镇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制瓷遗存。在数十年的陶瓷考古研究中，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踏遍了景德镇的山山水水、村庄田野，拍摄了大量的古窑及陶瓷文物照片，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
结合“澎湃新闻·古代艺术”推出的“中国古窑址寻访系列”，澎湃新闻在走访景德镇古窑址之际，就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陶瓷修复、明清御窑厂的考古发现、近70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考古在方法论上的突破等方面与江建新进行了对话。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
江建新主持考古发掘的景德镇唐代兰田窑址
1989年，景德镇成立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以古陶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考古所。
江建新从事文物工作至已近40年，潜心于景德镇古陶瓷文化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参与主持十多次对御窑厂遗址以及景德镇多处窑址的发掘和清理，出土了几十万件残存的官窑瓷器残片，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他还主持修复了数千件官窑精品，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谈及对景德镇陶瓷考古发掘的认知，江建新说：“一开始隐隐觉得这些东西对中国陶瓷史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后来不断深入的陶瓷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陶瓷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陶瓷考古研究不光是传统的断代史的研究，它更多的是对器物本身文化内涵的揭示。”这也吸引着江建新一直坚持研究到现在。
陶瓷考古研究重在对器物本身文化内涵的揭示
澎湃新闻：江所长好，从景德镇窑业遗存的考古发掘，到对出土瓷器的具体研究，再到对出土陶瓷文物的整理与修复等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可以看出您对景德镇古窑址的发掘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初是如何与陶瓷考古，与景德镇古窑址结缘的？
江建新：这个要回到1980年代初期，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遇到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和景德镇编撰文物志的工作，在普查中我们发现景德镇市郊南河、小南河、东河流域分布大量晚唐至宋元的瓷窑遗址，为考察和总结这些窑址，一做就是好几年。同时，我们在配合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一带基建，在马路上做下水道的时候，发现了好多官窑的瓷片。当时我们考古人员把这些出土的瓷片收集起来，后来在室内整理时发现这些瓷片可以拼接修复成整器，我们由此认识到御窑厂遗址的重要性。我记得在1980年代末我们就差不多修复了几百件明官窑瓷器了。当时香港有个很有名的收藏家推荐我们到香港艺术馆去做了个展览，展出的这一批修复的瓷器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了。之后，我们在香港又作一次出土的陶瓷文物展览，叫“景德镇出土陶瓷”，实际上展出的是景德镇地区历代窑址出土陶瓷标本。尽管是残片，但是这个标本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有评论说“这是以历代陶瓷标本来展示景德镇陶瓷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展览”。那个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想想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1988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整理修复宣德瓷器
1989年，景德镇成立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我转到这个单位专门从事陶瓷考古工作。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成立初期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上级部门对我们这个单位很重视，单位的级别定得很高，是正处级单位，像省级考古所一样，这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以古陶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考古所。当时我们的所长是刘新园先生，是很有名的陶瓷研究专家，我就作为他的助手，那时候我就是所长助理副所长。后来我们就开始专心做景德镇陶瓷的考古工作，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折腾换过地方，就一直做这些研究，隐隐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中国陶瓷史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后来不断深入的陶瓷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陶瓷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尤其是景德镇官窑，内涵非常丰富，它跟宫廷有关系，跟皇帝的审美有关系，跟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系，跟当时的文化艺术、科技有关系。所以这就吸引着我一直坚持研究到现在。