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杂志1993年刊出的一篇法门寺织锦回文《璇玑图》的论文，引起了学者丁胜源的关注，也因此与法门寺结缘，法门寺旁的织锦巷，即传为织锦回文《璇玑图》作者苏蕙的故里。
其后，丁胜源、周汉芳两位老人写出了论文《前秦女诗人苏蕙研究》并在古典诗词界引起反响。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韩金科有感于两位耄耋老人在浩瀚的书海中钩沉耙梳，搜集到大量的有关于苏蕙的史料，并倾心数十年，专注于回文诗词研究，以“上海一家人”记此往事并交澎湃新闻刊发。
古籍中的苏蕙
前些年，电视连续剧播放《温州一家人》、《温州两家人》，那是商海大潮里的故事。我这里说的是上海曲阳路一个小区里的一家人。是学术文化海洋里拼搏的真情实事。一家人只有老两口，无有膝前儿孙，无有颐养天年，只有六十多年耕耘中华古典文学的园地和园地里的奇特景观。
六卷本、三百多万字的中华《回文集》出版后，82岁的丁胜源老先生觉得这应该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本著作。但命运偏偏要跟他开个玩笑，他戏谑地给我说：“早知十多年前阎王不要我，我当时就接手编《全明诗》，真是后悔啊！”时隔八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丁胜源老先生，正着手编撰着另一本著作——《杂体诗词类编》（初集）。他说：“两次病后，身体越来越差，记忆、思维迟钝，《前言》怎么写一点头绪都没有。本来就才具不足，现在更愈来愈笨了。”
一
八月的上海，大雨滂沱，天异常的闷热。曲阳路这栋逼仄的住宅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记录本。墙上、窗子上，桌子上、凡是能看的见的地方，都贴着一条条写着文献索引和简注的纸条。纸条上的字苍劲有力，堪称一幅幅绝美的书法作品。一位白发苍苍的先生，戴着老花镜，目光专注，静静地伏案在客厅里一张破旧的小桌前，在一张纸条上记录着，不时翻翻桌上一本已经泛黄的古籍书，沉思许久，然后又埋头去记录。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位先生，在如山的书堆中，将他写好的纸条按顺序贴在案牍前。
周汉芳、丁胜源（右）合影 2020年12月
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家庭。那位写字的老先生叫丁胜源，已90岁高龄，正在整理他的倾血之作——《杂体诗词类编》（初集）。退休前，他是上海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另一位先生叫周汉芳，是丁胜源先生的爱人，82岁高龄，退休前，是上海徐汇中学一名教师。他们没有子女，在这间小屋里，两人相濡以沫着。六十多年来，他们晨兴夜寐、呕心沥血，默默耕耘着中华文化的一块特殊“园地”——中华回文和中华杂体诗。
2012年出版的《回文集》，就诞生在这个小得可怜的“大世界”里。知名学者傅璇琮曾说：“（《回文集》）应当是我国古代文学有关文体学的一部文献史料经典之作。”《回文集》是一部上自晋代，下迄民国的300多万字的大著作，但两位老先生还是不满意，继续勘误补缺着，期望能再出版续编。
谁能预料，已是耄耋之年的丁老先生，又拿出一本七十万字的《中华杂体诗词类编》手稿，令我敬佩汗颜。2018年的盛夏，大雨如注，湿热侵淫。我在曲阳路那座狭小的住宅里，看到了两位先生浇筑心血的一千多页经过编注、修改、抄写整洁的手稿，心里五味杂陈。在大上海这样繁华的都市里，什么力量驱使着两位先生一直这样坚守着，为中华文化的古典诗词，默默耕耘着。又谁能知晓，他们耕耘六十多年的文化“园地”，会是这种残败辛酸的模样！
二
我最早知道这块“园地”，是在1993年春天。那时，《文博》杂志为法门寺举办了一期文化专刊，其中一篇法门寺织锦回文《璇玑图》的论文，引起了丁胜源先生的关注，他遂写信联系到我。此后不久，我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抽空专门拜访了丁胜源、周汉芳两位先生。丁先生那次告诉我，法门寺旁的织锦巷，传为织锦回文《璇玑图》作者苏蕙的故里。苏蕙与窦滔的爱情风波，被绣以841字织成五色回文图诗锦帕。因此，法门寺的美阳城，就是回文文学的发轫之地。苏蕙和她的织锦回文《璇玑图》，应是法门寺文化研究的重要宝藏。只是，这次交谈时间仓促，但这块文化园地，却深深的印在我心里。
