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陈寅恪的人生颇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出身学问世家，一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同样学识渊博、性情耿介，但有一点无庸置疑：对陈寅恪的某些学问，钱锺书并不认可。
1978年8月至9月，钱锺书随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意大利。9月5日，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在奥尔蒂赛依举行第26次会议，钱锺书应邀作了一个题为《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的演讲，并提交一篇论文：《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在论文中，钱锺书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对大陆古典文学研究带来的深刻变革”，开首即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实证主义又称实证哲学，最初源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与英国，它强调感觉经验，醉心于细节考证，常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印象。钱锺书说：“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代替对作家与作品的阐明、分析和评价”。在演讲时，他以习惯的钱式春秋笔法提及陈寅恪的研究：解放前一位大学者“曾凭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缜密的细心,考证唐代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书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
钱锺书
陈寅恪
1979年4月至5月，钱锺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履痕遍及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地方。在此期间，他又批评《元白诗笺证稿》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一节太“微不足道”。
钱锺书对陈寅恪的“不感冒”，还反映在其对陈寅恪赠书的态度上。1950年11月，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陈寅恪的学术代表作之一《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此书用的是“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一是以史证诗，即用史家眼光分析元白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两位作者生活的特定环境，以求贴近作者；二是以诗证史，即通过发掘诗中的时间、地域、人物、内容、器物等史料，与某些史籍的记载相对照，目的是探求历史真相。陈寅恪对此书很满意，书一出印刷厂，他就提取了一部分赠给自己的师友与学生，其中也包括了钱锺书。钱锺书后来如此回忆：“我和陈先生从未谈过话，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给我夸奖《谈艺录》，并赠《元白诗笺》一本，我回信谢了。我和他的交往仅止于此。虽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向他请教的机会。”钱钟书对《元白诗笺证稿》印象如何呢？他在1984年4月22日给富寿荪的回信中说：“陈先生书曾蒙见惠，弟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类似的意思，他在致傅璇琮的信中也说过:“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
然而，对陈寅恪的诗词，钱锺书却是出自内心钦佩的。陈寅恪有个学生叫蒋天枢，因为极其尊敬陈寅恪，不时向老师请益，被陈寅恪视为可以托命之人。上世纪70年代末，蒋天枢整理陈寅恪一本诗稿，发现其中有缺字、漏字的情况。加上诗稿经过动乱时期，收集不齐，毁损严重，蒋天枢请求钱锺书帮助校订，并将缺字、漏字补上，钱锺书满口答应。受托之后，钱锺书特别认真。陈诗缺漏的字并不多，但每补一字，钱锺书都要反复吟咏品味，既要顾及文字的贴切精美，还要考虑意思的相融相合，偶得一佳字即手舞足蹈，快活得像得了头奖一般。2003年10月，执教于台湾高校的汪荣祖先生来北京拜访杨绛。谈到陈寅恪时，杨绛说：钱锺书晚年非常欣赏陈寅恪的诗，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
有段时间，学界流行“钱锺书看不起陈寅恪”的说法，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深谙文学之道的人，钱锺书不喜欢陈寅恪式的有点意气用事的考证，认为这样的考证掩盖文学的思想艺术光芒，这是事实，但在目前可以公开见到的材料中，钱锺书的批评只是指向陈寅恪的某些考证方式，并未从整体上否定陈寅恪在文史研究上的成就。钱锺书对陈寅恪诗词超乎寻常的喜爱，也说明他对陈的批评是一码事归一码事的。换句话说，就是：钱锺书批评的只是他认为不对的、不好的事情，对他认为正确的、好的事情，则热情赞扬。
“文人相轻”，是中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我们很少注意到一些老式文人在学术批评中往往渗透着深刻的理性精神。比如胡适与陈独秀，两人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观念都有诸多不同，但争论归争论，陈独秀被政府逮捕了，胡适还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一次次营救。再比如鲁迅与林语堂，两人也相争过，可鲁迅逝世后，林语堂依然写怀念文章，高度肯定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这些人争论时总是就事论事，不人为地压小，也不上纲上线、刻意夸大。
真正的学问是来不得火躁脾气的，在学术批评时“一码归一码”，既是对文艺、科学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术良知的呵护。（文/游宇明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