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事

宫门口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是鲁迅先生在京的最后一处寓所,也是鲁迅在京四处故居中惟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址。

1923年10月30日,鲁迅买下这个6间旧屋的小宅院,议价800元。由于原有的6间旧房十分破旧,只有翻建才能居住,为了节省开支,10月31日,鲁迅亲自绘制房屋改建图3张(即现在的鲁迅故居规模), 翻建于1924年5月24日完工。由于当时鲁迅的经济十分拮据,这所房子是向老朋友齐寿山、许寿裳各借了400元买下的,这笔借款直到1926年鲁迅去厦门教书时才陆续还清。

在此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迅写出了小说集《彷徨》等大量作品,主编和指导编辑了《语丝》周刊、《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国民新报副刊》等刊物,指导成立了“未名社”、“莽原社”等青年文学团体。因此,此处也成为纪念鲁迅先生的最佳场所。194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纪念日),鲁迅故居正式开放。到了1956年,鲁迅故居成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0月19日举办了座谈会,同时还举办了“含英咀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对于这位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可以说只要是上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更是成为流传千古的名言。但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未必真正了解鲁迅的生活。而这个展览不仅展示了鲁迅本人的诸多作品,还多维度地展示了“鲁迅和他的时代、他的战友、他的学生”。

鲁迅先生的战友、学生有哪些人?本期品读所要刊发的,是新出版了《鲁迅全传》一书的张梦阳先生所写的关于鲁迅后事的文章,读者们可以从中体会到鲁迅先生葬礼的哀荣,以及他在文学界的“社交圈子”和影响力。

1 遗体停放在西式殡仪馆

万国殡仪馆,是美国人开办在上海的第一家正规殡仪馆。

1925年,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华凯斯柯特公司瞄准商机,向一位旅沪德国侨民租下了位于今胶州路207号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用于开办万国殡仪馆。1934年,时任经理的美国人施高德将万国殡仪馆改组为独资企业,自任老板,同时承办“高等”华人丧事。万国殡仪馆的底层礼厅原来全为西式装饰,内置钢琴一架。外侨丧礼由神父或牧师主持,唱诗班在钢琴伴奏下齐唱赞美诗《天堂再相会》,以示送魂入天堂。自施高德独掌该馆后,遇华人丧事亦允许在西式礼厅内吹打中国民乐,大做水陆道场。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刺后,葬仪在万国殡仪馆举行;1935年3月11日,这里曾经吊唁过自杀的一代影星阮玲玉。

鲁迅先生逝世后,经冯雪峰、宋庆龄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上海万国殡仪馆承办。并告知这是一代文化伟人,只是群众吊唁,瞻仰遗容,不要西式仪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下午3点,万国殡仪馆的黑色柩车开进了大陆新村。平时住户都从后门出入,前门不常开启。这天,前门打开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鲁迅的遗体用白布裹着舁下楼,郑重地放进柩车里的西式铜棺。许广平和海婴母子从屋门口、楼梯上一直到前门口,悲痛地送别先生和爸爸。

鲁迅先生告别了自己的书房和病榻,告别了从不释手的书籍和画册,告别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爱子,以及手足之亲的三弟,告别了生活三年多的大陆新村九号和温暖的家……

内山完造等内山书店职工送的花圈,从家里移到黑色柩车顶上,萧军、黄源等跟车前往殡仪馆。鲁迅身上穿着他生前所爱穿的咖啡色旧绸袍,上面覆盖着褐色棉被,上及胸际。在灯柱旁看到他的遗容,两颊瘦削,双目紧闭,浓浓的短须耸在唇上,脸上依旧透出他不屈的性格和永不休战的英气。灵床四周,摆放着景仰者致送的花圈、花篮,鲜花泛着沁人心脾的浓郁花香。