古画中的《璇玑图》
中华《回文集》织锦回文漩玑图
璇玑图
1994年秋，法门寺召开首届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特邀两位先生实地考察，了解苏蕙织锦的相关遗迹和传说。1998年11月，首届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两位先生专门为此次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前秦女诗人苏蕙研究》，引起大会的强烈反响。这篇专著，他们在浩瀚的书海中钩沉耙梳，搜集到大量的有关于苏蕙的史料。其中一些来源于善本、孤本、稿本，异常的珍贵。八年时光荏苒，就是在上海这块狭小的文化“园地”里，经过两位先生的修改、勘误，《前秦女诗人苏蕙研究》一书，终于在2002年得以出版。而此时的丁胜源先生已73岁，周汉芳先生66岁。在常人眼里，他们本该就此停笔，颐养天年了。但是，谁也不曾想到，他俩在这块“园地”又做起更大规模的耕耘和播种。
苏蕙，字若兰。图为《若兰小像》
两位先生说，苏蕙以她动人的织锦故事和奇巧的《璇玑图》诗，让中华回文诗词，从美阳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但他们却倾心数十年，专注于回文诗词研究，为中华诗词文化的宝库，浇筑着毕生的心血。
三
在《前秦女诗人苏蕙研究》之后， 在茫茫的书山和文海中，两位先生又搜集史料，要编撰一本开创古今中外的回文总集。这无疑是在典籍的海洋里“捞针”。这个浩大的工程，对于专业的文史研究所都会退缩，不仅仅要花费巨额的经费，还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和经历。面对各种未知的困难，两位老先生还是默默地行动了。他们没有向政府部门索要扶持；没有拉扯一个人；也没有停步一分一秒，凭借自己六十多年来的不断积累与执着精神，走遍大江南北的每一个图书馆、文物遗址、博物馆，栉风沐雨，忍饥挨饿，苦苦煎熬，终于在2002年完成了《回文集》这本巨著。
《回文集》300多万字，收入历代诗词作者1300余人，图785幅，诗词曲赋万首，分为64卷，附录一卷。内容不仅包括回文诗图，诗文，还涵盖了域外汉诗、和歌、乐曲、英语的回文，以及回文的专辑叙录、纪事、回文释例等。
有学者认为，《回文集》是目前最为全面的一本回文史料集，是填补中国回文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极其难得的学术专著。
丁先生惋惜地说：“我国回文专门著作历经水火兵燹，或私藏，或禁毁（如《奚囊寸锦》），仅少数流传至今，大部都已亡佚。如谢灵运原有《回文集》十卷，经过隋末和唐末的战乱，到宋初只剩下一卷，以后连这一卷也没了。”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搜集回文诗词，甚至非主流的各种诗体。即使在文革中，也克服各种困难，从来没有间断过。“凡孤章浩帙，片辞长韵，莫不网罗。还有幸得到各方旧雨新知的热情关照，若无他们哪会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
丁先生在《回文集》的前言里写到：“本书收入著者一千四百余家，图录六百多幅，诗词曲赋、乐谱过万。辑录上自晋代，下迄前世纪20年代出生的著者作品，以生年先后为序，前系小传（图录部分小传系于抄句之末），尾注出处。诗话、纪事、异文、校语之类，俱附于本诗之后。异体字、简体字、古字、俗字，一仍其旧，不作改动，以保持原貌。历代专著序跋、提要、题辞、辨证等史料，亦一一照录成卷。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不致任其自生自灭，继续流失，是我们编纂出版此书的目的。”如此体量的文化巨著，就出自于两位迈入耄耋之年、老态龙钟的老人之手。
