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前几个世纪的欧美女性文学时（我将集中讨论英语文学，也会提及关于其他语言的文学以及绘画的例子），我们没有发现绝对禁止女性以女性身份来写作的做法，而美国黑奴则曾因为被禁止写作埋没了他们的很多诗学和修辞传统，即使写成了文字也遭到各种形式的贬抑，后面这一点和女性写作的遭遇是一样的。詹姆斯·鲍德温列出的“一长串伟大诗人，荷马以来的一些最伟大的诗人”很容易就被多数派文化打发到一边了，在这种文化里，只有写下来的东西才算数。那些留下来的断简残篇绝大部分会被忽视，但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出现时，就要用上更为复杂微妙的办法了——这些我们会在下面讨论。（例如，最初，黑人接受教育是违法的。等到黑人解放之后，黑人接受教育的机会稀少，质量低下，缺乏经费。这就是所谓进步。）
但是事实上，一些白人女性、黑人女性、黑人男性还有其他有色人种已经养成了把东西付诸笔端的讨厌习惯，这些东西有的还出版了，出版的材料，特别是书，进入书店，出现在人们手上，收藏在图书馆，有时候还进入了大学课程。
那我们怎么办？
首先，要意识到，没有正式的从事艺术的禁令，并不妨碍法力无穷的非正式禁令的存在，这一点很重要。例如，贫穷和忙碌显然是艺术创作的巨大障碍：19世纪的大多数英国工人一天得劳作十四个小时，他们不可能把时间花在完善十四行诗上。（当然，当工人阶级文学确实出现时——出现过，而且会继续出现——那就可以用对付女性艺术的方法来对付它。显然，这两个类别有部分重叠。）人们通常认为中产阶级没有受到贫穷和忙碌的困扰，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这些人是中产阶级妇女的话。把这些妇女称为中产阶级男人的附属品也许更为准确，因为单靠自己在经济上的努力，她们无法保住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如果是演员或是歌手，她们就成了品行不端的人（我在后面还会谈这个问题）；如果是已婚妇女，在英国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她们都会一无所有（1882年有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未婚女性最好的工作是家庭教师，这是介于贵妇和女仆之间的某个奇怪的社会角色。这里有一位1811年的维顿小姐（Miss Weeton），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三个基尼金币》让人们知道了她，“我渴望学习拉丁语、法语、艺术、科学，学习所有的一切”——因为要履行家庭教师的种种义务，她的这种渴望让她感到痛苦万分，作为家庭教师，除了教书，她还要缝纫和洗碗。在她之后30年，我们发现《简·爱》的作者一年有20英镑的收入，“相当于为家庭教师洗为数不多的衣物所得收入的五倍”（由此可以推断洗衣工一年的收入是四英镑），“是《简·爱》这本书价格的十一倍”，这是埃伦·莫尔斯在《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中写道的。M.珍妮·彼得森在她的书中提到，从休厄尔夫人1865年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当时保育员的工资相当于贴身侍女，学识一般的女家庭教师相当于男仆，学问精湛的女家庭教师相当于马车夫或男管家。艾米莉·狄金森身无分文：她得向父亲讨邮票，问他要钱买书。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言，“在那些出色的小说中，《维莱特》《爱玛》（Emma）《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的作者都是“穷得连买几刀稿纸都没钱的女人”。至于人们总认为会和这种奇怪的贫穷相伴相随的闲暇时间，艾米莉·狄金森似乎是有的（虽然她也要做家务，在母亲去世前的生病期间照顾她）。但据传记作家戈登·海特说，著名的玛丽安·伊万斯［Marian Evans，也就是后来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她年近三十的那几年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得料理家务，还要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她“不分白天黑夜地护理……看上去像个幽灵”。1859年，在租借的房子里住了10年后，这位著名小说家和乔治·亨利·刘易斯买了房子，她“负责家务，例如：买家具……物色并管理仆人、点餐——最后这件事，刘易斯为了让她有时间写作有时也会分担”。玛丽·居里（Marie Curie）的传记作者是她的女儿伊芙（Eve），她描写了母亲早年的家庭生活，那也正是她开始其科学生涯的时期。在工作一整天之后，居里夫人还要打扫卫生、买东西、烧饭和照看孩子，而这一切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从不插手。