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对景德镇古窑址出土的陶瓷标本的修复，那么目前为止，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了多少这样的陶瓷残片？修复研究工作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江建新：现在景德镇古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不管是民窑的，还是官窑的陶瓷残片都在我们陶瓷考古研究所，大约有6000箱。我们对这些残片的整理和研究跟以前的不太一样。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古陶瓷研究专家，一般比较重视到窑址去采集典型的陶瓷标本，完了以后跟故宫等单位传世遗物对比研究。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采用考古的方法，把所有的资料都收集起来，采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去分类整理，去修复。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考古提供的资料去了解那个时期的整个陶瓷生产状况。所以说这些瓷片对我们来说都有用，哪怕是看起来不起眼的，没有经济价值的也都是有用的。在景德镇历代窑址出土的残片中，官窑的瓷片更为特殊，它不光是有文化价值，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对它也是能修复的就尽量修复。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部分陶瓷标本 图 李梅
澎湃新闻：那么现在对官窑瓷器修复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有遇到困难吗？
江建新：对官窑瓷器确实是一个蛮艰难的过程。因为它起初就是打碎了一坑或成片掩埋的，所以出土的时候也就是无数的碎瓷片。我们一般在对它们进行清理以后呢，就要开始分类。在分类的过程中，我们先把这些成千上万的陶瓷碎片分器型，如碗、盘、杯、瓶等各种各样的器物类型，然后再把每一种器物类型集中起来接着分，比如这是碗底呀、这是口沿呀等等……这个方法尽管分类的过程很辛苦，但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分完以后，在修复一个完整器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已经把其他的完整器也分好了，这样离修复也就不远了。所以我们在整理室修一件完整器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修复一个坑出土的瓷器残片。当然这种分类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啊。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没有做完，还有很多陶瓷碎片可以修复。
修复好的成品
澎湃新闻：当这样一个掩埋坑的陶瓷碎片修复完成之后，它的考古修复工作是结束了，但是对它的研究工作其实才刚刚开始。
江建新：是的，陶瓷修复是我们的基础工作，我们通过常规的修复之后，再在这上面再整理，再研究，它背后的人文信息就会逐渐清晰。因为陶瓷考古研究也是科学的，它不光是传统的断代史的研究，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器物本身的文化内涵的揭示，它是全方位的，也是多视角的。我觉得我是一辈子就做这个事了，希望将来留给后人多一些研究资料和启示吧。现在对古陶瓷的研究不是我们过去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观念了，它不再仅仅是判断真伪和经济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陶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反映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通过陶瓷研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遗址、作坊，从中就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劳动力的分布、陶瓷生产形态等。我们根据这些器物和遗址分布现象做考古研究是有非常多内容的。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在修复宣德蟋蟀罐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御瓷新见——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在此之前故宫博物院已联合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举办了5个“明代御窑瓷器”对比展和1个考古新成果展。现在看起来，这一系列展览也是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这些年来在陶瓷修复上所取得的成果的集中展示。
“御瓷新见——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展”海报
江建新：说到这个展览，这其实是我20年前的梦想。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到故宫去看过官窑瓷器，当时我知道那些都是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故宫看东西是很不方便的，不像我们考古所可以随时上手进行研究，故宫管理很严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景德镇御窑厂出土修复的瓷器和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能做一个对比展，我们研究人员做研究就方便了。到了2010年，我开始主持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就开始想办法促成此事。我记得我当时跟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古陶瓷研究专家和领导说这个事儿，大家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15年就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第一次“明代官窑展”，这个展览当时一展出就引起轰动，好像是那一年故宫博物院排在前十的展览，参观的人数很多，评价都很好的。所以自那以后，我们又继续做，形成这样一个系列展览，今年的“御瓷新见——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展”是这个系列展览的收官之作。
