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难民失去了中国政府保护，面对屠杀、强奸和抢劫，只有少量欧美人士可以依赖，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时收容了约25万中国难民。而日军在“屠杀令”存在的前提下，其犯罪是普遍而蓄意的。所以就整体而言，中国难民都是日军制造的浩劫的受害者，无论贫富贵贱。
然而，南京国际安全区是南京沦陷后“空位期”特殊的空间区域，其存续，一依赖侨民的人道精神和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决心；二依赖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欧美各国及其设定的条约利益；三依赖日军方面措辞含糊的默许。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政府，也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没有国际条约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力，没有司法、行政能力和资源来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没有实际力量制止日军暴行。它发挥作用，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认可和合作，包括日本对英、美、德等国耐人寻味的忌惮。也就是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一定的能力，然而有限。有限的能力投射到安全区管理中，使得中国难民就个体而言，在死亡威胁和战争暴行面前，处境不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命和财产安全受日军威胁的程度不同，受欧美人士庇护、救助程度不同，居住环境不同，食物结构不同，劫后际遇不同，等等。处境不同，结果也不同，中国难民在死神面前，并不“平等”，内部由此出现分层，并影响到南京大屠杀的具体历史面貌和结果。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壁画
一
造成中国难民命运不平等的因素，一是身份，沦陷前担任官方职务或系社会精英的，得到特别关照；二是与南京欧美人士的关系，与他们存在传教、教育、商务、主仆等各种关系的，视密切程度，得到相对好的安排；三是所处空间，安全区占当时南京市区面积的八分之一，其中欧美人士只有二十几人，无力进行全覆盖、实时性的庇护，结果在欧美人士比较方便顾及的地域，难民受到更多照顾；四是难民自身与教育程度、认知水平、生活经验等有关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具体作为；五是难民自身的财产状况。
这些差异因素，是历史的客观，由此而造成难民中的“特殊群体”。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位于小粉桥1号的住宅，是安全区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其中住着三名特殊的难民。一位是中国空军机长，化名罗福祥，真名汪汉万（音译），曾击落日机，南京沦陷时生病，未能过江，翻城墙进入安全区，住到拉贝家里，平时并不露面，甚至在拉贝日记中长时间未出现。1938年元旦，露天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602位难民逐一签名向拉贝表示感激，该机长也未出现。拉贝乘英国“蜜蜂”号炮艇离开时，将其伪装成自己的仆人带出南京，才在日记中点明其身份。另外两位是国民政府方面的官员龙先生和周先生，他们携带巨款，捐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红十字会5万元。他们经常给拉贝仆人小费，还向拉贝个人捐出5000元，拉贝转交给了国际委员会。拉贝住宅由其亲自照拂，日军虽多次闯入，但止于院中，上述三人几乎没有遭遇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另有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和军医蒋公穀，因照顾伤员，来不及撤退，先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躲避，身份外泄后，得贝德士和金陵大学徐先生帮忙，入住汉口路9号，“上面挂着是美国旗”，并有安全区总稽查施佩林关照，虽时日日警惕、一夕数惊，到底未受伤害。他们少数几人的处境，属于最好的一类。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美籍人士魏特琳的主要助手之一，她整天跟随魏特琳，没有受到日军屠杀抢劫的直接威胁，而从其食物结构可以看出她的处境不同于一般难民。1938年1月18日程瑞芳日记写道：“昨日大使馆（笔者按：指美国大使馆）送两只鸡、十二个鸡蛋，是送华（笔者按：指魏特琳，魏特琳中文名为华群）的。学校的鸡蛋只够华他们吃的，我的小孙子一天有一个，其余的邬（笔者按：指邬静怡，金女大生物学教师，参加金女大难民收容所工作）留下养新鸡。我们有这些东西也算不错，不算是真难民。”正因为如此，程瑞芳在日记中坦承：“我们做难民很不错，较别的难民好几陪〔倍〕。”1938年2月1日，程瑞芳收到了从上海寄来的青菜以及苹果、橘子、糖，她十分满足地说：“做难民还有这三种东西吃，不是特别难民吗？”处境类似程瑞芳的，还有魏特琳的助手陈斐然，拉贝的管家和助手韩湘琳，拉贝家的司机、厨子等仆役，各难民收容所的中国负责人，等等。