是夜,萧军、黄源、胡风、雨田、周文五位青年作家守灵。萧军一直跪在先生的灵前,直到夜深人静时也不肯起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感谢。翌日清晨,胡风原是被安排回大陆新村看家的,却又被叫到殡仪馆来。冯雪峰告诉他,要黎烈文担任治丧处长,他是中间人士,对付环境便利些。但胡风见到黎烈文时,向他提出此事,被黎烈文“一口拒绝了”。胡风只好当了实际上的负责人,料理事务,决定丧事程序,如群众瞻仰遗体的时间、灵前守夜人名单等。萧军做了活动的总指挥,黄源和雨田、周文、孟十还等人做“灵前司事”,却都没有任何名义。

1936年10月21日《申报》等报刊刊登讣告:鲁迅(周树人)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病卒于上海寓所,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20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21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为各界人士瞻仰遗容和礼祭的时间,21日下午3时入殓,22日下午2时在虹桥万国公墓下葬。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及表示哀悼的挽辞花圈以外,谢绝一切金钱赠送,谨此讣告。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

鲁迅后事

1932年11月10日,鲁迅北上省亲。在京期间,他赴北京大学等五所大学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图为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鲁迅后事

鲁迅先生位于北京宫门口三条二十一号的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组成部分。

鲁迅后事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万国公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6年将鲁迅墓迁建于虹口公园。图为1956年鲁迅灵柩移柩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

2 灵桌上放着笔纸和墨水

鲁迅先生的遗体原来停在二楼二号房间,布置得不错,楼梯上铺着地毯,前来悼念的人很多,但没有一点声响,脚步也很轻。由于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大众瞻仰,鲁迅先生的遗体移到楼下的礼堂里。

没有什么繁缛的装饰,挂满黑字白布的各式挽联、挽词,上面写着沉痛的语句。门框上挂有十六位青年作家合献的中间有五角星的轭形鲜花拱门。列有一个名单,他们是:草明、张天翼、樨公、姚克、屠琪、周文、萧红、路丁、华沙、胡风、契萌、欧阳山、萧军、奚如、周颖、聂绀弩。灵堂设在厅之西端。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以世界语文字及拉丁字书就的两幅巨大布额悬挂在两侧;法电工人读书班所献的松柏牌坊,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

灵堂正面是鲁迅遗像,四周堆满花篮,中间安放着蔡元培、何香凝等各界人士献的花圈。灵桌上另置一张小照片,这是鲁迅在木刻展上与青年木刻家交谈抽烟的照片,为沙飞所摄。遗像两旁供着两瓶鲜花,上面插着两张纸条,写着“鲁迅老师千古,十二个青年敬献”。下面放着一张由木刻家力群所作的木刻《鲁迅像》,这是鲁迅生前满意的作品,曾介绍刊出。灵桌上放着鲁迅生前用的一本稿纸,一个笔架,一瓶墨水和一支钢笔等文具用品。

蔡元培所撰的挽联,悬于遗体左右之壁间,联词是: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来自各界的悼念者,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和穿得破旧的,成千上万,不经邀约,不凭通知,都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长串。静待的民众列着队,很有秩序地分十人一组进入院子,又从礼堂西端入口处一个侧门挪进灵堂,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没有一丝混乱。由于黑纱需用量太大,几个女子赶制黑纱圈,仍然供不应求,后来赶来吊唁的人只好仅留下签字了。

3 “仇敌”亲赴灵堂吊唁

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概都知道鲁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于是,在很多人眼里, 鲁迅和徐懋庸自然算是“有仇”了。

10月19日,徐懋庸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鲁迅逝世了。这对于他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悲痛,是异于一般人,是无法表达的。他写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感到,是鲁迅误会了他,在他心目中,鲁迅始终是革命的朋友。他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会谅解他。但是,晚了,人死不能复生!上联的问题,是没法说清的了。如果还是“自问”,那么他觉得自己对鲁迅确非敌人,然而现在人们的看法可难说了。至于下联的那种遗憾,他始终是深深地感觉到的。徐懋庸流的眼泪不比其他人少,他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去殡仪馆凭吊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去,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至少是怒视的。他只好托楼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挽联带去。当王春翠把徐懋庸的挽联送到治丧委员会时,大家连忙展读,每个人显示出不同的脸色,惊叹、迷惑或鄙夷……

