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门口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是鲁迅先生在京的最后一处寓所，也是鲁迅在京四处故居中惟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址。
1923年10月30日，鲁迅买下这个6间旧屋的小宅院，议价800元。由于原有的6间旧房十分破旧，只有翻建才能居住，为了节省开支，10月31日，鲁迅亲自绘制房屋改建图3张（即现在的鲁迅故居规模）， 翻建于1924年5月24日完工。由于当时鲁迅的经济十分拮据，这所房子是向老朋友齐寿山、许寿裳各借了400元买下的，这笔借款直到1926年鲁迅去厦门教书时才陆续还清。
在此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迅写出了小说集《彷徨》等大量作品，主编和指导编辑了《语丝》周刊、《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国民新报副刊》等刊物，指导成立了“未名社”、“莽原社”等青年文学团体。因此，此处也成为纪念鲁迅先生的最佳场所。194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纪念日），鲁迅故居正式开放。到了1956年，鲁迅故居成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0月19日举办了座谈会，同时还举办了“含英咀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对于这位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可以说只要是上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更是成为流传千古的名言。但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未必真正了解鲁迅的生活。而这个展览不仅展示了鲁迅本人的诸多作品，还多维度地展示了“鲁迅和他的时代、他的战友、他的学生”。
鲁迅先生的战友、学生有哪些人？本期品读所要刊发的，是新出版了《鲁迅全传》一书的张梦阳先生所写的关于鲁迅后事的文章，读者们可以从中体会到鲁迅先生葬礼的哀荣，以及他在文学界的“社交圈子”和影响力。
1 遗体停放在西式殡仪馆
万国殡仪馆，是美国人开办在上海的第一家正规殡仪馆。
1925年，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华凯斯柯特公司瞄准商机，向一位旅沪德国侨民租下了位于今胶州路207号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用于开办万国殡仪馆。1934年，时任经理的美国人施高德将万国殡仪馆改组为独资企业，自任老板，同时承办“高等”华人丧事。万国殡仪馆的底层礼厅原来全为西式装饰，内置钢琴一架。外侨丧礼由神父或牧师主持，唱诗班在钢琴伴奏下齐唱赞美诗《天堂再相会》，以示送魂入天堂。自施高德独掌该馆后，遇华人丧事亦允许在西式礼厅内吹打中国民乐，大做水陆道场。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刺后，葬仪在万国殡仪馆举行；1935年3月11日，这里曾经吊唁过自杀的一代影星阮玲玉。
鲁迅先生逝世后，经冯雪峰、宋庆龄与许广平、周建人等商量，决定出殡事宜由上海万国殡仪馆承办。并告知这是一代文化伟人，只是群众吊唁，瞻仰遗容，不要西式仪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天下午3点，万国殡仪馆的黑色柩车开进了大陆新村。平时住户都从后门出入，前门不常开启。这天，前门打开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鲁迅的遗体用白布裹着舁下楼，郑重地放进柩车里的西式铜棺。许广平和海婴母子从屋门口、楼梯上一直到前门口，悲痛地送别先生和爸爸。
鲁迅先生告别了自己的书房和病榻，告别了从不释手的书籍和画册，告别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爱子，以及手足之亲的三弟，告别了生活三年多的大陆新村九号和温暖的家……
内山完造等内山书店职工送的花圈，从家里移到黑色柩车顶上，萧军、黄源等跟车前往殡仪馆。鲁迅身上穿着他生前所爱穿的咖啡色旧绸袍，上面覆盖着褐色棉被，上及胸际。在灯柱旁看到他的遗容，两颊瘦削，双目紧闭，浓浓的短须耸在唇上，脸上依旧透出他不屈的性格和永不休战的英气。灵床四周，摆放着景仰者致送的花圈、花篮，鲜花泛着沁人心脾的浓郁花香。
是夜，萧军、黄源、胡风、雨田、周文五位青年作家守灵。萧军一直跪在先生的灵前，直到夜深人静时也不肯起来，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感谢。翌日清晨，胡风原是被安排回大陆新村看家的，却又被叫到殡仪馆来。冯雪峰告诉他，要黎烈文担任治丧处长，他是中间人士，对付环境便利些。但胡风见到黎烈文时，向他提出此事，被黎烈文“一口拒绝了”。胡风只好当了实际上的负责人，料理事务，决定丧事程序，如群众瞻仰遗体的时间、灵前守夜人名单等。萧军做了活动的总指挥，黄源和雨田、周文、孟十还等人做“灵前司事”，却都没有任何名义。