当然，“特殊”难民的安全也不是普遍、绝对的，像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负责人齐兆昌就险遭日军杀害；而曾得到贝德士亲自照拂的会日语的刘文彬，最终在贝德士家中被日军抓走杀害。
“特殊”难民通常是有文化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重视，被委任在各层次的分委员会中，或担任西方人士的助手，他们的事功或多或少地被记录在案。他们自身也具有记述和表达能力，蒋公穀、程瑞芳有日记体记述留世，韩湘琳有口述历史，住房委员会的许传音战后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这些人不仅记录了个人亲历、目击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而且不同程度地剖析了面对大屠杀时的心路历程。他们在历史中有一定的显性度，其经历已经被自觉、不自觉地设定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标识”。相比于他们，“普通”难民是历史中面目模糊的“常人”，而其境遇整体上更形竭蹶。
二
难民收容所中的“普通”难民，处境更为凄惨。杀戮司空见惯，性暴力无处不在，抢劫随时随地。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1938年1月21日向南京美国使馆通报了得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情报称，“紧随日军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看到日军在难民营内外公开地酗酒、杀人、强奸、抢劫，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未能对军官们施加影响，后者漠然的态度很可能出于把放纵士兵作为对这座城市的惩罚，而且由于军队的控制，他们对致电东京要求控制军队感到绝望，日本大使馆官员们甚至建议传教士设法在日本公布事态真相，以便利用公众舆论促使日本政府管制军队”。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报告说：“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美籍教授贝德士报告说：“在全市范围内，无数家庭不管大小，不管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都同样遭到了掠夺。下面的强行掠夺的例子尤其无耻，收容所和避难所的众多难民在遭到日军的集团性搜查时，从仅有的携带物品到钱和贵重物品都被抢走了。”
同时，即便是“普通”难民内部，亦有分层性的具体状况。据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1938年3月到6月的调查，“在3月份的经济条件下，‘食物’和‘侥幸’几乎成了同义语。穷一些的人家实际上已经吃不到蔬菜和食油，肉和水果就更谈不上了。除了少数人家能弄到面粉外，其他人家都靠大米生活”。“就这个城市的所有地区而论，居民中17％的人是从施粥棚里取得大米的（免费或是象征性地收一些钱）；64％的人是从小商贩那里买米；14％的人在自治委员会（Self-Government Committee）经营的商店买粮；5％的人是通过‘其他方式’，所谓‘其他方式’，是借助于朋友亲戚接济，……在难民营里平均有82％的人从施粥棚里取得食物，这些人很明显处于城内的最底层。”
安全区为“普通”难民提供食物的具体状况，见诸多位亲历者的记忆。李景德回忆说，当时美国人“一天给我们吃三顿老米粥，老米粥厚得很，大锅煮的，是美国人救济的，每个人还发几个萝卜干子”。孙东城亦回忆说：“金陵大学里面发放稀饭，很稠，一天两顿，上午九点半，下午四五点，一个铜板可以打一小锅，够五六个人吃的。”陈桂英当时避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怕被日本兵强奸，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她说：“这里一天管两顿粥，大家各自拿着碗去操场领粥，领了粥马上躲进屋子。”