到了20世纪，这种情况并无多少改观。西尔维娅·普拉斯早晨五点钟起床写作，虽说她的工作时间相当有限，但和作为工人阶级女性的蒂莉·奥尔森相比已经幸运得多。奥尔森描述了自己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写作，还要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全职在外工作的三重压力，她写道：
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去了学校……我的工作……我的写作，我可以用某种方式把写作放在内心四处带着，工作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在汽车上的时间，甚至是没位子不得不站着的时候……工作时的一点点偷闲……家务做完后的深夜……有时候我这种三重身份的日子难以继续。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现实对我的写作干扰太大。我不再有那种疯狂的忍耐力……常常有写作的冲动，常常又失去……我的作品死了。
奥尔森还引用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话：
家务似乎占据了太多时间……这个星期你和戈登（Gordon）一直在聊天，而我在洗碗……你走以后，我散了个步，满脑子全是平底锅和燃油炉的影子……不管我在做什么，写什么，你（约翰·米德尔顿·默里）都会嚷嚷：“亲爱的，有没有茶喝呀？已经五点钟了。”
曼斯菲尔德很自责，她继续写道，“今天我讨厌自己”，然后求默里对她说“我能理解”。（她并不求他帮忙。）
奥尔森在关于丽贝卡·哈丁·戴维斯的那本令人伤心的传记中［根据戴维斯的《铁磨房的生活》（Life in the Iron Mills）所写］，逐一讨论了一个人为什么不可能同时成为艺术家、全职家庭主妇和母亲、全职养家者。1881年，戴维斯在给儿子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的信中写道，“靠的不是灵感，是练习。真正持久的成功需要付出时间和耐心扎实的工作。”（第149页）但她自己，正如奥尔森明确指出的，并没有也不能按照她自己的建议去做：“在做完家务，照顾好克拉克（Clarke，她丈夫）和孩子后，她已累得筋疲力尽，然后用那些挤出来的时间去写一本需要她全身心投入的书。有时候为了赶每个月苛刻的进度，她只能寄出大段来不及校对加工的文字。”（第129页）也许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都没有孩子并不是偶然，伊丽莎白·巴雷特实际上也差不多（她很晚才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有仆人帮忙），而戴维斯呢：
……毫不怀疑地接受……克拉克作为一个男人应该能够大显身手，而她作为女人的使命是要帮助他实现那个目标：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创造让他能够集中精力、放松身心的良好氛围。
当代的一位作家凯特·威廉曾写道：
……有太多压力逼着我再次放弃写作，成为母亲，成为家庭主妇，等等……我丈夫很理解我，他希望我写作，但他似乎也无能为力……我意识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会把越来越多的责任加在任何一个愿意继续接受这些责任的女人身上。一旦其他责任太重，她就必须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或者她就只能采取彻底自私的立场，拒绝这个世界，然后接受任何可能出现的负罪感。
除非一个女人知道自己是另一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或简·奥斯丁（Jane Austen），否则她怎么可能说“不”？……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要把孩子、房子、学校职责、丈夫的需要、院子等摆在前面……要改变顺序……太难了。我们的成长经历里压根就没做这种准备。
简·奥斯丁
如果说时间很重要，那么获得材料和训练的机会也很重要。这对作家来说也许不像对画家那么明显，但如果说女性从来没有被剥夺获得高级书写纸和铅笔的权利，那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禁令根本无法实施。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人人皆知，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再费笔墨。也许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这种不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做法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例如，1953年我进入康奈尔大学的文理学院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的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女生名额。等我1967年以教师身份再次进入这个学院时，这个配额已经提高到50%。1973年我离开时，这个学院正在热烈讨论是否要完全废除配额，是否要允许入校女生的人数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男生（因为参加新生入学考试的女生在学术背景上普遍优于男生）。