明永乐 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 故宫博物院藏
明永乐 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修复）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御窑厂是在元代浮梁磁局上建立的，未来肯定还会有新发现
澎湃新闻：提到景德镇陶瓷碎片的修复研究，是离不开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这些年对古窑址的考古发掘的，尤其是对明清御窑厂遗址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江建新：是的。其实自从1979年以来，景德镇考古工作者为配合市政建设，就在御窑厂周围进行过数十次考古调查与清理发掘。2002-2004年、2014年又先后联合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明清御窑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2014年御窑厂龙珠阁南侧考古发掘
2014年御窑厂龙珠阁南侧考古发掘
那么在近三十年来的十多次考古发掘与清理中，陆续发现元官窑和明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以及清代官窑遗存，出土了大量的明、清官窑遗迹与遗物。
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工地，江建新（右）与荷兰考古人员交流
澎湃新闻：元代官窑应该就是我们如今提的比较多的浮梁磁局吧，能否介绍一下元代官窑的发掘情况，我们是从哪些方面来判定它是元代窑业遗存？
江建新：对，浮梁磁局是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置的，据《元史·百官四·将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浮梁磁局在景德镇存在了74年，后来毁于元末农民起义军的战乱。
到了1988年，在景德镇珠山北麓，也就是明御厂遗址北侧，现风景路中段马路边一条深约1.5米的沟道中发现了一窑业堆积，同时也清理出土一批形制特异的瓷器残片，品类包括卵白瓷、青花、蓝地白花、蓝地金彩等，器型包括围棋罐、盖罐等。这批出土遗物与传世的卵白釉印五爪、四爪龙纹、八大码、八宝纹和印“枢府”“太禧”铭瓷器比较来看非常相似，带有明显元官窑瓷器特征。其中出土的孔雀绿金彩、青花五爪龙纹器等，印证《元典章》禁民间使用描金、贴金和《元史》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的记载，可知这一类瓷器显然为元官窑—浮梁磁局的产品。这批遗物的发现对研究浮梁磁局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最珍贵元官窑资料。
元 卵白釉连座观音像
元青花龙纹围棋罐
澎湃新闻：现下我们看到的明清时期的御窑厂其实也是在元代官窑浮梁磁局的基础上建立的。
江建新：综合这些年的考古资料来看，明代御窑厂确实是在元官窑—浮梁磁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在2003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在明御厂，就是今天的龙珠阁北侧发掘中，陆续发现元代青花、青白釉、卵白釉残片，标本均具有官窑特征。同时在一明初地层中发现有一刻“局用”铭的明初官窑残器，该标本说明明初工匠们仍习惯沿用元代磁局的称谓，所以这就显而易见了。
元 卵白釉盘口瓶
澎湃新闻：那元代浮梁磁局与明清御窑厂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
江建新：元初世祖中统始便十分重视祭祀之礼，并亲自参与祭祀活动，祭礼用器尚“纯”。那么质地较“纯”的元代卵白釉瓷就非常符合元廷祭祀的需要。元早期烧造了大量有官窑性质的卵白釉瓷，就是枢府瓷，这在我们上面提到的珠山北麓出土的遗物中是可以看见的。那么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推断出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
根据目前景德镇地区考古发现来看，烧造这类有官窑性质的卵白釉产品窑场除了珠山北麓外，还有湖田、落马桥等窑址，联系相关文献记载，比如说明万历二十五年《江西大志·陶书》“宋以奉御董造,元泰定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元代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的记载可知，元代浮梁磁局的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生产，烧造完之后窑要封停，甚至“御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岭土也是要封存的，不得私用。
由此就可以见出，浮梁磁局的窑场似乎不像后来的明清御厂那样有独立的厂址。因为，如果有独立厂址，就用不着烧造完贡瓷之后，封存御土，怕别人私用了。当时浮梁瓷局有可能选择了景德镇地区条件较好，有一定基础的优秀民窑作为定点的窑场，官匠可能居此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用瓷的烧造，当时的明御厂珠山北麓一带很可能属浮梁磁局管辖的窑场之一。这是元代浮梁磁局与明清时期的御窑厂很不一样的一点。
1993年，明御窑厂东院 考古工地
澎湃新闻：明清御窑厂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就比较多了，比如去年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中呈现的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就是一个例子。