安全区内“普通”难民的苦难，超出和平时期人们所能设想的程度。拉贝1937年12月30日日记记载：“在我的收容所（所谓的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草棚里，在污泥垃圾中，过去的两个夜晚出生了两个婴儿：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不能为产妇提供别的栖息之地，我真感到惭愧。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护士来帮助这些妇女；没有包扎用品，没有襁褓，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这就是父母为新生儿留下的全部东西。”
穷苦，摧毁了一些贫苦难民的道德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的鬼头久二说：“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1938年1月2日，日本妇女国防后援会三人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那三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都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脸都丢完了”。贝德士为此论述了难民们在生存和道德之间的两难，他说：
有大量普通劳工从事军需与运输服务，还有满足士兵各种需要的社会不正当行业。我早已不愿谴责一个苦力，他替祖国的敌人服务只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或是一个姑娘为了免于饥饿而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们不给别人带来太多直接的伤害（譬如参与武装劫掠或贩卖海洛因、吗啡等）。因为高尚的道德难以抵御生活本身的基本需要，战争早已给我们带来数以百万计的经济的与社会的破坏。我们现在偶尔可以看到官方报纸刊载的规模很大的公开妓院的广告。一个全新的厚颜无耻的少女人群，在餐馆当女侍，开了南京“风气”之先河。
三
在一般的哲学和文化意义上，人类在死神面前是平等的。而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难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不仅存在，而且与条约体系下的外国权益存在关联，其内含的历史痛楚和讽刺是多重的。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使用的房源主要是作为美国产业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离开南京的外国公司和外籍人士的房屋，战前建成、主要供国民政府要人居住的“新住宅区”，等等。在欧美人士眼里，外国产业和住宅有国旗、保护通告等加持，事前由各国使领馆通知了日军，安全度要高一些。德国人士对其国旗的象征意义尤其自豪，克勒格尔就说：“德国国旗比美国的更受尊重。”所以，与各国有着各种关系的中国难民就被优先安排进这些房屋，他们的处境，开始时是优于那些“普通”难民的——据程瑞芳日记记载：“今晚由国际委员会回来，在路上许多人由城南搬到安全区，有的人找不着房子，在路上睡。”但日军并不以难民们身份和关系上的差别为标准而有选择性地实施暴力。
施佩林报告说：“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安全区1937年12月19日的档案记录了另一个案例：上午8点30分，美国传教士费吴生的司机李文元一家被日军抢劫，他们家8口人住在珞珈路16号德国人的房子里，门上有纳粹卐字旗，仍被抢走7箱衣物、2篓家庭用具、6床羽绒被、3顶蚊帐、吃饭碗碟和50元现金，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
德商代理，传教士司机，在当时确属“特殊”身份，也意味着他们本属南京的小康之家（李文元家的有些被劫财物如羽绒被当时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品”），但日军暴行，抹平了他们与最贫苦者的“不平等”。侵略者的犯罪造成异样的“平等”，构成了另一重讽刺。
约翰·拉贝（John Rabe）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故居。
四
无论如何高度评估当时南京欧美人士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时人刀尖下仓促写成的文字已褒扬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程瑞芳说：“所幸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此，光是美国人不行。现在几个美国人也无法可想，也累死了，换一句话说，若不是几个美国人在此，中国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南京欧美人士的睿智和高尚，正如美国教会人士引用《波士顿环球报》对南京美国人士的评价所称：“日本人进攻南京时，一小群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组织了安全区委员会，希望创建一个非军事人员可以免遭攻击的聚居地。委员会成员是大学职员和差会成员，他们是教授和教区牧师。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组合。正是这些举止优雅有修养的人，出现在文明遭到破坏的地方和当口。”