当然，在可以控制材料和训练机会的领域，这种控制是存在的。凯伦·彼得森（Karen Petersen）和J.J.威尔逊（J.J.Wilson）在《女艺术家》（Women Artists）中写道，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两位女创始人（玛丽·莫泽和安杰莉卡·考夫曼）在约翰·佐范尼创作题为“研究裸体模特的院士”（The Academicians Studying the Naked Model）的学院创始人群像时没有在场，而只是“出现在墙上的图画中，因为根据法律和习俗，她们不允许和裸体模特一起待在画室里，不论模特是男是女”。（直到1922年该学院才允许其他女性加入。）我们发现，虽然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女性可以利用古代的石膏模型学习，但在1848年，“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裸体雕像馆只在周一、周三和周五三个上午的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向女性开放。”直到1883年，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托马斯·伊肯斯开设的“女性人体绘画课”还“禁止使用真人裸体”，他们在母牛身上学习解剖。
即使纸和笔比画布和颜料更容易得到，即使女性可以解决好时间问题并妥善处理被认为是第一要务的家庭义务，即使她们没有被正式剥夺正规教育，仍有一种强大而无形的东西叫社会期望。我们先来看看出生于1661年的安妮·芬奇，即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她有幸拥有闲暇、财富和（据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一个善解人意的丈夫：
哎呀！一个妄想写作的女人
如此自以为是，却得到尊重，
任凭她有什么美德也无法弥补这样的错误。
再看看多萝西·奥斯本是如何评论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同时代的纽卡斯尔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她同样悠闲自在，生活富裕，“嫁给了最好的丈夫”：“这可怜的女人肯定是有点疯了，否则她绝不可能荒唐到要冒险写书作诗的地步。就算我两个星期睡不着觉，我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1837年，夏洛特·勃朗特写信给当时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想听听他对她的诗歌的看法。骚塞回答说，“看得出你很有才华”，但“建议她放弃成为诗人的想法”：“文学不能成为女人一生的事业，而且不应该是。你在该做的事情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就越不会有空闲时间花在文学上，哪怕是……为了消遣。”勃朗特回信说：
我很注意不让自己走神，让人觉得我古怪……我不仅努力地用心完成女人应尽的义务，而且还努力让自己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不是一直都能做到，因为有时候当我在上课或缝纫时，我宁愿自己是在阅读或写作，但我尽量克制自己。
又过了很多年，埃伦·格拉斯哥拿着自己第一部小说的手稿到纽约城找一位“文学顾问”（即代理商），那人告诉她，“你太漂亮了，不应该当小说家。你不穿衣服的时候和穿衣服时一样可爱吗？”然后他企图强奸她，“在我答应还会再来后才让我走，他不仅留下了我的手稿，还拿走了（我的）50块钱……我浑身是伤，气得浑身发抖。”她后来找的那位出版人没有侵犯她，但“他不想要女人写的东西，特别是那些年纪轻轻还可以生孩子的女人……‘我给你最好的建议是……不要写作了，回南方去，生几个孩子……最伟大的女人不是写出杰作的女人，而是生出健康漂亮娃娃的女人’”。
188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评论乔治·艾略特，说她“有一种女性的无能，无法描写有真正男子气的主人公”（着重是我加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 Woolf）虽然娶了伍尔夫这样一位文学家，而且对她呵护有加，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却仍然会在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会长弗洛伦斯·豪30多岁时对她说：“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图书馆里呢？”