1936年10月21日《申报》等报刊刊登讣告：鲁迅（周树人）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病卒于上海寓所，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20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21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为各界人士瞻仰遗容和礼祭的时间，21日下午3时入殓，22日下午2时在虹桥万国公墓下葬。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及表示哀悼的挽辞花圈以外，谢绝一切金钱赠送，谨此讣告。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
1932年11月10日，鲁迅北上省亲。在京期间，他赴北京大学等五所大学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图为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鲁迅先生位于北京宫门口三条二十一号的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组成部分。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万国公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6年将鲁迅墓迁建于虹口公园。图为1956年鲁迅灵柩移柩仪式在万国公墓礼堂举行。
2 灵桌上放着笔纸和墨水
鲁迅先生的遗体原来停在二楼二号房间，布置得不错，楼梯上铺着地毯，前来悼念的人很多，但没有一点声响，脚步也很轻。由于人越来越多，为了便于大众瞻仰，鲁迅先生的遗体移到楼下的礼堂里。
没有什么繁缛的装饰，挂满黑字白布的各式挽联、挽词，上面写着沉痛的语句。门框上挂有十六位青年作家合献的中间有五角星的轭形鲜花拱门。列有一个名单，他们是：草明、张天翼、樨公、姚克、屠琪、周文、萧红、路丁、华沙、胡风、契萌、欧阳山、萧军、奚如、周颖、聂绀弩。灵堂设在厅之西端。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以世界语文字及拉丁字书就的两幅巨大布额悬挂在两侧；法电工人读书班所献的松柏牌坊，上书“失我良师”四个大字。
灵堂正面是鲁迅遗像，四周堆满花篮，中间安放着蔡元培、何香凝等各界人士献的花圈。灵桌上另置一张小照片，这是鲁迅在木刻展上与青年木刻家交谈抽烟的照片，为沙飞所摄。遗像两旁供着两瓶鲜花，上面插着两张纸条，写着“鲁迅老师千古，十二个青年敬献”。下面放着一张由木刻家力群所作的木刻《鲁迅像》，这是鲁迅生前满意的作品，曾介绍刊出。灵桌上放着鲁迅生前用的一本稿纸，一个笔架，一瓶墨水和一支钢笔等文具用品。
蔡元培所撰的挽联，悬于遗体左右之壁间，联词是：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来自各界的悼念者，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和穿得破旧的，成千上万，不经邀约，不凭通知，都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长串。静待的民众列着队，很有秩序地分十人一组进入院子，又从礼堂西端入口处一个侧门挪进灵堂，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没有一丝混乱。由于黑纱需用量太大，几个女子赶制黑纱圈，仍然供不应求，后来赶来吊唁的人只好仅留下签字了。
3 “仇敌”亲赴灵堂吊唁
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概都知道鲁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于是，在很多人眼里， 鲁迅和徐懋庸自然算是“有仇”了。
10月19日，徐懋庸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鲁迅逝世了。这对于他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的悲痛，是异于一般人，是无法表达的。他写了一副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徐懋庸感到，是鲁迅误会了他，在他心目中，鲁迅始终是革命的朋友。他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会谅解他。但是，晚了，人死不能复生！上联的问题，是没法说清的了。如果还是“自问”，那么他觉得自己对鲁迅确非敌人，然而现在人们的看法可难说了。至于下联的那种遗憾，他始终是深深地感觉到的。徐懋庸流的眼泪不比其他人少，他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去殡仪馆凭吊的人很多，徐懋庸也很想去，但有人劝告他不要去，去了恐会受到群众的冲击，至少是怒视的。他只好托楼下曹聚仁的夫人王春翠把他的挽联带去。当王春翠把徐懋庸的挽联送到治丧委员会时，大家连忙展读，每个人显示出不同的脸色，惊叹、迷惑或鄙夷……
后来，徐懋庸考虑：去，固然有可能受到冲击；不去，也会被人们认为真正是对鲁迅绝情了。怎么办呢？于是也还是“自问”，到底要不要去追悼，结果还是去了，他在先生的遗体前站了一分钟，各种难受的目光是受到了，冲击却没有。
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的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孔祥熙，也给鲁迅送了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中共中央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蒋介石只是让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