江建新：这个展览最开始是在故宫对比展出，然后又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他们觉得这个展览很好，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又到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觉得办一个展览还不过瘾，后来又举办了一个学术论坛。“空白期”三代官窑，过去人们都不认识。因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二十九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在陶瓷史研究上，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个时期没有官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空白期”三代的瓷器没有款，不像宣德、成化有款，所以不认得，就形成了这个“空白期”。但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一个正统地层里发现了很多遗物。因为地层是很清楚的，它上面一层是有成化款的，下面一层是有宣德款的东西，所以年代非常可靠，这就是我们断代的重要标志。但是过去许多研究者把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看着像宣德就定为宣德瓷器，看着像成化就定为成化瓷器，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可提供断代的标尺，弥补或者补充这段陶瓷史的研究资料，它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些空白。
“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展览海报
珠山明御厂西墙发现正统官窑遗存
当时在香港展出的时候，香港的一个学者就说“你们这个真的是填空补白呀，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所以说，这样的展览，严格来讲是推动了中国陶瓷史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展览和学术成果。
澎湃新闻：您认为明清御窑厂遗址还会有其他重要发现吗？
江建新：那肯定还会有，陆陆续续都会有，但我们现在不一定挖，因为它毕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嘛，我们现在尽量就是少干预，多留给后人。
御窑厂遗址保护现状
澎湃新闻：前段时间，明清御窑厂遗址基础上成立的御窑博物馆，对考古进行呈现，同时与旅游结合，您如何看？
江建新：成立御窑博物馆是景德镇市委、市政府的一项很好的决策，对景德镇地区考古，尤其对御窑厂的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将文物保护与旅游结合起来，也为景德镇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御窑博物馆
研究古陶瓷，杀鸡要用宰牛刀
澎湃新闻：学界一般认为景德镇的制瓷业始于五代时期。您在《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一书中认为，景德镇制瓷在五代这样大规模烧造之前，应该有一个摸索试烧的过程，只是有待于实物资料的证实。那么这些年在景德镇古窑址的考古中，有没有新的发现改写此前学界对景德镇古窑址烧造历史的书写？能否具体和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考古发掘过程。
江建新：那就是我主持考古发掘的浮梁县湘湖镇兰田窑了。兰田窑是在2012年的时候被别人盗挖了，后来我们才开始介入，跟北大合作。结果发现这个窑址可能是景德镇地区最早的窑业遗址，像以前的那些前辈学者包括陈万里，都提到了景德镇在唐代有窑业的，但一直没有找到实物遗存，所以学界将景德镇的窑业最早追溯至五代。但是我们在对兰田窑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景德镇窑业差不多在中晚唐时期就开始了。从兰田窑的出土遗物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景德镇制瓷业较为成熟的早期的产物。所以这次发掘也是将以往认为的景德镇制瓷业的起始时间推前了百年左右。同时印证了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为元和八年（813年）饶州刺史元崔进奉瓷器所做《进瓷器状》一文中的记载。可以说这一发现改写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史的重要篇章。值得一提的是兰田窑的发掘清理了两座窑炉，其中一号窑炉保存十分完好，只是窑尾部分有少许缺失，时代为晚唐时期。这个窑炉的发现和清理填补了景德镇窑炉发展最早形态的空白，是十分重要的窑业遗迹。
兰田窑考古发掘现场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在唐代的窑址中，有像越窑、洪州窑这种烧造历史较长的窑口，比如说像越窑，它烧造瓷器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如果从它整个烧造历史来看，它是经历了一个从陶器到原始青瓷，再到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之相比，景德镇早期的窑址兰田窑有什么特点？
江建新：兰田窑的特点在于它在不断地吸收学习。
澎湃新闻：就是可能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面貌？
江建新：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很善于学习，受南北各大窑口的影响比较大，你比如说在兰田窑的所有文化层都发现同时出土青绿釉瓷器、青灰釉瓷器和白釉瓷器，按照器物的精粗程度采用不同的装烧方法。这就表明这种同出的器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在同窑中同时烧制这三类器物。那以往学界认为这三种器物存在早晚的发展承继关系，而我们的发掘证明其是同时生产，并延续了较长时间。白瓷的出现可能可以提早至晚唐时期。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兰田窑十分善于吸收与它同时期烧造的各个窑口的长处，也是这种善于学习的精神，所以到了宋代，景德镇创造了它的新品种——青白瓷，开启了它崭新的篇章。
