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
其实，我对“日常写作”这个概念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喜欢日常，可能因为我是女性，我特别容易关注生活中那些细微、微小的事物，像房屋、街道、楼顶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日常”。
“日常”通常被认为是小的、琐碎的、无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日常”中，就是说，处在这些琐碎的、微小的事物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小事，引申不出什么意义来，但同时它又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是我们的本能。而且“小说”单从字面理解，也是要求我们从“小”处说起，但在文学界，往往有一种声音要求我们去写大题材，写战争，写历史，写时代。我们每个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压力，也是普遍的压力，这个压力既来自评论界，也来自官方，还来自民间，来自很多很多的读者，甚至很多写作者自己，也不屑于写日常，认为它们是小事儿。
起先，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后来知道不是，世界各国的作家都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在日本，在土耳其，一些年轻作家经常被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去写战争，写历史?我听了非常困惑。泛泛而言，人们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写过《战争与和平》这样一类作品，但卡夫卡未必是，哪怕他是公认的现代派鼻祖，他开创了一个世纪的写作之风，把他列入“伟大作家”的行列，恐怕仍会引起争议。
我的理解是，这跟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有关系，“伟大”不单是一个能力问题，它更是一个时代问题，跟这个时代的精神、整个道德风尚、审美趣味有直接的关联。普遍来说，20世纪是个与“伟大”一词毫不搭界的时代，它直接走向了伟大的反面，那就是混乱、卑微、猥琐、怀疑，就是内心摇摆不定，有很多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完全没有意义，只是徒增自己的茫然和痛苦，徒增生命的无聊感和失重感。
我认为这就是20世纪的精神内核，那种正大庄重的、崇高的、悲剧性的情感看不见了，这个情感在托尔斯泰时代是有的。你看《战争与和平》，看《静静的顿河》，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还是士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高尚的、很正派的、很朴素的情感，这个情感非常大，可以称之为情怀，他们也有痛苦，那是一种很结实的、人生的痛苦，就像一拳打在胸口，你知道疼在哪里，很肯定。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肯定的，人如果不能称为高大，至少也算个人，因为有尊严。生命是宝贵的，比生命更宝贵的是理想、信念、真理、自由、责任心、荣誉感。《战争与和平》里，有大量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很惨烈，也很悲壮，悲壮更上一层，就变成了美，这大概是美的最高境界了。支撑这种壮美的，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情怀。总之，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一些东西，比如正义。正义是什么，今天看来当然是可疑的、虚妄的，需要重新界定的，更何况是“正义的战争”，但那个时代的人们是相信的。
同样是战争，你看20世纪的描写，最著名的便是《二十二条军规》。开篇便是当逃兵，跟护士调情，为一些不相干的事大动肝火，战友之间互相憎恨，恨不得杀了对方，但又离不开对方……全是不上台面的事，这些人是太绝望了，又怕死，又看不到明天，只能及时行乐，苟且偷生。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更喜欢《二十二条军规》，因为心理上没有距离，觉得很亲近。《战争与和平》当然是更伟大的作品，伟大得让我敬重，只好远离，就是心灵上没法对接，他们是形而上的、崇高的，我是形而下的、琐屑的。
我觉得自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审美趣味上，都是典型的20世纪人。就是没有那种阔大的心灵，没有那种气吞山河的气象，非常敏感，有时不自信，总是怀疑自己，也怀疑一切，也很自私，也很善良，但这善良背后因为缺少一个大的、精神或者理想的支撑，所以还是一种自顾自的小善良，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顾别人，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
在20世纪，你会发现，人的形象变小了，没有十八九世纪的人高大，当然不是生理上的。总是精神萎靡，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不再有英雄主义情结，也不会奢望天才的出现，每个人都是凡人，沉堕于日常生活里，直到被它淹没。这就是《尤利西斯》的主题。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也有感情，但这是一种不肯定的感情，模棱两可，怎么样都行，就是大家都成熟得要命，男女之间有小喜悦、小欢喜，却很少有那种你死我活的爱情的碰撞，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不会产生悲剧。悲剧是大的、英雄主义的、接近神性的，主人公站在舞台上，张开双臂，他要拥抱世界，叩问上苍，我们这代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来?我们一般都是缩着身子，好像很冷的样子；要不就是快速奔跑，怕迟到了公司会扣奖金。要是失恋了，当然也会很痛苦，但也不至于捶胸顿足，至多找个僻静的地方，一个人舔舔伤口，或者闷头睡几天就好了。所以这种痛苦还是小痛苦。
