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北有中华,南有古籍”,说的是中国古籍出版界的两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事实上,名字中带有“古籍”二字的出版社并不少,但在这里,“古籍”却成了的专有名词,可见其在业界、学界的影响和声誉。

能够取得如此的影响和声誉,与上古60年来出版一批又一批的高品质图书有关,自然也与其坚持服务大众、服务学术、坚守品格的出版旨趣密不可分。10月31日,上古六十周年社庆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新老编辑共忆编纂旧事,专家学者追述其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六十周年纪念会

重塑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上古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在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于1956年11月成立。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习称“中华上编”,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古。

中华上编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1960年代,针对缺乏适合初涉古代文化的青年读者的读物,中华上编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了《中华活页文选》。上古退休副编审江建忠回忆,《中华活页文选》一经出版便风行当时,成为中华上编在广大读者群中渗透力最强的出版物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中华活页文选》

沿着这一思路出版的普及性读物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十三经译注》等等。这些普及读物下的功夫很大。例如,为了做好《唐诗一百首》,当时先印了几百本试印本,广泛征求意见,范围上至中康生、陈伯达、上海市领导柯庆施,下至印刷厂工人。最后行销了上百万册。

这些普及性读物都曾起到引领读者的作用,为重塑国人对传统古典文化的热情和熟习作出了巨大贡献。要知道,中国近代在西方冲击下为改革图强,倡导新文化,建立新观念,对旧传统予以决绝摒弃:化繁体为简体,驱文言而用白话,旧伦理日渐消亡,新道德难言建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梁启超在五四后的《欧游心影录》中看到的西方道德缺陷和中国文化价值,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引起全社会的普遍认知。

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百年传续中,大学、研究院校的少数精英学者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出版文化系统的贡献尤不能忽视。“里面的老成编辑,不仅有自己的建树,更能将学者的著述传递给社会上的读者,为学术传承做出了不朽的工作”。

重大丛书全面带动当代学术提升

进入到新时期,因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古籍整理、独占性的资料集成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著作,上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海内外古代文学典籍出版的重镇。其中代表性的出版物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黑水城文献集成》、《古本小说集成》等。这些重大丛书和出版项目的决策,用陈尚君的话来说就是“头颅一掷,气吞山河”。

而从结果上来说,陈尚君认为,这些选题全面带动了当代学术的提升。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时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已经出版136种,上古社长高克勤称其为“我社学术含量最高、获奖最多、最能体现专业精品图书特色的大型丛书,也是体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标志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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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上古以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在学术界的支持下,以一社之力,历时十余年,来往于欧亚间,从俄、法、英等国拍摄或取得流落在异域近百年的西域敦煌文献,影印、复制出版为《敦煌西域文献集成》、《黑水城文献集成》,对当代学术的提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俄藏敦煌文献》所收为举世罕见的秘籍,所有文献均为国际上首次披露,轰动一时。

《俄藏黑水城文献》则有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波斯文等书籍和经卷,以及陶器、铁器、织品、雕塑品和绘画等珍贵文物,大部分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文物文献数量很大,版本大都完整,是研究西夏王朝甚至于和西夏王朝同时的宋、辽、金王朝,还有元朝历史的“无价之宝”。

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等学术领域能够成为显学,以及能够与国际对话,这些文献的引进和出版功不可没。

另外,在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华上编也十分重视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引进、推介,有选择地出版了《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的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以刊发高质量的文史哲研究论文享誉海内外学术界四十余年,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更是用“崇高”二字形容其在学界的声誉。

既能出书,又能出人

六十年来,上古不仅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及学术著作,而且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编辑、学者,可谓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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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民

在上古社史上,李俊民是绕不过去的人。从1956年11月上古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开始,李俊民陪伴上古近40年。在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伊始,李俊民就四处网罗人才,除了原属于新文艺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编辑组的钱伯城、王勉等,还调来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刘哲民和胡道静等,以及梅林、俞鸿模、何满子等人。他还动员了时任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历史科主任刘拜山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这些都是以创作、研究见长的编辑。所以,编辑部虽然只有十几位编辑,但都是才学之士,一时人才济济,何满子曾在《新民晚报》上撰文说:俊老“私下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是胜任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影印出版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李俊民特别重视对编辑的培养,曾说“出版社要出好书的关键,是要提高编辑业务水平,叫做既要出书,又要出人。”他特意请来周予同、谭其骧、徐震堮等学者来社里讲授治学方法和学术热点,也鼓励青年编辑写作、研究。在这种理念下,上古才得以涌现“三驾马车”、“四大编审”,以及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者型编辑。

好的编辑是出版好书的保障,而好的决策层对于团队的发展则尤为重要。在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十分能体现决策层的魄力和眼光。对当时的上古来说,《续修四库全书》既担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机遇。因为当时的上古正处于基建重大发展时期,处处要钱,挤压着《续四库》的资金投入,而且这类重大项目需要五到十年以上大量人力、财力的支持,短期产出较少。

但在以李国章为首的新一届上古决策层看到,《续四库》虽然短期难见产出,但就如同蓄水池一般,在未来不仅可以带来超乎投入的经济效益,且会以其重大的学术影响,提升出版社的品牌和地位。李国章觉得,即使举债,也要编辑出版《续四库》。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2002年4月,这部历时8年编修的中国迄今为止最大型的丛书问世,不仅为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1800册图书砌起来的“书墙”更为上古铸就了一座品牌的丰碑。

“出人”不仅体现在社内优秀编辑的涌现,同时还体现在对于优秀作者的发掘。陈尚君回忆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最近几十年的中坚学者,他们的起步和成长都与上古的支持有关。“如章培恒先生的成名作《洪昇年谱》,王水照先生的第一本书《宋代散文选注》以及备受好评的《苏轼选集》都是。我本人是读着古籍社的书摸进学术门槛,第一篇学术长文《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2期,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现在,他又决定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唐五代诗全编》交给上古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60年:这个班子办一个中文系是胜任的

《诗经今注》等作品

服务学术,坚守品格

一个甲子形成的品牌究竟有多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中国高校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在写论文引用文献时,如果有上古或中华点校本不用,而用了其他版本的几乎是一定会被老师骂的。

能够被学界如此信任,在陈尚君看来,这是上古始终坚持服务学术、坚守品格的文化品位决定的。以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为例》,本已十分完善,为读者可以信任的通行本。但是书出版后,编辑即会告诉作者可以不断完善增补,鼓励作者在有生之年继续修订,增加新材料和新研究。上古副总编辑奚彤云说,邓广铭《稼轩词系年校注》就是最有名的范例,其前后修订达三四次,三版的篇幅比一版时增加一倍以上,邓先生去世后,其女邓小南教授又提供了作者在旧版上新增的修订,上古依次又予以重排。学人严谨,编辑慎重,相得益彰。

展现辞典编辑对文字工作慎重和用心的日本电影《编舟记》曾感动了许多中国观众,实际上,像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对学术负责,对读者用心,对文化传承有担当的出版社,同样值得我们感动。用陈尚君的话来说,出版社和学人共同承担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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