澎湃新闻：在我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明清以来一直以鉴赏或鉴定为主，明清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留下很多有见地的著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孙瀛洲、陈万里、叶麟趾、冯先铭等先贤开始突破明清人的视角，将目光聚焦到窑址与遗物方面，那么在此之后，近70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考古在方法论上还有突破吗？
江建新：孙瀛洲先生在陶瓷鉴定方面有独到之处，被瓷学界冠之为“眼学”鼻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中国古陶瓷研究者还只囿于断代与断定窑口的层面上。陈万里第一个走出书斋，走访了许多古窑址，对我国古陶瓷有开拓性研究，之后冯先铭先生等一批学者开始了实地考察窑址之路。陈万里、冯先铭在古陶瓷研究中，借鉴传统眼学，对中国古陶瓷及各大窑口的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研究，无论是从“史论”还是鉴定学角度，他们的研究都达到一定高度。
近70年以来，景德镇陶瓷考古在方法论上是有突破的，这种突破是从刘新园先生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初，刘新园先生在景德镇陶瓷馆工作期间曾陪同冯先铭先生接待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等一行到湖田窑进行实地考察，也许这对刘新园有一定启发，他开始关注湖田窑。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长江流域考古学习班学习，之后便开始致力于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这时他选择的第一个考古对象便是湖田窑。当时为配合基建，刘新园对湖田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掘，他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出土的遗迹、遗物进行综合细致的研究，与陈万里、冯先铭进行窑址田野考古调查注重采集典型标本不同的是，刘新园开始运用考古学的地层与类型学方法研究整理湖田窑的出土资料。他在研究湖田窑时，又不完全囿于类型学方法简单地对出土遗物进行分型分式，而是开展更为精细的分析研究，在分型分式的基本上，仔细比较器物，如碗、盘的型式的变化，揭示其变化的规律及其成因，复原其烧造工艺。这一以崭新的视角和方法考察研究湖田窑的论文受到陶瓷考古界广泛关注。
刘新园应该说是我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率先运用考古学方法和手段研究古陶瓷的开先河之人，他的一组湖田窑的研究论文就是在此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批考古成果。1974年刘新园发表在《考古》上的《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论文，深得当时夏鼐先先生、徐萍芳先生的赏识。可以说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刘新园是继陈万里、冯先铭之后第二代学人的代表。
刘新园在指导修复宣德青花大罐
然而，刘新园先生并没有满足于以上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后期，刘新园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对出土遗物专题的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在基建中出土大量官窑瓷片，刘先生在率领一帮弟子清理这批遗物时发现这些瓷片是可以复原的，他敏锐观察到这种堆积非同一般民窑堆积，它蕴含的文化历史信息可能更多。当这些瓷片被成批、成组修复成整器的时候，刘先生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对这些遗物本身的研究。他将藏匿在历史文献中的细碎史料搜罗出来，与出土官窑碎片融会贯通，并与相关器物串联起来，修复已经消失历史。他严谨地利用地层学上的序列和类型学的演变关系，叙述考古材料和推论。刘先生运用文献及相关资料，展开多学科研究，从多角度揭示其遗物的意义，《明宣德官窑蟋蟀》、《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迹与遗物之研究》就是从艺术史、文化史、工艺技术史方面研究陶瓷遗物的典范之作。应该说刘先生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他常跟我们说：“研究古陶瓷，杀鸡要用宰牛刀！”。
《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 刘新园著
过去在古陶瓷研究领域存在偏重于鉴定和用传统史论观评价古陶瓷，考古学引入中国后，古陶瓷学界也逐步受考古学影响。刘先生较早开始运用考古资料审视陶瓷文献，又将陶瓷史作为一门“史学”来进行研究，从其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刘先生研究的一种方法和态度，《高岭土史考》《蒋祁‘陶记’著作时代考辩》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从他的陶瓷考古论文可以看到，刘先生有慎密的思考和丰富的田野考古实践，有乾嘉学派的传统，有西人的眼光，也具国际视野。
澎湃新闻：这些陶瓷研究专家，包括刘新园先生对您的影响在哪些方面？
江建新：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这些陶瓷研究专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到我，比如像陈万里、叶麟趾、冯先铭他们的陶瓷著作，我们早期学习的时候也要看的，包括对窑址的判断等。但是刘新园老师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包括他把考古学的方法引进景德镇的古陶瓷研究，以及对陶瓷进行多角度的分析等方面，这些都是从刘老师开始的，刘新园先生，他是我的老师啊。
澎湃新闻：当下城市与乡村建设项目较多，景德镇古窑址保护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需要解决的问题？您怎么看？
江建新：问题肯定是有的，比如说之前一些乡村建设公路就把一些窑址推掉了，现在好一点了。但是对这个遗址的保护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