但是，比较当时南京的中国难民和欧美人士，其中的“不平等”同样存在，而且如果与中国难民内部的“不平等”对照，更能映照出当时中国悲剧的深刻和苍凉。
食物是不大被论者注意的环节。1937年12月23日美国传教士马吉在致夫人函中，详细描述了他们的食物，他说：
每天我们都吃稀饭，以节省些大米，一个大问题是蔬菜和肉非常少。日本人几乎把一切都抢走了。……我们还有一盘咸肉，咸肉是范家在我们搬到市区时从下关带来的。另外还有一些白菜。……我们各自的存货都带去了。福斯特家有许多存货，夏天，他们的厨师贮存了许多坛水果和豆子。……
今晚我们吃了稀饭、花生、腌菜、大白菜和豆腐乳。这对我还行，因为我偶尔还能吃到西餐，但对这里的中国人来说真够呛，几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吃这样的食物，但能有吃的我们已是感恩不尽了。
欧美人士显然同样面临食品短缺，魏特琳在这一天也记录道：“现在食品越来越少，我们已有好多天没有吃到过肉了，现在街上根本买不到任何东西，就连鸡蛋和鸡也买不到。”腥风血雨中，他们对能够有食物可吃已经心满意足。1937年圣诞节，他们举行了一次有烧猪和甜土豆的盛宴。偶尔也有惊喜，1938年1月15日，日本大使馆举行了一次“便宴”，邀请留宁的部分外侨参加，希望他们为日军“说好话”。出席这次宴会的外侨有拉贝、魏特琳、鲍恩典、贝德士、米尔士、史迈士、特里默、克勒格尔、马吉等。宴会上的食物十分丰盛，魏特琳说：“晚餐与这些客人一样，也具有各国的风味，有中国菜、日本菜和西餐。”拉贝在日记中也写道：“便宴上的菜肴是第一流的，有中国美味可口的牛肉、鸡蛋、粉丝火锅等食品，有欧洲式的芦笋，还有米酒和红、白两种葡萄酒。我们很久没有吃过这些好东西了，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番。”
欧美人士救助中国难民，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美国传教士麦克伦和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骨干，均曾被日军持枪威胁，麦克伦脖子还被日军用刺刀扎伤。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籍人士费吴生因为目睹暴行和身体劳累，一度失忆。魏特琳女士因为日军暴行，抑郁症反复发作，最终自杀……中国难民记忆中的他们，始终是救命菩萨的形象。所以，对于南京欧美人士相较平时已属简单、对比难民仍属丰盛的伙食，他们较好的住宿、交通条件，当时南京大屠杀中国亲历者们留下的所有资料中，没有任何人进行道德审查，过事苛求。作为中国难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相对优越的生活显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中国难民来说，欧美人士是更“高”的存在——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在文化、精神上亦如此——他们面对日军和日本外交人员的不卑不亢，日本人对他们的敬畏，给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中国难民向西方人士提出请求时，往往跪倒在地，哀声恸哭，西方人士是被中国难民仰视的对象。日军暴行甚至都没有抹平中西人士同时面对死神时的“不平等”，这是另一个层次的悲剧。
余论
需要指出的是，大屠杀中，中国难民处境的优劣是相对而言的。正视难民内部分层的存在，有助于我们更加精细地观察大屠杀时期的南京；而过分夸大其间的分别，则会低估日军作为全速开动的兽性机器的普遍性摧毁力。战时客观存在的难民内部分层，不同于和平时期社会分层导向人口社会流动、公共产品提供、政府政策调控等问题的讨论，它主要揭示了战争环境下人之存在的丰富侧面。
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内部分层，可以作为观察整体历史的透镜。宏观者，其时中国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低下，条约体系在中国近代国家演变、整合过程中的复杂作用，作为未完成近代化、动员程度低、管理能力差的国家，国民在战争中承受不能承受之重时政府之缺位，等等，被放大呈现。微观者，南京大屠杀惨烈程度在空间、时间上的相对不同，住房、食物等久被宏观叙事忽略的细节，和平时期“先在性”社会分层在战争环境下的“带入”，等等，被显微“凝视”。对难民内部分层的关注，可以作为切入南京大屠杀史更深层面的楔子，并为以社会史、人类学、环境史等跨学科方法进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开辟路径。
（本文摘自张生著《发现历史：范式转换与路径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