《回文集》出版之后，丁胜源先生摸着飘着淡淡墨香的书本，欣慰地说道：复兴中华文化，不能少了格律诗。而被称之为诗苑奇葩的回文，在复兴中华文化中，又“曷可少哉”！在他眼里，《回文集》就是自己孕育的孩子。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为这本书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已跨过半个世纪之久。
丁胜源先生中华《回文集》手稿清样
四
在丁先生的案牍前，我发现甚至在他使用过的药盒的说明书的空白处，都写满了关于回文诗的出处、考略、注释。对于这些诗词的搜集，他有特别的经历。回文诗词，除了少数专集之外，绝大多数都散见于别集、总集、史乘笔记等各种典籍中，哪本书有、哪本书无，没有人知道，只能一本一本地去翻阅，如大海捞针一般。而且搜集的都是古人、前人的作品，大都出自线装古书。所以，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到处去搜集。
1964年的一天，丁先生得知无锡县图书馆藏有《寄沤手写璇玑图回文图》。于是他在一个周日，一早从上海赶往无锡，查书抄写，午饭就是一个干瘪的馒头，晚上又匆匆返回上海。
1966年六月，丁先生获悉《雁字回文诗碑》还存世在陕西户县。于是从汉中转车到西安。在碑林的旧书摊上发现了《雁字回文诗碑》的拓本。因为“文革”期间，他既高兴又惊恐，怕旁人发现，尽管拓本有缺失。后来，他又专程到户县实地访问，看到二十四通原碑被损坏四通，只剩二十通。在这堆残碑中，他记录了缺失的部分碑文。
1982年12月，丁先生获悉宁波天一阁中藏有万斯同的回文诗，于是冒着严寒，坐车专程到宁波抄录。从上午抄到人家下班，为节省时间，忍着饥渴，不饮不食。因为年关，附近招待所、旅馆客满，只能住在浴室里，直至抄完回到上海。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藏有《韩国文集丛刊》，丁先生于是又从上海到南京。那个时候，正值学校暑假，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张伯伟被丁先生的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感动，特给他开放图书馆抄录了五千多字。这一趟，丁先生自掏腰包，花费一千五百多元，折算下来，每个字三毛钱。
这些，只能窥见他多年来搜集回文诗词的简单经历，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只有他自己知晓，但他还是执拗地坚持着。丁先生曾戏谑说，收集资料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翻翻书，看到资料，抄抄编编而已，顶多花些时间，牺牲休息游玩。但在国内，却多次遇到了让人愤慨的遭遇。丁先生收集的钱惟治《春日登大悲阁》复印件中，有些字迹漫漶不清，打算用别的版本校对辨识，但全国只有中央党校存有。有一次去北京，他放弃参观活动，持介绍信，兴冲冲地赶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却吃了闭门羹。负责的人说，党校图书馆只对内，不对外，不接待他这样的学者。他只能悻悻而归，留下遗憾。
“文革”中，收集和阅读古籍被视为“封资修”的货色，要被挨批挨整，但是有机会，他还会冒着风险收集资料。后来，他再在查阅曹封祖的《种瑶草堂集》和华彬的《兰湄幻墨》两书的资料时，又自掏腰包，才完成了资料的搜集和勘误。只是现在，九十多岁高龄的丁先生，为了查阅资料，还要自己一人坐公交车去复旦大学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这样执著的精神，这样对于学术研究严谨的态度，令我们这些后辈望尘莫及。
就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凭借着丁先生的日积月累，以及周先生的支持，这本让众人期待许久的《回文集》，即将要完成了。
五
《回文集》的内容收集完成，但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六百多年，在内容编排上，却出现了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面对浩瀚的文海，要编排一本没有错误的集子几乎不可能。于是，勘误校对，就成了压在丁先生身上的又一副重担。