劝阻女性求知是一种普遍现象，现在仍然很常见，泼冷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当22岁的女大学生弗洛伦斯·豪退学后又回到学校时，这两件事都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激起一点涟漪”，也就不足为奇了。她的家人只是“讨论了她是否应该回到学校……这会浪费钱”。同样一家人，“她弟弟退学让大家惊愕不已”，为庆祝他重返校园“举行了盛大派对”。豪补充说，“各种故事表明……女性的教育……和男性的教育相比毫不重要。”即使是在进入一所知名女子学院后，伊丽莎白·珀柯达（Elizabeth Pochoda）得到的也是同样的信息；她提及，像苏珊·朗格尔这样具有奉献精神和创造力的女性思想家让学生们感到既尴尬又畏惧：
性隐私……首先不断提醒人们，追求知识是不现实的……这些只是借来的长袍，只有傻子才会在剧院之外还穿着。
下面是196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女研究生收集的一些教授语录：
“读书能读到这个程度的女孩子一定是疯子。”
“招生委员会没把工作做好，整个新生班级没有一个漂亮姑娘。”
“他们塞给我太多女学生，我得想想法子了。”
“我们希望来这里的女学生都是能干的好学生，但我们不指望她们才华横溢或是富有创造力。”
“我知道你很能干，你的论文导师也知道你很能干。我们想知道的是，你做这些事是认真的吗？”听到这话的是一位女博士生，她已经在这个项目上花了五年时间和一万美元。
劝阻往往并不采用明显的方式。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学习写作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里哭，不是因为她的家人反对她写作，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写作可以让她在结婚之前有事可做：“没有人把这当回事！”［不把她的写作当回事的包括一个全是男生的写作班，他们嘲笑她写了一个有女主人公的“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式的故事”——这是她的话。］我的一个出版过两部小说的同龄人痛苦地说，她父亲对她第一本书的关注还不如对她编织流苏花边（这“只需要扁形动物的智商”）这一爱好的关注。下面这段话还是凯特·威廉说的：
如果一个女人开始写小说，她的家人……（会）认为这很可爱或是思想早熟，至少是没有危险的……我丈夫家的人对我的态度是，反正这没什么坏处，可以让我天天晚上待在家里，而且不需要花任何人一分钱……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我心血来潮……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最让人难以接受……我的第一任丈夫在我离开他之前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任何东西，他认为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东西。
正如当代小说家奎因·亚布罗（Quinn Yarbro）所说的，编辑们也许会对他们欠钱的女作者说“应该向丈夫多要些钱”，或者问她们（就像菲莉丝·契斯勒遇到的）要钱来干什么。有一次，亚布罗的丈夫需要完成客人委托的工作，在家留宿的客人们会随时打断女主人的写作，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亚布罗说：“他生气了，因为我把写作放在了他的事之前”）。J.J.威尔逊下面这番话描述的不仅是画家卡林顿当时所面临的社会期望，现代评论家们仍然是抱着这样的态度：
……他（林顿·斯特雷奇）被人们期待的目光包围着……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着这位未来的伟大作家创作出杰作……卡林顿，没有人对你有这种期望，对你的所有期望似乎还是，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性生活处理好，你的日子就过好了……当林顿·斯特雷奇被所有人奉为“创造者”的时候，当拉尔夫·帕特里奇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职业让所有人殚精竭虑的时候，你作为画家的形象却被笼罩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
有时候，人们会公开说女人不能或者不应该成为艺术家，确实，这就是那些生活问题专家给出的建议。阿娜伊思·宁的心理分析师奥托·兰克（Otto Rank）对她说：“神经质的女人治愈后成为女人，神经质的男人治愈后成为艺术家……要创造就必须破坏。女人不会破坏。”之后的一个分析师（也是男性）得付出极大努力才能抵消这个建议的破坏性。
有人可能会以为这种“专家式”的建议几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但亚布罗在谈到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时还是这么说：