后来,徐懋庸考虑:去,固然有可能受到冲击;不去,也会被人们认为真正是对鲁迅绝情了。怎么办呢?于是也还是“自问”,到底要不要去追悼,结果还是去了,他在先生的遗体前站了一分钟,各种难受的目光是受到了,冲击却没有。

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的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孔祥熙,也给鲁迅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中共中央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蒋介石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

4 丧事受到特务监视

当时,茅盾正在家乡浙江桐乡乌镇,他接到鲁迅逝世的电报后,立即出发前往上海,但无奈痔疮发作,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只得请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参加。

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虽不能亲身吊唁,但却送来了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送两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时在福州的郁达夫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连夜致电许广平表示哀悼。第二天即从南台赶坐赴沪的轮船,在船上作《对于鲁迅死的感想》。两天后又写下了著名的《怀鲁迅》。10月23日,郁达夫在上海《立报》上刊出了题词: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存。

鲁迅去世前几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夏衍,鲁迅病情严重。格莱尼契是美国的一名新闻记者,他办事细致,讲话不多……他介绍到鲁迅病情的时候,嗓音嘶哑,他两眼凝视着夏衍,要夏衍把这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

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夏衍当然是能够理解的。当天夏衍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夏衍想只有沙汀也许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夏衍告诉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夏衍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他,说鲁迅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他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夏衍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代表他们去向遗体致哀。当天晚上,夏衍和章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沙千里还告诉他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夏衍、周扬特别保持警惕。

20日上午,沙汀到了殡仪馆。胡风一见到他,顿时忘记前嫌,拉住沙汀的手便哭起来。沙汀通过胡风的手传来的一阵颤抖,深深感到了胡风痛失恩师鲁迅后的悲伤心境。

5 青年作家在狱中写悼文

在殡仪馆瞻仰遗容本来预定是一天,但是来瞻仰的人多得出乎预料,所以又延长了两天。据统计,21日前来吊唁的人,总数不下五六千,团体增加到八十多个。可以说,鲁迅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甚至给上海监狱的难友们也带来了极大的震惊!

一位牢狱医务所的青年看护兵,偷偷从门洞塞给青年作家楼适夷一片上海报纸的剪报时,楼适夷一下子茫然失色,难道这又是敌人的造谣么?然而又不像,他不禁想起鲁迅对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在楼适夷入狱后,鲁迅还把楼很稚嫩的两篇小说,介绍给美国友人伊罗生,翻译成英文,编入题为《草鞋脚》的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里。楼适夷通过其弟弟楼炜春与鲁迅取得联系后,鲁迅又应他的请求往监狱送来许多文艺理论书籍的中日译本,特别是送来一部先生亲手编校印行的青丝绒面精装的《海上述林》。他在狱中坚持自学外语,搞些翻译,译稿经过同情革命的狱官传到外面,鲁迅先生看见了,主动提出,停止自己的翻译,请《中学生》杂志刊登他的译稿。

而受到鲁迅帮助的青年,何止楼适夷一人,先生时时为被捕的青年捐助营救的费用,给家属接济生活,给狱中输送书刊。也有刚从狱中出来的青年,无亲无友,流浪街头,生活无着,首先找到先生并得到无私的援手。身受其惠而终生念念不忘的,就不胜枚举……

当楼适夷从悲痛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他在牢房里的黑石板上,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这是难友间平时通讯的一种方法。一会儿,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互相传达了这个震动心魄的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监牢。

第二天,大家照例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互相见面,各人臂上都已佩好一块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当作哀悼的丧纱,这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对先生表示哀思的仪式,同时,也成为他们对敌的示威。每个人脸色阴沉,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的人还在低低地哭泣;有的人避开看守的耳目,互相交换着低语。有几人对楼适夷说:“你应该代表我们写一篇悼文。”后来青年看护兵偷偷送来纸笔,楼适夷就在牢房的床板上,按照大家的嘱咐写了《深渊的哭声》,寄给在上海的黄源,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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