一种是作者年代的错误。如岳南《万世法门》说《扶风县石刻记》编者黄树榖是元代至正年间人，有的史料说他是清初人。于是他又回到文海，查阅得知黄树榖是黄易的父亲。黄易生在1744年，所以黄树榖哪个时期的人，就非常清晰了。
二是张冠李戴的作品作者。例如《春游》（枝分柳塞北），《艺文类聚》署名王融，而《回文类聚》署名贺道庆。《后园作》（斜峰绕径曲），《艺文类聚》、《回文类聚》署王融作，而《诗纪》定为梁元帝萧绎作。《五言》（静烟临碧树），《回文类聚》署王融作。面对这个问题，丁先生查勘何文的《杂体诗释例》，书中说：“然设若王融有此类奇制，则齐梁文士，必竞效之，断不至无闻如斯也，故属之[陆]龟蒙，终似较合。”然后再对比参考其他文献，就按照《杂体诗释例》里的作者署名。
三是两人内容相同的诗作。无法判断时代和内容的诗作，只能全部收录在诗中，让后人再来辨析。如戴叔伦的《泊雁》与王安石的《客怀》，王安石、王安礼哥俩的《梦长》，刘敞、刘攽哥俩的《雨后回文》，流传至今，谁是谁非，无由证实，也无由证伪，故两存之。《春昼》作者李涛，同姓同名的有两位，一为五代、宋初人，一为南宋人。李调元将他作为宋初人，收进《全五代诗》，童养年又补入《全唐诗续补遗》，而新编《全宋诗》，则两存之。
四是古人的抄袭辨真。将前人的诗词冒充为自己的作品，南沙叶秀山的《梅花回文十五律》，就是抄袭倪锡湛的《梅花回文全韵七律》十五首。查阅庆云崔旭（1767—1846）《念堂诗话》和南汇王诚（1814年在世）《香雪园诗话》两本书中，各录入倪锡湛的诗词辨别，再录入《回文集》时，判此为倪锡湛原著而非叶秀山所作。
五是作者的名称、性别有误。例如林韵芳、邱林芳本是一个人。对于妇女，古时一般都无生卒年。诗集署名林韵芳，词选的辑者把她署名出嫁以后的姓名。丁先生在整理女作者回文诗词集时，才发现两人父亲同名同姓，于是进一步查询史料，研究之后，才知她们是一个人。又比如金章，不知道是男是女，他从史料中发现金章是文物鉴赏家王世襄的母亲。
时光如梭，经过在文海中的勘误和甄别之后，这本凝聚着丁胜源和周汉芳两位先生无数汗水和心血的《回文集》，终于付梓出版了。
《回文集》
六
现在在我眼前的，是另一部著作《杂体诗词类编》（初集）。这是丁胜源和周汉芳两位先生2002年至今，十九年间搜集整理的古典杂体诗集的初稿。丁先生说：“我在抄录回文诗时，也顺手抄录了部分杂体诗词，日积月累，也有相当数量。”原来，在《回文集》的整理过程中，这本书也在搜集之中了。
尽管杂体诗散布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甚至比《回文集》的搜集还要难。但是经过两位先生十几年的搜集整理，这部著作已经完成。丁先生有个小小的期望，“坊间有《江南女性诗集》，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系隔一两年出一集，我们学他样，学他的体例，先出初集，以后有机会再出二集、三集……初集包括字的声韵方面，如四声、双声、叠韵、短柱之类，也包括字的形态方面，如藏头、离合、神智之类，反应了汉字的特点，也表现人们的智慧。目录10页，正文1070页约20多万字，这些东西、这些资料来之不易，是几十年来从几万种书籍中网络钩沉来的。今后，不知还有谁会继续做这些。”是啊，已经九十岁身患多种疾病的老人，在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于他，还是为中国的古典诗词，都是极幸的事情。只是，在给丁先生的电话中，他表达出些许惋惜。“我年老了，视力越来越差，希望排字后有人校对。在校对好的基础上，寄给我们看看，给我们有机会修补、改正。”或许，这是他对《杂体诗词类编》（初集）出版前最后的哀求。
七
一位勤奋好学的少年，他的身影总是闪烁在我脑海中。