4 丧事受到特务监视
当时，茅盾正在家乡浙江桐乡乌镇，他接到鲁迅逝世的电报后，立即出发前往上海，但无奈痔疮发作，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只得请夫人孔德沚代表他参加。
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虽不能亲身吊唁，但却送来了挽联：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送两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时在福州的郁达夫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连夜致电许广平表示哀悼。第二天即从南台赶坐赴沪的轮船，在船上作《对于鲁迅死的感想》。两天后又写下了著名的《怀鲁迅》。10月23日，郁达夫在上海《立报》上刊出了题词：鲁迅虽死，精神当与中华民族永存。
鲁迅去世前几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夏衍，鲁迅病情严重。格莱尼契是美国的一名新闻记者，他办事细致，讲话不多……他介绍到鲁迅病情的时候，嗓音嘶哑，他两眼凝视着夏衍，要夏衍把这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
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夏衍当然是能够理解的。当天夏衍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夏衍想只有沙汀也许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夏衍告诉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夏衍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他，说鲁迅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他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夏衍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代表他们去向遗体致哀。当天晚上，夏衍和章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沙千里还告诉他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夏衍、周扬特别保持警惕。
20日上午，沙汀到了殡仪馆。胡风一见到他，顿时忘记前嫌，拉住沙汀的手便哭起来。沙汀通过胡风的手传来的一阵颤抖，深深感到了胡风痛失恩师鲁迅后的悲伤心境。
5 青年作家在狱中写悼文
在殡仪馆瞻仰遗容本来预定是一天，但是来瞻仰的人多得出乎预料，所以又延长了两天。据统计，21日前来吊唁的人，总数不下五六千，团体增加到八十多个。可以说，鲁迅的逝世，在社会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甚至给上海监狱的难友们也带来了极大的震惊！
一位牢狱医务所的青年看护兵，偷偷从门洞塞给青年作家楼适夷一片上海报纸的剪报时，楼适夷一下子茫然失色，难道这又是敌人的造谣么？然而又不像，他不禁想起鲁迅对自己的关怀与帮助。在楼适夷入狱后，鲁迅还把楼很稚嫩的两篇小说，介绍给美国友人伊罗生，翻译成英文，编入题为《草鞋脚》的中国短篇小说选集里。楼适夷通过其弟弟楼炜春与鲁迅取得联系后，鲁迅又应他的请求往监狱送来许多文艺理论书籍的中日译本，特别是送来一部先生亲手编校印行的青丝绒面精装的《海上述林》。他在狱中坚持自学外语，搞些翻译，译稿经过同情革命的狱官传到外面，鲁迅先生看见了，主动提出，停止自己的翻译，请《中学生》杂志刊登他的译稿。
而受到鲁迅帮助的青年，何止楼适夷一人，先生时时为被捕的青年捐助营救的费用，给家属接济生活，给狱中输送书刊。也有刚从狱中出来的青年，无亲无友，流浪街头，生活无着，首先找到先生并得到无私的援手。身受其惠而终生念念不忘的，就不胜枚举……
当楼适夷从悲痛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他在牢房里的黑石板上，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这是难友间平时通讯的一种方法。一会儿，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互相传达了这个震动心魄的消息，很快地就传遍了整个监牢。
第二天，大家照例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互相见面，各人臂上都已佩好一块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当作哀悼的丧纱，这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对先生表示哀思的仪式，同时，也成为他们对敌的示威。每个人脸色阴沉，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的人还在低低地哭泣；有的人避开看守的耳目，互相交换着低语。有几人对楼适夷说：“你应该代表我们写一篇悼文。”后来青年看护兵偷偷送来纸笔，楼适夷就在牢房的床板上，按照大家的嘱咐写了《深渊的哭声》，寄给在上海的黄源，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