去找心理医生……那是在1959年，那个年代所有的女性都应该结婚而且住在郊区。因为我没有这个打算（那两年我拄着拐杖……你不可能拄着拐杖去约会）……因为那时我计划在中学里工作……那个心理医生说我是在拒绝自己的女性特质……说我妒忌男性生殖器，我需要的是和男人上床然后怀孕，这样我就正常了。
最可怕的事也许是发现传递这种信息的可能是那些新手艺术家向往的高雅文化。小说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和画家笔下的裸体女性一样让人沮丧。当代学者李·R.爱德华兹（Lee R.Edwards）在回忆大学时代时坦率地说：“既然我在小说里认识的女性没有一个人和我的生活或想要的生活有关，那我就不是女人……如果莫莉·布鲁姆是女人，那我是什么？是异形或是恐龙。”
阿德里安娜·里奇这样写道：
所有关于女人的诗歌都是男人写的：男人写诗，女人存在于诗里，这似乎是规则。这些女人往往都是美人，但都受到失去美貌和青春的威胁……或者她们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死去，就像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露西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丽诺尔。或者……她很残酷……她在诗歌里受到指责，因为她拒绝成为诗人的奢侈品……努力写作的女孩或妇人……特别容易受到语言的感染。她在诗歌或小说里寻找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她热切地寻找向导、地图和各种可能性……一次又一次……她所找到的东西却否定了她所做的一切……她找到的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和一个梦幻……“无情的美人”……她恰恰没有找到的却是那个全心投入、努力工作、困惑不解但时而令人鼓舞的生灵，她自己。
某些文化偏见甚至可以消灭女性艺术家记录下来的有关女性经验的具体证据，而且是在一个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小说家塞缪尔·德拉尼记录了自己和一个12岁女孩的对话，那孩子“已经读完了吉恩·里斯的所有六本书，她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
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书？
里维：哦，这个嘛……你知道的，关于人的书。
我：你能不能想一想，你读过的书里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女性人物？
里维：哦，我从来不读有关女人的书！
可悲的是即使是一个12岁的孩子都已经知道女人不是人了！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美国女诗人
这种让女人不要当创作者的警告不仅会消耗女性的时间、精力和自信心，而且彻底地渗透到她们对自己的期望中，使她们的身份出现真正的分裂，这才是特别具有危害性的。评论家兼诗人苏珊娜·犹哈斯（Suzanne Juhasz）发现西尔维娅·普拉斯遭受着极其严重的身份分裂：“这种极度的痛苦……源于……（生活在）50年代，新英格兰，中产阶级。”犹哈斯接着写道：
漂亮姑娘和聪明姑娘之间经常辩论她们谁的日子更难过。其实根本没必要选择，两种人都不好过……对于聪明的年轻姑娘来说，特别是50年代的美国中学生，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证明她们的智力，那就是证明她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是“正常的”（因为正常就意味着漂亮而且受人欢迎）。
犹哈斯补充说：“她需要样样出色，因为只有那样，她才可能两样兼得：作为女人和作为诗人。”简而言之，普拉斯需要做到完美，但（和所有人一样）无法做到。还有一种保持完美的办法：“在死亡中找到完美。”于是我们读到了：
这个女人终于完美，
她死去的
身体笼罩着成功的微笑……
普拉斯在31岁时自杀。
阿德里安娜·里奇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以及“我当时经历的身份分裂，一方面我是那个写诗的女孩，那个在写诗中找到自我的女孩；另一方面我在与男人的关系中找到自我”。
安妮·塞克斯顿似乎也感受到了相同的身份冲突，她在1968年《巴黎评论》对她进行的采访中说：
我想要的……是结婚生子。我觉得如果有足够的爱让我把那些噩梦和幻觉写下来，它们就会消失。我尽了最大努力要过正常的生活，因为我就是那样长大的，那也是我丈夫希望我过的日子……在我28岁的时候，平静打破了。我出现了精神错乱，想要自杀。
那次采访的六年后，她再次企图自杀——这一次她成功了。她再也无法承受更多失望。
本文摘自《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美】乔安娜·拉斯/著 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