七十多年前，在苏州中学读书的丁胜源，特别喜爱读书，课余时间，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对于人物传记，他更是爱不释手，比如《拿破仑》。但对于古诗词，更有一种别样的情怀。看到介绍各种古诗体的书，他十分感兴趣，但读完之后，又觉得意犹未尽，不够全面，于是萌生了将来要自己动手编写一本较完整诗集的想法。从此以后，在阅读中读到各式各样的诗体，就随手抄录保存，其中的回文体诗，更是令他着迷，因为一首，可以魔术般地变成好几首。1975年，丁先生从复旦大学调入上海工农师校，从事《汉语大辞典》的编写工作。当时他们小组承担着部分史书和全部筆乘的选词制卡，以及多个部首的资料整理及释文。对于非中文专业门外汉而言，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作。但是丁先生迎难而上，服从组织需要，接受任务，边干边学，顺利完成工作。并且夜以继日地设计和撰写《J-1汉字编码》，为中国音形结合的编码方法开辟了的新途径。或许，正是对于汉字的钟情和厚爱，丁先生才甘于寂寞，数十年如一日，畅游在文字的海洋里，与夫人周汉芳先生实实在在地“蹲”在那间狭小的书屋里，在这块“园地”默默耕耘起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种出了一朵朵绽放的鲜花，结满了累累的果实。《前秦女诗人苏蕙研究》、《回文集》、《杂体诗词类编》（初集）……
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专家，但胜似一个专家。仅仅《回文集》、《杂体诗词类编》（初集）这两本著作，就堪称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扛鼎之作。
这一年，因为疫情，身体每况愈下的两位老人，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周汉芳先生由于腰腿问题，多半躺在床上，听力太差，总要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才能听得清楚。她的心和手，却一直还在做着回文诗和回文音乐相关的事情。丁先生视力下降，心脏也不好，可以慢步走路。临到周先生生病去医院，就犯难了。他说：“我推着轮椅，平路没的说，但上坡或拐弯一用力，我就心绞痛，趴在轮椅上半晌起不来。”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杂体诗词类编》（初集）的整理，他们还在坚持着，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时至今日，丁先生还会给我提到《回文集》的补编，说吉林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光绪年间陈僅的《继雅堂璿玑碎锦》，要编进去。又一次听说我要去日本，他立即从小桌上拣出一片小纸，在背面写道：一、在东京神田町书店街买日文的回文书籍；二、程锦《红豆庄诗词游戏》（日本东京日本国会图书馆有，复印）；三、曹封祖《听月楼集》四卷（日本大坂府立图书馆有，复印）。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清末北洋新军爱国将领朱庆澜时，他立即给我看他收集的《团结报》上的《朱庆澜秘密救助朝鲜爱国志士》专文，为我写《朱庆澜与法门寺》做补充史料。每每说起，我总是心里一颤。“老先生，您都90岁了，怎么不停歇一下呢？”他淡然一笑，说：“早知十多年前阎王不要我，我当时就接手编《全明诗》，真是后悔啊！”
这就是真实的丁胜源，一个普通又伟岸耄耋之年的可爱老人，一个平凡但又专注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的泰斗。
2018年10月2日，周汉芳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那头，她高兴地喊：“韩馆长，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是10月2日。她又问：“今年是什么年？”我说是2018年。她急呼：“您顺读数字。”我说是“2018102”。她再急呼：“您倒读！”我瞬间惊呆了，居然还是2018102！数字回文，原来，专注于回文研究的两位先生，连这样的回文都能记录下来。
那一刻，我默默祝福着，祈祷这两位可爱可敬的上海一家人健康幸福，也期望在有生之年，这本凝聚着他们近十年心血的《杂体诗词类编》（初集），能够顺利出版，并且有之后的二集、三集......
（作者系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也是法门寺地宫发现的亲历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