那天听一位50年代出生的前辈作家的讲座，他说过一句话：高产的作家不一定是伟大的，但伟大的作家一定是高产的。这位作家并没有说，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代人是有这种情结的，就是对“伟大”情有独钟。
都说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觉得未必。我们和前辈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大家都是士兵，他们想当元帅，而我们只想当士兵。他们是更有梦想的一代，对“伟大”怀有一种单相思，向往于以一己之力创造一个博大的、完整的世界，他们是读苏俄文学长大的一代。而我们这代人早已放弃了这梦想，对伟大避而远之，因为我们是读卡夫卡长大的一代。
卡夫卡在文学上并没有建功立业的野心，他为自己的痛苦而写，他自卑极了，心里爬满了无数的幽暗的小虫子，有点神经质，又是多病多愁身，女朋友长得也不漂亮，不停地订婚，毁婚，再订婚，结果到死也没有结成婚。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无意间开创了一个写作的新纪元，他使文学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不能肯定的人的内心，他是典型的经验写作。他没有经历过战争，却预言了一个世纪的精神上的灰飞烟灭，他能不能上“伟大作家”的排行榜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经有人跟我谈过“经验写作”，经验写作当然有它的问题，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写作的意义，可能正来自于“经验写作”，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这个时代太庞杂了，靠个人力量根本没法把握，我们各写各的，只要诚实一点，朴素一点，把姿态放低一点，就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大家合力还是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的。
总的来说，我们这代人对“伟大”已经没有心理诉求了，我们这代人对写作如果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在我是，我希望自己能写一点漂亮文字，写出我对人生最切肤的感受，这感受既是我个人的，也是一群人的。
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一句话，后来一直牢记这句话，把它贯穿于我的写作，就是“小说是人生的艺术”。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这句话，忘了小说首先是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关于人生、人性的艺术。我又想起另一句话，“文学是人学”，谁都知道文学是人学，但人在哪儿?我的回答是：人在“日常”里，与日常休戚相关。哪怕是战争年代，非常时期，天灾人祸，人也有最基本的诉求，就是穿衣吃饭；有最基本的情感，痛苦或者欢乐。无论我们写什么，都是在写人，哪怕是写战争，为的还是写战争底下的人。
所以这些年来，我真的非常困惑，我们现在所看重的、所强调的，恰恰是与文学本体、文学精神不相干的一些东西，是一些细枝末节，是本末倒置。我们过多地强调文学以外的东西，强调它的社会承载功能、批判功能，强调题材的大与小，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其实写什么在我看来从来就不是问题，对于一切文艺来说，怎么写才是大问题。
我的困惑就在于，我们的文学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就是“写什么”的压力，也是“宏大叙事”的压力，到了80年代中期，由马原他们作了纠正，好像是回到了文学本身，但是十几年以后的今天，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又回来了。
我不是说“宏大叙事”不能写，一切题材在我看来都是等值的，我关心的是，宏大叙事“怎么写”。我前阵子读黄仁宇的书，名字忘了，是抗战时期，他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副官，在缅甸和印度战场，为《大公报》写的一组战地通讯。黄仁宇太了不起了，虽然他那时还不是个作家，后来也没有成为“作家”，他那时连记者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普通军官……可你看他是怎么写战争的，他写了阳光，写了一个日本军官的尸体，他身上的护身符和一封家书，他还写了硝烟中遍地的尸体，但是他没有去写尸体，他写了一棵小草，手一掐，指尖上留下了青草的汁儿……我觉得是太有力量了，这力量胜过千军万马的厮杀，我觉得这就是大与小的辩证，日常与宏大叙事的辩证。“小”常常比“大”更有力、更动人。
《红楼梦》算得上是“伟大作品了”，但《红楼梦》的伟大并不因为它是“宏大叙事”，它本身的题材并不大，一个富贵人家的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红楼梦》的伟大是，它写了最实在、最琐屑的日常，却指向大的人生的虚空。《红楼梦》是我读过的把“日常”和“伟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它做到了极致，最不可思议的是，它差不多全是对话组成的，宝玉怎么说，黛玉怎么说，两个人如何斗气，全是小儿女情态。黛玉穿什么，宝钗穿什么，全是日常小事，一字不落大处，但《红楼梦》的魔力就在这儿，它写的是大东西，却不直接写，它去写小东西。
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文学都应该是“日常写作”，我们不写日常写什么?我们就住在里头啊，每天肌肤相亲。但是我对当代“日常写作”也不满意，比很多评论家还要不满意，评论家指责日常写作，而我却指责作家。因为这些作家没有心，没有痛，他们没有活在人生里，而是活在所谓的“写作”里，他们是为写而写，为琐屑而琐屑，他们糟蹋了日常。如果日常没有精神笼罩，它就是一块破抹布。
我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
——摘自魏微《坐公交车的人》
《坐公交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